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後，鑑於抵抗外侮的需要，國內出現了“構建”民族英雄的高潮。
作為蒙古族“民族英雄”的成吉思汗，更是當仁不讓，成為了“中華民族”“民族英雄”的形象代表。
細密畫中的成吉思汗與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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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入侵熱河、察哈爾等省。不久，內蒙古德王召集西蒙古各旗王公召開自治會議，請求南京國民政府允其自治。基於形勢考慮，南京國民政府同意了這一提議。
1934年2月，“蒙政會”在烏蘭察布盟百靈廟成立，烏蘭察布盟盟長雲王任委員長，“只”擔任委員的德王，年輕肯幹且頗具影響力，是蒙政會的實權人物。（拓展閱讀：虛無縹緲“建國夢”：德王與“蒙疆政權”的前世今生）
德王
與此同時，“蒐羅所有關於成吉思汗之事蹟”，成為了他們的一項重要工作。
1934年，“廢歷三月二十一日”被定為“元太祖成吉思汗誕辰”，伊克昭盟札薩克（盟長）兼吉農（成吉思汗陵奉祀官）沙王參與了主祭。
沙王，漢名魁佔，成吉思汗第30代孫，達延汗第16代孫
- 1935年，鄂爾多斯再次舉行了紀念成吉思汗誕辰的祭典，典禮依舊由沙王主持，並以綏遠省府委員的身份，代表綏遠官方進行了致祭。
- 1936年的成吉思汗誕辰大典，繼續得到了官方重視。除了沙王三度擔任主祭外，蒙藏會特派綏沙虎口牧場場長黃夢雄代表前往參加。
1937年成吉思汗誕辰日，綏遠蒙漢各界人士舉行隆重致祭禮。綏遠省主席傅作義與各廳長均親臨參加，並發表了致辭：“吾人為紀念成吉思汗立功及其奮鬥精神，同時當排除蒙漢畛域，五族聯合，繼續奮鬥，爭求民族國家之自由平等”。
傅作義
說到這兒，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六百餘年前之侵掠中國者”的成吉思汗，會以正面形象示人並得以廣泛傳播？
原因很簡單，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已經處於危難之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國家處於生死存亡的至暗時刻，主流社會開始意識到，找回民族自信勢在必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名滿全球，世界偉人”的成吉思汗，便有了“正面形象構造”和“大範圍傳播”的雙重傾向。
“長城抗戰”中的中國軍隊
於是，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即“成吉思汗”經常與“救亡圖存”共同出現。
- 譬如1935年，在北平（今北京）蒙藏學校成吉思汗紀念大會上，籌備會主席雲文翰解釋為什麼要紀念成吉思汗，“表揚先烈的偉業而知所愧悔，由愧悔而省悟”; “認清我們當前的危機，而知所奮發，以恢復我們過去歷史的光榮”。
- 蒙藏學校校長稱成吉思汗“（元太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英雄”，教務長吳英荃則將成吉思汗與亞歷山大大帝和拿破崙相提並論，稱為“世界歷史上有統一世界理想之大英雄”，強調“他不但不是破壞世界文明的侵略者，而且是一位促進世界文明者”。
- 蒙藏學校學生週中孚認為，紀念成吉思汗“一方面要景仰他的武功，再方面要效法他的能幹，尤其更要效法用人不分畛域的精神。我們五大民族，打破一切畛域思想，來進行為國家為民族的事情才好”。
北平蒙藏學校舊址
可以說，此時的成吉思汗，已不止是蒙古族的英雄，已經被建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與此同時，一些與成吉思汗有關的爭議性內容，也在傳播過程中被刻意淡化。
- 暴迺權在《紀念元太祖成吉思汗之意義》（新蒙古第5期，1934年）一文中，將蒙古帝國與帝國主義做出了區分。“元太祖之於歐洲，不是侵略，也不是要消滅花剌子模，是為維持公理，是為保存民族的地位”。
