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北京大學學生於5月4日 高舉校標,手執旗幟，從紅樓出發,向天安門廣場集
編者按：五四運動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新民主主義的開端，是民族復興的歷史起點。作為這場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大學不僅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更在90年的時間裡將五四運動所提倡的“民主”、“科學”精神發揚光大。本專欄將連續5期摘登著名黨史專家、北京大學前副校長沙健孫教授的幾篇文章，以此紀念五四運動90週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並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五四運動就發生在辛亥革命失敗以後、北洋軍閥統治的時期。
引發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1919年1月，討論處理戰後問題的“和平會議”在巴黎召開。作為戰勝國之一，中國政府也應邀參加巴黎和會。在討論德屬殖民地問題時，中國政府代表團提出了收回被德國侵佔的山東權益問題。但是，日本卻要求繼承德國原先侵佔的在中國山東的特權。
1919年2月，北京大學學生召開全體大會，並推出代表聯合各校學生，致電巴黎專使，要求力爭山東主權。然而，英美法三國會議議定的和約有關條款，竟然承認了日本的無理要求，而北洋軍閥政府竟然準備在這樣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字。
消息傳到國內，中國人民鬱積已久的憤怒如火山一般地爆發出來了。一場以學生運動為先導的轟轟烈烈的全國規模的愛國運動由此開始。
5月2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從官方人士處得知，北京政府已密電中國專使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他將這個情況告知北大學生、《國民雜誌》社的許德珩以及《新潮》社的羅家倫等。許德珩回憶說：“我從蔡校長那裡得到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便約集參加《國民雜誌》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高工一位學生代表夏秀峰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大家激動得眼睛裡要冒出火來。於是發出通知，決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時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後來的北大三院）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並約北京13箇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
5月3日晚，大會如期舉行。學生代表爭相上臺發表演講，個個慷慨激昂，聲淚俱下，氣氛十分悲壯。他們發出了“維護民族尊嚴”、“保衛祖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強烈呼聲，並且要求嚴懲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親日派賣國賊。
會議進行中，北大預科一年級學生劉仁靜拿出一把菜刀要當場自殺，想以此激勵國人，但立即被勸阻。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當場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書“還我青島”四字，以示為捍衛國家主權而鬥爭到底的決心。大會決定，第二天即5月4日，北大協同其他兄弟學校齊集天安門舉行愛國大示威。
北大學生的愛國行動得到了校長蔡元培的支持。許德珩回憶說：“由於（大會）推定我寫宣言，蔡先生立即批了條子，讓庶務科給我一刀紙，以便印發宣言。”
5月4日下午1點鐘左右，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餘人，舉著大、小旗子，從四面八方彙集到了天安門，圍立在金水橋前的兩個華表之下，面對前來企圖驅散群眾的反動軍警，學生們高呼“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寧為玉碎，勿為瓦全”等口號。他們在廣場上開了一次群眾大會，許多人發表了演說。大會決議先向各國公使館遊行示威，再向總統府請願，要求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拒絕對巴黎和約簽字。
北京學生為這次活動準備了兩個宣言。一個是許德珩用文言寫的，其中說：“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國同胞處其大地，有此河山，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另一個是羅家倫用白話寫的，其中呼籲“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呼籲“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宣言最後號召：“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
