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在贵州省金沙县务农的张本收到了2.5公斤“南优2号”杂交种子。种子是他的老同学袁隆平委托助手寄来的。
随着种子一同寄来的，还有袁隆平的信。信中详细交代了种植方法。
按照袁隆平的方法，张本每蔸秧苗只插一两株秧苗。
当地农民见了，非常吃惊，都认为张本有“毛病”。
时间证明一切，事实说明一切。秋收时，张本种的2.5亩稻田亩产达到了650公斤，比常规稻的亩产量翻一番还要多。
当地农民再一次惊呆了，甚至以为张本在田里施了什么“魔术”。
如果硬要说有“魔术”，那施展“魔术”的人，应该是袁隆平。张本是“敢吃螃蟹的人”，他的敢做，源自于他对袁隆平的信任。而袁隆平，正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金沙县县委书记专门邀请袁隆平到县里传经送宝。“新生事物”杂交水稻开始走进一块块新的田地。
当时的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给广东购买15辆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
时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的张平化提出要发动群众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把杂交水稻生产搞上去。袁隆平被任命为技术总顾问。
一支由省、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6级农业技术人员组成的近万人的“制种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海南，开始了一场堪称空前绝后的大规模制种工作。
1976年，制出的400多万公斤种子被转运到湖南，播撒在三湘大地。湖南推广的208万亩杂交水稻，平均亩产增幅在20%以上。
杂交水稻的推广应用，让广大农民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一位家在农村的大学生回忆，1976年，由于杂交水稻带来的丰产，他们家出现了以前不敢想的大好局面：全家人可以敞开肚皮吃饭了！
村村乡乡有储备，家家户户有余粮，农民们不但深情地说“用钱靠政策，吃饭靠杂交”，而且发自内心地说：“中国出了个袁隆平，我们才有了饱饭吃。”
杂交水稻的影响可不仅仅在国内，在国外一样声名显赫。西方媒体称杂交水稻是“东方魔稻”，说它为可能出现的世界性饥饿问题提供了法宝。
国际上把杂交水稻当作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那么，袁隆平是怎么把杂交水稻发明出来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袁隆平考的大学，叫重庆相辉农学院。
相辉农学院是复旦大学于抗战胜利回迁上海后，部分留下校友以复旦大学马相伯、李登辉两教授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命名的。
1950年，相辉农学院与其他院校相关专业合并创立了一所新型农业高等学府——西南农学院。
袁隆平转入西南农学院学习，主修遗传育种学。
当时的遗传学有2大流派：西方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和苏联的李森科学派。
摩尔根
奥地利的孟德尔发现了遗传学的两条基本定律，即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美国的摩尔根发现了遗传学第三定律，即连锁和互换定律，以此为基础创立了著名的基因学说。
李森科则借助斯大林的信任，鼓吹物种进化在于“外部的力量”，说“环境决定一切”，还说达尔文错在不能正确理解进化的推动力量，物种内部竞争是不存在的。
尽管那时搞“一边倒”，全盘照学苏联，但年轻的袁隆平内心里还是倾向于踏实勤奋、尊重科学的孟德尔和摩尔根。这为他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1953年8月，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当老师。
一天，袁隆平与同校的李纪春老师到黔阳县的牛婆冲劳动，回去的路上，肚子饿了，想买点东西充饥，可寻来找去，也只能买到萝卜菜汤喝。
“老李，人是铁饭是钢，没有吃的多痛苦啊！粮食问题千百年来一直困扰人类，我是学农的，见到这种情况深感惭愧。我多想自己有能力来增产粮食，让中国人有饭吃，让世界上的人有饭吃。”
袁隆平深有感触地对李纪春说。他的心里萌动了一种信念和决心，他要用自己的知识解决人类诞生以来就面临的生存难题。
第一步搞红薯嫁接，如果能成功，第二步就搞水稻高产研究，袁隆平定下了自己的目标。
