雙體實驗室已陸續推出了《中國最先現代化轉型的兩門人文學科》《歷史學和文學的脫胎與重構》《姍姍來遲的“中國哲學”》系列文章，分析了中國地理學、語言學、歷史學、文學和哲學的現代化轉型歷程。今天的這篇文章是“觀念轉變與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主題系列文章的最後一篇，旨在說明新文化運動、釐定新詞與現代人文學科確立的關係。
1913年發生了兩件在學術史上有指標意義的大事。第一件大事是這年年初教育部頒佈《大學令》和《大學規程》，規定大學設置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科、農科、工科七門學科。其中文科取消了經學科，分為哲學、文學、歷史學和地理學。它表明，中國的學術和教育已納入了世界通行的現代體系。第二件大事是總統高級顧問馬相伯上書袁世凱建言以“法國阿伽代米”（即法蘭西學術院）為榜樣，設置國家級別的最高學術機構“函夏考文苑”，是為創建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提案。
馬相伯指出，成立國家級的最高研究機構，必須立即著手做兩件事情：第一是“作新舊學”，第二是“釐正新詞”。所謂“作新舊學”是用現代觀念對中國傳統舊學進行改造，使其系統化成為新學；這正是本文從觀念轉變來分析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的研究背景。當時，又是什麼原因令馬相伯認為與“作新舊學”同等重要的當務之急是“釐定新詞”呢？據語言學家研究，“如果一篇文章中未知詞語超過百分之十，讀者將無法準確理解文章的意義”，而從清末到五四前新詞的數量已佔到漢語3000常用詞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造成溝通的極大困難。馬相伯正是針對在第二階段中大量新詞在使用中引起的混亂，而提出“釐正新詞”的主張。
表面上，馬相伯的是針對二十世紀前十年漢語新詞爆炸引起溝通交流困難而言，其實，語言用詞的混亂背後是思想的混亂。而新文化運動正是一個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結束混亂的時代。這一思想運動也包括了語言更新的白話文運動，結束了文言文獨霸書面語言，在現代漢語定型過程中，逐步釐定、規範了現代術語。從1913年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十五年間中國的思想和語言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洗刷和再造。從此，人文學科才真正走出要不要現代轉型的困擾，進入發展的新時期。
新文化運動、釐定新詞及現代人文學科的確立
文/劉青峰 金觀濤
縱觀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建立的內在邏輯，可以發現兩點。第一，其形成的先後取決於不同學科和儒學分離的難易；第二，儒學義理（作為人文研究核心）成為中國哲學研究對象，是由全盤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推動的。為什麼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會有這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由現代學術本身的性質規定。現代性起源於西方，其實質是理性（ratio）和基督教信仰的二元分裂，即理性和現代價值從宗教信仰中獨立出來。其表現是自然法的分裂以及自然律成為理性研究對象。與自然律從自然法分離同步發生的是現代價值的核心——人權觀念的形成。這樣，現代性在認知領域的表現，就是這些本屬於基督教神學的知識領域從經院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現代工具理性認知的對象並納入現代價值系統。
最早從經院哲學中分離出來的是自然哲學，它是現代科學的母體。如果說對自然律之理性研究導致現代科學誕生，那麼對現代價值系統及它和社會與國家關係之探討則催生了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在西方的出現亦是該研究領域從傳統中分離出來（如果該學問在傳統學術中亦存在的話），經濟學從亞里士多德的家計學中脫胎而來就是典型例子。現代歷史學和文學的形成比經濟學和社會學要晚，這兩個現代學科的建立，往往依賴於並伴隨各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和民族國家的建立。蘭克（Leopoldvon Ranke）的現代史學觀和德國文學在狂飆運動中形成，都是很好的例子。
中國文明現代轉型的前提是學習西方現代價值系統。因人文研究內容原來就是存在於傳統文化（儒學）的內容，故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建立的順序取決於學習過程中相應領域知識系統與儒學分離的難易程度。儒學本是一個包羅萬有的大口袋，幾乎可以將所有傳統學問都包容進去。曾國藩曾將學術分為四類：“曰義理，曰考據，曰詞章，曰經濟。”其中義理是儒學的核心，考據和詞章亦是中堅部分；“經濟”作為經世濟民之學是儒學的應用，那些與強化事功能力有關的形形色色實用知識則處於儒學的邊緣。故當西方衝擊來臨時，其邊緣部分最容易與儒學分離，最早被學習而來的現代價值系統所支配。
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全面學習現代價值的前提是理性和終極關懷的二元分裂。它表現在思想上，就是中西二分二元論的確立，即公理和儒家倫理的分離。由此可以理解，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確立雖然比西方晚，但也是伴隨傳統帝制解體、民國建立，到民國初年才完成。這與現代性在西方起源是同構的。
中國傳統和西方傳統的不同在於，其終極關懷是道德哲學而非神學信仰。道德哲學也必須納入現代理性研究的範圍，但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中，儒學義理並不在公理籠罩之下，所以它還不是現代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要將其納入工具理性和現代價值系統的考察對象，有賴全盤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的到來，即上述第二個特點。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儒家倫理再也不是新知識分子的終極關懷，儒學的核心價值成為工具理性考察的對象，義理之學作為哲學一部分的條件才最後成熟了。由此可以理解，為何現代人文學科形成於民國初年，而其最核心部分——中國哲學成為現代學科，一直要到經歷了新文化運動才最後完成定型。
從文、史、哲等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建立過程來看，它們是中國現代觀念形成和轉化的一部分，折射出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特點和本質，構成了人文學術研究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的獨特角色。
本文原載《二十一世紀》2011年10月號，全文主標題《觀念轉變與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註釋從略。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配圖源自網絡資料，如有侵權還請聯繫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