學生遊行隊伍由天安門出中華門來到使館區東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於鐵柵欄之外。3000多青年學生在烈日下被曬了兩個小時，後大家決定，到趙家樓衚衕曹汝霖家裡去。半小時以後，大批軍警趕到。這時，學生已散去大部分，軍警乃敢逮捕徒步散歸者。當時被捕者32人，其中北大學生20人。由於學生們的抗議，和經蔡元培等組成的校長團的營救，被捕學生於5月7日獲釋。
被捕學生雖然獲釋了，但是學生提出的“和會不得簽字”和“懲辦國賊”等要求沒有得到滿足。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2萬5千名學生遂舉行總罷課。他們還組織講演團，到街頭向群眾作宣傳，並發動抵制日貨的活動，反動當局對學生的愛國行動實行武力鎮壓。6月3日，到街頭宣傳的學生有170多人遭到逮捕。4日，學生到街頭繼續講演，當天被捕者達700多人。5日，2000多學生分三路到街頭講演，軍警更出動馬隊驅趕聽講的群眾。
學生的愛國運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和支持。5月7日，上海學生及各界人士即舉行有2萬人參加的國民大會和示威遊行，以示聲援。6月4日，當“六三”大逮捕的消息傳來，上海學生更紛紛走上街頭，按戶動員各商號自5號起一律罷市。
當時，學生們並沒有想到去動員工人，但工人卻自動起來鬥爭了。6月5日，上海日本紗廠的工人首先自發地開始罷工。其他工廠、書局、碼頭、鐵路等工人也相繼罷工。據記載，參加罷工的工人有六七萬人。實際的數字可能還不止於此。在工人罷工的同時，商人也開始陸續罷市，學生則堅持並擴大罷課。上海的“三罷”實現了。他們表示：“不誅國賊，誓不開市。”
在上海“三罷”實現之後，北京、唐山、漢口、南京、長沙等地工人也相繼舉行罷工，許多大中城市的商人舉行罷市，學生舉行罷課，鬥爭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擴展到了全國20多個省區、100多個城市。
以6月5日上海“三罷”為標誌，五四運動突破了知識分子的狹小範圍，“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了”（毛澤東）。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鬥爭的主力由學生逐漸轉向工人。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作為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這對於這場鬥爭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迫於群眾的壓力，6月7日，北京政府宣佈釋放被捕學生。學生堅決不出拘留所，直到曹、章、陸被免職，他們才返回學校。
6月10日，北京政府下達免除曹、章、陸本職的命令。歷來輕視民意、一意孤行的政府不得不屈服於群眾的壓力，把它們想加以庇護的三個親日派官僚免職了，這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鮮見的事情。這是五四運動取得的一個勝利。
曹、章、陸雖被免職，但山東問題尚未解決。因此，群眾的鬥爭並沒有停止，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更為重要的拒籤巴黎和約這件事情上。
在巴黎和約即將交付簽字之前，6月17日，北京政府發出讓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的電令。23日，電令中國代表在簽字問題上“相機辦理”。24日，通電各省，申述所謂不能不簽字的“理由”。北京政府這種懼外、媚外的可恥態度，再一次激起了群眾的憤怒抗議。
5月27日，北京學生及其他群眾形成了萬餘人包圍懷仁堂總統府的壯觀局面。“反對簽訂賣國條約”的口號，此伏彼起，聲震屋瓦。6月19日，山東各界聯合會派出的由80餘人組成的請願團到達北京。山東、上海及其他地方，也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拒籤和約的鬥爭。在巴黎的中國代表還先後收到各團體或個人拍發的7千多封要求拒籤和約的電報。最後，中國代表終於沒有出席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這是繼罷免曹、章、陸以後，五四運動取得的又一個更為重大的勝利。
五四運動承接和延續了辛亥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事業，並把這個鬥爭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主要表現在：第一，五四運動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毛澤東說：“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第二，五四運動是一次真正的群眾運動，這是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進了一步的地方。如果說，辛亥革命的根本弱點之一，是沒有廣泛地動員和組織群眾；那麼，五四運動本身就是一場群眾性的革命運動。
五四運動是在新的時代和社會條件下發生的。這裡有幾個新的歷史因素值得我們注意。第一，“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毛澤東選集》第699頁）第二，“由於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陣營。”（《毛澤東選集》第558頁）五四運動由此獲得了比以往任何的革命鬥爭都更加深厚的群眾基礎。第三，受過新文化運動薰陶的年輕一代的知識界，尤其是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構成了五四運動最初的群眾隊伍和骨幹力量。
轉自《北京大學校報》，第1179期 ，作者沙健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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