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母亲去世时，我刚满周岁，正在牙牙学语，因营养不良尚不能站立、行走。眼看就要升初中的年仅15岁的大姐毅然退学，替爸爸分挑生活的重担，回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兼着看我们姐弟4人，织布纺线，为一家人缝穿缝戴。因而我的记忆里没有妈妈，是大姐伴我度过难捱的童年时光。
在我的记忆中，童年的冬天总是好冷好冷，村前的涝池总结着厚厚的冰，屋檐下的冰凌嘴子总挂得老长老长，像要吞噬我的怪兽那可怕的獠牙。深更半夜，西北风的怪叫声震得窗棂直颤，我常被吓得瑟瑟发抖，便偎在大姐身边乞求：“大姐，你搂着我睡，好吗？”大姐想都不想，一把将我揽进怀里，紧紧搂住。我觉得她的怀抱好温馨好温馨，简直如一锅香汤，让我沐浴其中。于是，多少次，我在她那有节奏的拍打和催眠曲中，进入甜甜的梦乡。
那时候，村里常有摇着“拨浪鼓”的“货郎担”光顾，惹得村里的孩子们跟前撵后。不少小伙伴都从“货郎担”那里买来一只“娃娃哨儿”呜哇呜哇地吹，惹得我只发眼馋。我明白那是我的奢望，家里连吃的都捉襟见肘，哪有余钱供我“享受”？当我祈求吹一下小伙伴的哨儿时，那小伙伴的妈妈鄙夷不屑地说：“看你那脏熊样子，真怕把病传染给俺娃。”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这话不知怎么让大姐听到了，她二话没说，趁“货郎担”还未离村，剪掉了自己那双长辫子，为我换回一大堆“娃娃哨儿”和其他好几样“耍伙子”（玩具），让我一次吹个够。那是她多年精心留蓄的、自己一直引以为荣的秀发呀，县剧团花好几块钱要买她都没舍得。这秀发为她赢得了许多羡慕的目光和赞叹的言语。多少次，我见她用皂角和芝麻叶搓洗那瀑布般的长发，她把那一头秀发看得比什么都金贵。在我欢快地吹着哨儿时，却无意中发现大姐在偷偷地擦拭泪水！
为了织布，大姐历尽了艰难。大姐第一次纺好线准备经布时，原来答应帮她拉线指点的大妈小婶不知是想看她的笑话还是想锻炼她的能力，反正都以种种借口推脱迟迟不予到场。大姐请了几次都没请动后，抹着吊线般的泪珠，从村东走到村西，由村南跑到村北，最后回到自家院里，对我说着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话，什么“离了张屠户，不吃带毛肉”啦，什么“没有高鼻梁，照样偎尻子”啦等等，便按照自己对经布程序的理解，将锭子一字扎在院中，红蓝白色的线筒子隔三岔五、错落有致地摆开，将经线一层一层齐扎扎缠绕在枡子（织布机的部件）上。经毕布穿绳眼时，我便与大姐一起干，我拿小锥子，一个目一个目地戳，大姐则一根线一根线地挽成环往上套，她一套，我一钩。不知不觉也就将活干完了。这样，大姐靠自己的努力摸索出不少经布、织布的技巧，还发明创造了不少花纹图案的织法，竟成为鹤立鸡群的织布“把式”，连织了多年布的村妇都自叹不如。大姐手摇纺线车，摇动着沉重的年轮；大姐脚踏织布机，跋涉着艰难的岁月，那“嗡嗡嘤嘤”的纺线车声和“垮塌垮塌”的织布机声，成了她心中无字的歌，成了我童年抹不去的记忆。
为了维持生计，大姐在村上劳动挣工分的同时，还偷偷跑到城里去卖血。有一次，大姐又去城里卖血了，我与哥哥早早地就在村口的大路边等她回来。我说大姐一定会给我买好吃的，哥哥说大姐一定会给他买好玩的。我俩边说边等，好不容易将大姐盼到了我俩面前，只见她没有一丝笑容，只给了我哥俩几个小笼包子便回家了。那包子可真香啊，我俩从来没吃过，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其他什么也没顾上管。当我俩吃完包子赶回家时，才听到大姐在屋里放声痛哭。原来，大姐卖血后就到食堂给我买包子，付钱时却发现钱已被小偷偷走了。是同行的乡党见她可怜，为她买了回家的车票，那几个包子，也是乡党买给大姐吃的，她却一口也没舍得吃，全带了回来……时至今日，每当忆及此事，我的鼻梁不由得发酸，泪水总难抑制。
大姐用她那稚嫩的双肩，挑起了本不属于她的重担；用她那孱弱的身躯，为我遮风挡寒，为我不幸的童年洒下幸福的阳光、仁爱的雨露，她是上苍安排给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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