- 文強在文章《曠世英雄成吉思汗》（警光週刊第16期，1935年）中，明確將成吉思汗視作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數到中國的歷史上的英雄，便頓時想到以武力橫掃歐亞兩大洲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這個雄才偉略曠世的大民族英雄，為中華民族釋放一彪炳的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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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成吉思汗紀念”更躍遷成為國內主要政黨極為重視的政治活動。
關東軍直犯察哈爾、綏遠等地區後，以德王為代表的部分王公，在日本勢力的扶持下，於1937年成立了“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即蒙疆政府）”。
與此同時，在內蒙古地區便有傳聞，“日寇要來盜取大汗的陵寢”，甚至於“這是日寇的一個奸計”。
“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的“國旗”
面對如此威脅，沙王向南京國民政府建議，將成吉思汗陵寢“奉移”至安全地帶。
1939年6月9日，沙王、鄧寶珊等蒙漢官員，分別與伊金霍洛、蘇定霍洛兩地致祭成吉思汗陵及其遺劍。祭禮完畢後，即開始了遷移成陵的進程。
客觀地說，此時的成吉思汗陵，已經與“國家榮辱”和“民族大義”緊密聯繫在了一起。成陵遷移，被賦予了非常強的政治意義。
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陵於15日過榆林。“陵寢由北門進入，穿城而過，未停留即出南門”。據相關史料記載，“榆城全市懸旗，出城列隊歡迎的公務員、軍隊、學生、商民綿亙數里，全城鳴放爆竹”。
21日，隊伍抵達延安。據相關史料記載，“延安市各機關、學校、部隊人員均於清晨齊赴十里鋪，共百十餘單位近萬餘人”。
- 十里鋪前用布幔佈置靈堂，中央懸“世界巨人”的橫額，兩旁懸“蒙漢兩大民族更親密的團結起來！”“承認成吉思汗精神堅持抗戰到底！”聯語。
- 靈堂前用翠草鮮花紮成高大牌樓一座，“恭迎成吉思汗靈櫬”的匾額橫懸在牌樓，歡迎群眾高呼“保衛伊金霍洛，保衛內蒙，保衛中國”、“蒙漢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
《新中華報》關於成吉思汗祭典的報道
25日，隊伍到達西安郊外。“靈車上特意懸掛了黨國旗及紅黃綵綢，各界人士參與了迎祭活動”，西北"剿匪"軍前敵總指揮蔣鼎文親自主祭，行禮後靈車啟行。“街衢懸旗結綵，遍設路祭，鞭爆聲響徹雲霄，沿街萬人空巷”。
當晚，各界代表及民眾數萬人舉行公祭，蔣鼎文依舊為主祭官。祭堂內懸有各方致祭輓聯。
- 如國民黨陝西省黨部輓聯：“毋忘大汗遺訓，廣土眾民，欲禦敵，要合眾心為一”; “實行總理主義，抗戰建國，進大同，必須意志集中。”
- 陝西教育廳廳長王捷三輓聯: “偉烈邁中西，屈指民族英雄，公自大名垂宇宙”; “馨香崇報享，傷心河山破碎，我於此處拜威靈。”
成陵內遷途中
7月1日，隊伍終於抵達甘肅，成陵“奉移”工作圓滿完成。甘肅省主席朱紹良親自主持安靈大祭。“佛殿四周，幔以黃綾，成陵居中，右為太祖御劍，左為太祖福晉靈櫬，祭儀嚴肅”。
成吉思汗陵，最終安置與甘肅興隆山大佛殿
實際上，“奉移”成陵的蒙古護送人員，也意識到了行動的“政治內涵”： 移我太祖靈櫬於安全地帶。….全體守陵達爾哈特，誓本我太祖殲滅倭寇遺志，竭誠擁護最高領袖，抗戰到底，以完成建國使命，復興民族大業。
沙王表示：“布（沙王名為沙克都爾扎布）為繼承世祖剿倭未遂之志，敬告在天之靈，祈禱默佑，事畢遄返，率領蒙古健兒與倭奮鬥，任何犧牲，決不顧惜。”
成陵西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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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後半段，有必要重點介紹一下我黨的少數民族“統戰”工作。
1940年3月31日，我黨在延安隆重召開了蒙古文化促進會成立大會。少數民族的“文化建設”，被提升到了組織制度層面。
