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疫情防控政策，從決策過程到實施過程，都有其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約束性。
一是政治制度的約束性。美國是一個分權制衡的國家，不僅聯邦層面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間分權制衡，聯邦與州和地方之間也一樣，政府與社會之間也一樣。甚至是在行政機構內部，聯邦與州之間也有明確的職能分工，不存在上下級關係。總統沒有權力直接向州長、市長或縣長髮號施令。幷且，在美國的職能分工中，醫療和教育等事務，主要是由州承擔的。美國雖建立了一個聯邦、州和地方組成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但美國疾控中心（CDC）主要負責全國範圍內的疾病監測及發佈、制定全國疾病控制和預防策略以及從事國際合作等；具體的醫療資源，多數在州和地方政府手中。所以，當特朗普總統要求一些州實施居家令時，很多州拒絕執行。等到特朗普要求一些州放開管控、恢復經濟活動時，也照樣會遭到很多州的抗議和抵制。
二是經濟因素的約束性。美國的政府與社會之間是契約關係，它們之間的互動，往往有著高額的經濟成本。這導致無論是聯邦政府還是州政府，其實都不願意、也不敢輕易下達居家令。經濟一停擺，大量增加的失業人口是政府的沉重財政負擔。根據美國失業保險金制度，州政府一般要承擔26周以內的失業保險金。如果州失業保險金庫耗竭，可以向聯邦政府或其他州借款，或發行債券。這些都是要償還的，也是有利息的。過去一個月裡，美國失業數字是1967年以來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一次。截至4月14日，已經有2200萬美國人登記為失業者幷試圖獲得失業救濟。紐約州等6個比較富裕的州，在此情況下也最多隻能支持10個星期。還有15個州，連聯邦規定的最低標準都滿足不了。這導致很多州根本不願意接受聯邦的居家令要求。聯邦政府也不能全是空手套白狼，需要拿出真金白銀。特朗普總統正在向國會提出一個2500億美元的應急救助計劃。所以，在美國做任何事都要算算經濟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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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文化因素的約束性。美國民眾多數信仰宗教，對死亡的認知與中國人有很大區別。美國已經確診82．6萬，死亡人數超4．5萬。也許有人會以為美國人民應該已經是水深火熱、民怨沸騰了，實際情況卻是：有指責政府抗疫不力的，也有很多人不滿政府的抗疫政策“過度”，傷害了民眾的自由權。這種“美國人心真大”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們的宗教信仰。至少從18世紀初的洛克開始，自由權在西方就是不需要任何世俗法則賦予的自然權利，受到上帝意願的保障。這樣一來，宗教信仰就在兩個方面影響著人們在抗疫中的表現：一是，宗教信仰使得很多人幷不把生命權視為個人的專屬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自然力量賦予的。在失去的時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超自然力量收回的，幷不完全受世俗法則和個人意志的支配。二是，人的自由是自然權利，不是世俗法則賦予的，也不應該受到世俗法則的踐踏。這樣一來，不少美國人就表現得既不怕死，也不喜歡政府的管控措施。這讓美國抗疫部門，從聯邦到地方，從總統到州長，都比較頭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