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从后院通往竹园的小道越发难走了，杂草丛竹盘根错节，枝枝蔓蔓时不时挡在眼前，调戏你的眼睛，戏弄你的头发，脚更是插不进去。
走在前头开路的父亲回头道：“下雨天路滑，当心脚底下，不着急慢慢走，春天雨水多，蛇也多，听你大伯说，前些日子上这儿来拔笋，看到一条大黑蛇，‘嗖’的一下从眼皮底下逃走，怪瘆人的。”
拐七扭八，穿过竹园，走上几道田垄，然后向山上再走百来步就可以看见奶奶的土坟。
拔草砍竹，清扫土坟周围的杂草杂树，然后摆上几样供品，点上香，大人和孩子依次上前跪拜磕头。
“妈，我带着孩子们来看您了，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春生媳妇生了，是个男孩。”母亲喃喃。
事毕，一行人沿来路往回走，按习俗放了一串鞭炮。烟雾从奶奶的坟墩头袅袅而起，爬上它的后背，蔓延到它的脚边，最后随着微风散得影影绰绰。
看到东倒西歪的老屋，绿葱郁盛的竹园，还有那依稀可见的羊肠小道，我好像看到了奶奶在世时的光景，春华秋实、欢声笑语、安静寻常的小日子。
那时候，奶奶不过六十出头，家里家外、堂前灶头、事无巨细地操心，尽管有时还不讨好。
奶奶叫余丽香，生于江南水乡一个名叫婺源的小城。太爷爷在世的时候，我们家境还没有败落，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有钱人家，从村东头到村西头那两百多亩地，都是我家的。
奶奶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人长得水灵，从小就懂事能干，上得厅堂也下得厨房。太爷爷好吟诗作赋，在外结交了不少儒人雅士。因缘巧合，奶奶十岁不到就订下了终身，许给一户乡绅人家，二十岁出头就嫁到了林家。
说起来也是门当户对，听闻新郎官是个秀才，识文断字的，一对新人还算情投意合。婚礼场面很是壮观，新郎官骑高头大马，新娘子坐着八抬大轿，吹吹打打绕了小城一圈。
记得小时候住在乡下，每到傍晚，大人小孩就端着一碗饭围坐一团，拌着奶奶年轻时留下的传说，吃得津津有味。
后来，父亲、大姑和小姑接连出生了。怀着小姑的时候，日本兵打到了镇子上，我们家首当其冲。那段日子，奶奶绞了头发，每天往脸上抹厚厚一层锅灰，隔三岔五在粪坑里泡上一回，总算躲过一劫。
战乱人祸，我们家渐渐破落了，爷爷是个满口“知乎者也”的酸秀才，不事稼穑，整个儿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甩手掌柜，家里的日子更加难过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全靠奶奶一人承担。
祸不单行。接着爷爷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意外，好在抢救及时，命是保住了，可后半辈子就要在轮椅上度过。从那以后，爷爷和谁都不爱说话，生活上不能自理，还落下了痴痴呆呆的毛病。家里突然又多了一个孩子。
暑往冬来，奶奶一个人边在庄稼地里不分昼夜地劳作，边带大了我爸、大姑和小姑。在村里的人看来，奶奶是个苦命的女人，嫁了个不中用的丈夫，家里家外全靠她一个人，做牛做马的。若是换做旁人，怕是早就不活了。
可是奶奶丝毫不理会村里人的可怜和嘲讽，还是一如既往地包揽了家里所有的重活、累活，靠着自己辛勤的劳动给家里人带来温饱的生活，包容生活给予她的种种不幸和磨难。
就在我们家的日子慢慢好起来，生活重新有了希望时，新的麻烦又来了。
有一回奶奶从庄稼地里回来，没进门就听见孩子在屋里“哇哇”大哭。打开门一看，爷爷一头栽倒在地上，头在流血，身上湿了一大片，大姑跪在地上边摇爷爷边号啕大哭，小姑正在一片碎玻璃渣里爬来爬去，我爸捧着几片热水壶塑料壳子愣在原地不知所措。所幸老老小小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没什么事儿。