大會主席臺高懸成吉思汗真像，除黨主要領導外，以伊克昭盟盟長沙王為首的蒙古族“代表”，以及孫科、宋慶齡為大會名譽主席團，吳玉章、林伯渠等為大會主席團悉數參加，蒙、漢、藏、回等五族同胞和安南（越南）、朝鮮等少數民族代表及各機關學校代表千餘人也加入了進來，規模可謂空前。
蒙古文化促進會會長吳玉章
客觀地說，這是黨實施各民族團結平等政策的一次實踐。
除成立專門機構外，我黨幾乎每年都要組織隆重的常規化“成吉思汗大會”。1940年7月24日，成吉思汗紀念堂落成，並舉行了夏季公祭成吉思汗活動，據相關資料記載：
- 主會場紅色橫聯題有“成吉思汗紀念堂”幾個大字，下面懸著黃色的題為“世界巨人”的橫匾。
- 主席臺懸有成吉思汗畫像，兩旁懸有馬、恩、列、斯及主席畫像，古今世界巨人可謂薈萃一堂。
延安“成吉思汗紀念堂”遺址
- 1942年，延安各界召開春季公祭成吉思汗紀念大會。成吉思汗紀念堂中央端置成吉思汗石膏像，周圍貼掛有蒙古人民生活風俗速寫。
- 1944年，成吉思汗春祭的成吉思汗紀念堂，成吉思汗石膏像前堆著供品、全羊和五杯清澈的酒水，四周貼滿蒙文美術標語。
值得注意的是，紀念儀式程序無不尊重蒙古文化與習俗，處處體現著“民族團結”與“民族平等”的理念。
而紀念大會常規設置的報告、演講等環節的內容表述，主要具備以下幾個特點：
1）發掘成吉思汗的歷史記憶，稱頌其偉大功績。
- 1940年成吉思汗紀念會上，吳玉章強調，“（成吉思汗）由很小的被壓迫的部落振作起來，為民族雪恥，為父兄報仇，抵抗外族侵略，打敗了強大的金國”。
- 1941年成吉思汗紀念會上，朱德強調，“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他打退了強鄰的進攻”。
- 1942年成吉思汗紀念會上，吳玉章強調，“（成吉思汗）為蒙古人所崇拜，為世界人士所稱道，他建立過地跨歐亞的一個大國家，他能團結民族來抵禦外侮，始終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和敵人搏鬥”。
由謝覺哉主筆的“成吉思汗祭文”
2）強調成吉思汗的民族精神，激勵民族進行堅決抗戰。
- 1940年成吉思汗紀念大會上，吳玉章稱，“（成吉思汗）就是要發揚我民族團結禦侮的偉大精神，團結國內各民族爭取抗戰勝利”。
- 1941年成吉思汗紀念會上，李維漢闡述了紀念成吉思汗的四點意義，其中兩點指向“民族精神”——“學習成吉思汗‘團結內部，擊退外敵’的民族精神”；“幫助蒙古同胞復活成吉思汗的民族精神”。
- 1944年成吉思汗春祭，烏蘭夫發表紀念文章，稱讚成吉思汗“那種反抗侵略，團結禦侮的偉大精神，實是使弱小的蒙古民族，一變而為威震寰宇的強大民族的重要因素，繼續這種光輝的傳統，是我們每一個成吉思汗的子孫在今天對日抗戰中應有的精神”。
延安時期的烏蘭夫
3）宣傳我黨的民族政策。
坦誠說，我黨紀念成吉思汗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展示“提倡民族團結、民族平等”的先進民族政策。
- 1940 年成吉思汗紀念會上，董必武認為，紀念成吉思汗“要實行民族平等，研究優良的蒙古文化，將它繼承和發揚起來，構成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一部份”。
- 1942年成吉思汗紀念會，邊府委員那素滴勒蓋（陝甘寧邊區政府軍委員，1943年在延安犧牲）稱：“我們蒙古人要以成吉思汗的精神來團結各民族，….只要全中國的民族團結起來，一定可以戰勝我們的共同敵人———日本強盜。”
烏蘭夫撰寫的成吉思汗紀念文章，非常清晰地闡述了共產黨“團結平等的民族政策”，並對國民政府的“大漢族主義”政策，進行了猛烈抨擊。
….但自一九二七年以後，這種政策卻為大漢族主義所代替，復陷千萬蒙胞於同化高壓之下。直至抗戰後，還影響到蒙古民族的團結抗日，這是非常不幸的….蒙古民族的解放道路，將依靠在蒙胞和共產黨的團結和互相信賴上面。
“民族英雄”，是一個含義極廣、包容極強的概念。而成吉思汗被構建成“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既有“功利性”的含義，也是時代必然。
在整個中華民族處在危難之時，我們需要團結中國各民族共同抗日。因此，少數民族的“民族英雄”被納入“中華民族”的“英雄譜”，自然水到渠成。於是，成吉思汗不僅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更成為了全國各族人民抗擊外侮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