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作為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被稱為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開山之作，並在漢代被列為五經之一，作為經典供學子學習研讀。可以說，在漢代《詩經》的研讀就已經在訓詁、句式、文章主旨等方面達到了成熟，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齊魯韓毛四家詩，奠定了詩學研究的範式，影響了後世詩學的發展。同時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那就是漢代以前詩學也就是先秦詩學的發展是怎樣的？
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上海博物館在香港文物市場購回一批戰國楚簡，經過馬承源先生等的學者的整理，其中有29支竹簡1006個字涉及了談論《詩經》的內容，並且因其中有6處"孔子曰"，所以馬承源先生將其命名為《孔子詩論》。雖然之後陸續有學者認為其作者可能不是孔子，亦或是子夏、子羔或者另有他人，但這篇談論《詩經》戰國楚竹書的名稱仍就以《孔子詩論》為名。可以說，上博簡《孔子詩論》的發現，彌補了先秦詩學研究的空白，為先秦詩學的研究提供大量有價值的文獻材料，可謂是中國詩學的開山之作。
在上博簡《孔子詩論》發現之前，關於先秦詩學的文獻資料大多零散分佈在《論語》、《左傳》、《國語》、《孔從子》、《孟子》等之中，且大多引用就是為了闡述自己的觀點，附和春秋時期"斷章取義"的用詩風氣，根本不會從詩的本義出發，更不用說關注詩本身所表達的意思主旨了，這一特點在上述幾部著作中表現尤為突出，比如《左傳》中就有大量在外交場合引詩來表達邦國之間的賓主盡歡的情誼。在我們所熟知的《論語》裡，孔子引詩也不過是為了突出教化作用。而在上博簡《孔子詩論》中，這種情況可以說幾乎沒有，它大多是從詩的本義出發，闡述詩歌的主旨，就詩論詩，雖然尚處於以詩論詩的雛形階段，但是對於當時的社會風氣下的論詩形式而言，已經是一大進步。
"詩言志"作為中國詩學的傳統理論之一，自其產生之時到現在仍有重要的影響。《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的"詩以言志"。《尚書·堯典》中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莊子·天下篇》說："詩以道志。"《荀子·儒效》篇雲："《詩》言是其志也。"而在上博簡《孔子詩論》第一簡就提到"孔子曰：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言。"就從根本上指出了詩歌應該和音樂語言一樣本身就應該傳達作者自身的情感，是作者內在情感的外放。這與之後的《毛詩序》中所說的"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不就是同一個意思的不同說法嗎？換句話說，就是《毛詩序》有可能就是吸收上博簡《孔子詩論》的影響，並且做了更具體地論述。
上博簡《孔子詩論》不僅清晰的論述了"詩言志"的理論，而且在詩學體系的構建上仍有一定的影響。"四始說"由漢初的《魯詩》提出，就是以四類詩篇的首篇主旨來概括四類詩的主旨，構建了我國詩學史上的論詩體系。但是，隨著上博簡《孔子詩論》的文獻面世，可以發現，這種論詩體系在《孔子詩論》中已經有所顯現。其第二簡對《頌》詩的看法就是："《訟（頌）》，坪德也，多言後，其樂安而遲，其歌紳而易，其思深而遠，至矣。"在隨後第五簡中又說道："又成功者何如？曰：《訟（頌）》是也，有這簡短的兩句可知，《頌》一類的詩就是歌頌祖宗基業，主要是讚美。再說《大雅》，在第二簡中："《大夏（大雅）》，盛德也，多言……"由於簡文殘缺，所以難以得知之後的論述，但是就僅存的文字可以得知，《大雅》就是歌頌王德的。關於《小雅》，第三簡中說到："多言難，而悁懟者也，哀矣，少矣。"雖然主語殘缺，但是整理者馬承源先生認為其是對《小雅》的評論，小雅，多抒發人生苦難，揭露統治者的荒謬。最後再說《國風》，也就是《孔子詩論》中的《邦風》，第三簡中說到："《邦風》其納物也，溥觀人俗焉，大斂財也。其言文，其聲善。"這不就是說《國風》就是樂官奉旨到各地採集詩歌，用來觀風俗的。也就是說，在《孔子詩論》中作者已經注意到對四類詩的主旨的總體概括，並且對每一類的的首篇詩歌都有所提及概括，如第五簡中提到："《清廟》，王德也，至矣。"等等。或許可以這樣說，也許是漢初《魯詩》的傳承者看到《孔子詩論》，並吸取其中的內容，在此基礎上提出"四始說"，構建了中國詩學的理論體系。
上博簡《孔子詩論》除了對"詩言志"和詩學理論體系的構建有所影響之外，更重要的在於突破了當時斷章取義的論詩方式，而從詩的本義出發，談論詩歌的內容和情感。下面以第八簡、第九簡和第十簡為例做簡單闡釋，《孔子詩論》第八簡："《十月》善諀言；《雨無正》、《節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小旻》多疑心，言不中志也；《小宛》其言不惡，小有怨焉；《小弁》、《巧言》則言流人之害也；《伐木》"；第九簡："實咎於其也；《天保》其得祿蔑疆矣，巽寡、德古也；《祈父》之責，亦有以也；《黃鳥》則困天，欲反其古也，多恥者其病之乎？《菁菁者莪》則以人益也；《裳裳者華》則"；第十簡："《關雎》之攺；《梂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褒；《綠衣》之思；《燕燕》之情。蓋曰動而偕賢於其初者。《關雎》以色喻於禮，"。《孔子詩論》作者用一句話、兩個字、甚至一個字精準的概括了詩篇的內容，由上面原簡文字可以看出，其看重的是作者內心情感的抒發，而非教化或者政教的意義，用心論詩，自然就超脫於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更看重詩篇本身的內容。正是由於這樣一種新的論詩方式的出現，才為先秦論詩風氣注入一股清流，從根本上推動了先秦詩學的發展。
上博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的發現整理，為先秦詩學的研究提供了強大的文獻資料支撐，我們才可以從中窺探先秦詩學的發展，梳理其發展的脈絡。可以說，《孔子詩論》就是中國詩學研究的開山之作，正是由於其的流傳與發展，漢代齊魯韓毛四家詩的出現，使得詩學在漢代的發展就已達到成熟，併為後續中國幾千年的詩學發展提供範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