1958年，袁隆平按照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获得了大丰收，最大的一蔸“红薯王”有13.5公斤。
可是第二年，袁隆平用那些种子播种，长出来的仍是“月光花”，地下却没有了去年的光景。
同时，袁隆平费尽苦心开展的一系列其他试验，如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虽然长出了“三不像”植物，但都没有获得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种。
袁隆平感到了迷茫，开始怀疑“无性杂交”的一贯正确性。
因为怀疑，袁隆平便不断搜集各种遗传学资料，从中了解遗传学发展动向。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袁隆平看到一则报道，讲DNA的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表明现代遗传学已进入到分子水平。
回头一想，自己还在搞什么无性杂交、环境引诱、风土纯化，袁隆平意识到自己被误导了，走了好几年弯路。
方向不对，功夫白费。袁隆平觉得必须回到孟德尔、摩尔根的现代遗传学道路上来。
一则诺贝尔获奖消息“惊醒”了袁隆平。另一个残酷的现实又把袁隆平从搞红薯搞小麦直接引到搞水稻上来。
1960年开始了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空前的粮食饥荒。
没有吃的，很多人倒在了田埂上、桥底下、小路旁。
一位豆蔻少女，饿极了吃观音土，排不出大便，活活憋死了。
袁隆平去乡下支农，给夜校的农民讲“红薯育种和栽培技术”，没几个人来听。另一位老师讲“水稻的高产栽培技术”，听课的人挤满了教室。
真是怪了，袁隆平问农民到底是什么原因。农民告诉他，虽然这里稻田少旱地多，多种红薯也不错。但红薯是杂粮，是水稻的搭头，没有地位，吃了不经饿，吃多了还反胃。
“施肥不如勤换种，袁老师，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稻种，我们就可告别饥荒，结束苦日子了。”
农民朴素的话语、真切的期望，深深打动了袁隆平。
“从科学上寻找高产的办法，向饥饿挑战，为中国人民解决吃饭问题，是我们学农的知识分子的天职。”
多年后，回顾当时的情景，袁隆平依然这样饱含深情地说。
“以粮为纲”，看来还得搞水稻。袁隆平的大脑里，开始只有“高产水稻”几个字。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进入梦乡的袁隆平梦见自己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他和几个朋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后来，袁隆平把这个梦叫作“禾下乘凉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把双脚迈进了稻田。
多少年来，人们已习惯于常规选种。袁隆平也曾想过通过常规稻的选育，得到高产优质的稻种。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后，袁隆平发现，常规选种增产优势不大。
怎么办？袁隆平想到了杂种优势。杂种优势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如公马和母驴生的骡子，具有优于双亲的强大体力。
然而搞杂交水稻，在理论上存在“拦路虎”。
按照遗传学经典理论及当时国际上的普遍观点，水稻是一种花器很小的自花授粉作物，异花授粉十分不易，搞杂交水稻很难行得通。
国际上许多研究人员望而却步，觉得没有可能，纷纷止步，中断研究。
“外国人没有搞成，难道中国人就不能搞成吗？”
袁隆平心中升起为国争光、为民解忧的浩然正气。他要勇闯禁区。
刚开始没有知音，袁隆平孤身前行。在校外的试验田里，袁隆平做起了杂交水稻研究。
每天课余之后，他就到试验田里去转，寻找不育株材料。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然后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自己的小屋。
惊喜在1960年7月的一个下午来到了。
袁隆平在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植株高大、穗大粒多的优异稻株，犹如鹤立鸡群。
好似发现了宝贝，袁隆平每天都来观察这个“大高个”，并做好记录。
收割时，袁隆平小心翼翼把这个稻株上结的170多粒壮谷收集起来，想作为良种培育。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第二年，这些种子的后代出来了，却参差不齐，高的高、矮的矮，早的早、迟的迟，没有一株比原来的单株好。
一般来说，出现这样的局面，应当悲观。
袁隆平却很乐观。他想到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分离定律。
可以判定，这必是一株杂交稻，因为纯种水稻的后代是不会如此分离的，只有杂交品种才会出现这样大分化的态势。
研究杂交水稻培养优良品种，一条“通天大道”来到了面前。
但必须说明，这条道路是曲折的、坎坷的。
理论上，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洛特和邓恩撰写的《细胞遗传学》明确指出，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
现实中，水稻花太小，而且每一朵水稻花都是既有雄蕊也有雌蕊。要让水稻在开花期内杂交成功，最好的办法是让其自身雄蕊处在不育状态，雌蕊才能接受其他植株的雄蕊花粉。
突破这一难关，袁隆平想到的办法是培育“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三系杂交水稻。
培育三系的关键是培育出雄性不育系，第一步棋是找到水稻中的“雄性性功能缺乏者”，也就是雄性不育株。
就这样，袁隆平迈开了向传统遗传学理论“宣战”的第一步。
“当时我国大学和科研院所有许多水稻方面的鸿儒，为什么熟视无睹，不敢去动那个禁区，而一位普通的中专教师敢于提出这一问题，这正是袁老师的高明可贵之处。”
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这样评价老师当年的行动。
1964年的夏季，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踩泥水，手里拿着放大镜，挨个检查稻穗，发现略有差异的雄蕊，就准备带回实验室进行研究。
当勘察到第6400株稻穗时，袁隆平终于发现了第一株天然不育株。
雄性不育株的发现，极大增强了袁隆平的信心。
1965年，袁隆平写出《水稻的雄性不育性》一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出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个别“学术权威”断言袁隆平对遗传学无知，一些人认为袁隆平异想天开耍儿戏。
然而，国家科委九局致函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
要大面积栽种杂交水稻，必须培育出一个水稻的“女儿国”，再为她们配上健壮的“夫君”，这样才能养育出强壮优秀的后代。
为了做试验，袁隆平找来、买来60多个瓷盆土罐，给选育出来的稻种开起了“小灶”。
可是“小灶”让动荡的年代里热情过火的人给砸烂了。袁隆平忍不住暗自落泪。
有好心人劝袁隆平：“现在是越没文化越吃香，挖地不用量角器，种田不用ABC，你何苦去搞杂交水稻呢？”
袁隆平没有动摇，他把残存的秧苗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保护。
所幸国家科委党组书记聂荣臻支持，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支持，袁隆平得以继续开展研究。
1967年的早春，天寒地冻。为了不育种子不被冻坏，袁隆平对学生说：“这些种子凝聚着我们几年的心血，保住它，就是保住了我们的命根子。”
说完，袁隆平带头示范，把种子包起来，再蒙上塑料薄膜，缠在腰上。
师生们瘦小的身体瞬间粗壮起来，大家互相看着，苦涩地笑着。
袁隆平幽默地说：“体验一下体温育秧苗颇有情趣，别看我们现在腰缠的是几粒水稻种子，也许是‘腰缠万贯'，今后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和财富的！”
1968年4月，袁隆平研究小组筛选出了具有保持能力的“青小金一号”，继而培育出了70多个不同的杂交品系。
种子多了，腰间缠不下了，袁隆平想到了光照充足、冬无严寒的海南和云南。
1968年10月，袁隆平带上2个助手，到海南陵水开展研究实验。从此，每年10月寒流席卷洞庭湖畔时，袁隆平都辗转在外，追赶着太阳走，连续有7个春节没有回家。
1969年冬，袁隆平带着助手到云南元江继续开展培育工作。1970年1月6日凌晨，发生了滇南大地震。
袁隆平他们在睡梦中惊醒，眼看着房子要垮了，便赶紧逃出去。但种子已经浸了，准备要播，他们又冒险冲进去，把种子救出来。
余震不断，他们为了把试验继续下去，就住操场、睡草席，坚持了3个月。
然而在云南元江找到的野生稻，拿到湖南进行试验，却由于生育期太长，不能抽穗。
袁隆平决定去海南寻找野生稻，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把它找到。
1970年10月，茶饭不思、夜不能寐的袁隆平带着助手再下海南，还给助手们讲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很久以前，当地有位勤劳勇敢的彝族男青年，手拿弓箭追赶一只梅花鹿，追了7天7夜，一直追赶到这里。梅花鹿被迫跳上这块石头，可眼前是茫茫大海，已无路可走。男青年正要张弓射去，梅花鹿突然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姑娘，那位彝族青年愣住了。后来，他们相亲相爱，结成了一对幸福美满的夫妻。”
助手们说喜欢听这个故事。
“我有意讲这个故事，不是浪漫，而是比喻我们也像梅花鹿一样，跑到天涯海角，无路可走，背水一战。我们现在既是师生，也是事业上的战友。我希望在这里找到机会，找到让杂交水稻研究成功的缘分！”
袁隆平的故事和幽默鼓舞着年轻的助手。
一天，袁隆平去北京请教有关专家。学生李必湖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袁隆平火速赶回海南三亚。
原来，李必湖发现了三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
反复辨认后，袁隆平激动地喊出声来：“真是绝了！真是绝了！这是一株千真万确的雄花败育的天然野生稻啊！”
兴奋之余，袁隆平把它命名为“野败”。
兵贵神速。第二天，李必湖等人便用正在抽穗的籼稻“广矮3784”与“野败”杂交。连续4天，共杂交出8个组合65朵小花。
胜利总是要接受考验。当年最后一场台风在海南登陆了，试验田秧苗被淹得只剩下叶尖。
袁隆平当时正感冒发烧，还是不顾一切，拖着带病的身体参与抢救。抢救完毕，袁隆平几乎昏过去。
但不管怎样，只要抢救到的是“宝贝”，就值了。
第二年，袁隆平他们发现，这家伙真是好东西：雄性不育，且能够保持下去。
因为“野败”的 发现，每到冬季来临，科技工作者便从内地来到海南三亚，开展杂交水稻研究。
久而久之，人们称到海南育种为“南繁”。
当然，这与袁隆平的大家风范是分不开的，他把“野败”材料无偿贡献出来，供全国农业科技工作者协作攻关。
全国18个科研单位的100多名科技工作者携带上千个稻谷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组合的回交转育，获得了多个杂交水稻品种。
可是事情很难一帆风顺。恢复系仍没有找到，找不到恢复系，就不可能育成用于大田种植的高产杂交水稻。
有人断言：这种不育系，是本质不育，永远也找不到恢复系。
还有人编出了顺口溜：三系三系，三代人也搞不成器。
在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下，不少地方下马了杂交水稻研究项目，热气腾腾的局面又冷清下来。
“我们不能受外界干扰，要一鼓作气，攻克三系配套的最后一关。”
袁隆平鼓励协作组的人说。
1973年，43岁的袁隆平终于实现了他的部分梦想，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将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高到500公斤以上。
真的是十年磨一剑。从1964年发现第一株不育株，到1973年三系配套成功，整整10年。
10年间，每到水稻扬花的时节，袁隆平就带上一壶水和两个馒头当中饭，像“侦查员”一样，守在田间观察。
长期下来，袁隆平患上了习惯性结肠炎，体重下降了20多斤。
既然杂交水稻种已经出来了，那就要大面积推广，大展宏图。
1975年末，袁隆平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汇报杂交水稻在湖南的发展情况，提出向全国推广的建议。
华国锋指示要迅速推广。本文开头提到的150万元支持资金，就是华国锋拍板定的。
“种杂交水稻都没费劲，亩产就达到1000斤，我们愿意栽种这种水稻。”一位生产队长说。
1975年南方省（区）种植杂交水稻的面积是370多公顷，1976年一下子就跃升到13.87万公顷，1977年更是扩大到210万公顷。
此时的袁隆平没有居功自傲，而是快马加鞭，继续奋进。他经常下到农村，深入田间地头搞调查，帮助解决杂交水稻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三系杂交稻一般要比普通品种增产20%左右。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系杂交稻产量出现了徘徊局面，在提高单产产量方面很难再上台阶。
“三系法的品种间杂交水稻的增产能力已将近发挥到了极限，很难再有进展；且三系法杂交水稻育种工艺比较复杂，选育新组合的周期长，效率低，种子成本高，价格贵。淘汰这种杂交育种方法已势在必行。”
1986年10月，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袁隆平勇敢地作了自我否定。
否定是为了再次前行。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两系法、超级稻。
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袁隆平以不断自我加压、永不退休的精神，只是为了让中国人有饭吃，让世界上的人有饭吃。
他做到了。他却离开了，他的生命终止在91岁。但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