后来大姑反复说起这件事，都说老天保佑，好在爷爷打碎的暖水瓶里装的是凉白开，要不姐弟几个都要破相了。
之后的日子里，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爷爷会用竹竿打得院里鸡飞狗跳，也会用剪刀把床上的枕头、棉被撕个粉碎。最严重的一次，和小姑她们玩过家家的时候，差点儿把房子给点了。
如此提心吊胆的日子，直到爷爷死了总算告一段落。那一年，父亲十二岁，奶奶三十二岁。
爷爷的突然离世，对奶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那一晚，奶奶突然之间老了很多。她不是一天天地老了下去，而是在一天之内衰老下去的。中午看她，觉得比早上要老一些。晚上睡觉的时候，又觉得她比中午更老。一直就很少笑的她，更少笑了。
奶奶的前半生就是这样，这些事也是我慢慢从我爸、大姑、小姑，还有我妈的口里得知的，是我爸在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倒出来的，也是我妈在午后哄孩子睡觉时讲故事讲出来的。可对我来说，这些多少有些似真似幻。
第一次见奶奶时，她大概六十多岁，短发、个子不高、瓜子脸、面色清爽、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轻且慢，带着微笑。总爱穿灰色或青色的衣服，夏天一双黑色布鞋，冬天一双灯芯绒棉鞋，腰上四季围着一块不同花色的围裙，手中时不时会变出些好吃的，小时候我总爱黏着她，跟在她屁股后面囔囔一句：“有什么好吃的要给我吃吗？”
奶奶的手巧，做的饭也好吃。一日三餐总要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吃的。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桂花糕、正月里给客人喝茶做的番薯片和“咕咕糖”——这是我们本地人的叫法。
春天吃油焖笋，夏天做酱腌辣椒、晒豆角干、盐水煮花生，冬天在院子里踏上一大缸咸菜、红薯吃不完的就切成片晒成红薯干。农闲的时候，时不时做一些样式新奇的点心，给我们解解馋。
犹记得，在乡下念书的时光，每年春天都会背着小篓子跟奶奶去竹园挖春笋。贪心的我，每次非要采满一篓子笋，沉得走不动道才舍得回家。
回到老屋后，奶奶开始剥笋，准备食材，我则负责在灶头添柴加薪，火烧得旺旺的，大铁锅红得泛热气。豆油一勺，腊肉少许，铜铲一翻，春笋“滋滋”爆出响声，倒上酱油，盖上锅盖焖上三五分钟，然后一盘香喷喷的油焖笋就出锅了。
木头方桌上，孩子们稳稳当当地坐在长凳上，两只脚欢快地荡着，手里一碗香糯米饭，就着腊肉笋块大口大口吃着，满足极了。
竹园菜园，房前屋后，从白天到黑夜，奶奶似乎总也闲不下来。
小时候，我在院子里和小伙伴们玩得满头大汗，她则搬一把小板凳坐在一旁缝缝补补，线断了，线头放在嘴边抿抿，然后眯着眼睛重新穿针引线，不时抬头看我。或者，饭后手里摇一把蒲扇，带着我上隔壁家串串门，几个小姐妹坐一起拉拉家常。
记忆里的奶奶仿佛总是那样的，从未年轻过，也从未特别地老过。
和天底下所有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一样，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结婚生子，养儿育女；姑娘，新妇，奶奶。半生辛苦，一身病痛，她的存在就是为了家庭、为了子女儿孙的喜怒哀乐，没有自己的生活天地，也没有人去在意像奶奶这样的女人在想些什么、期盼的是什么。
曾看过奶奶年轻时的照片，二三十岁的样子，穿着白底碎花的缎子旗袍，略微翻翘的刘海，眉毛描得黑黑的，薄薄的嘴唇上涂了一点口红，下巴扬起15度，很有大家闺秀的样子，端正秀气。用现在的话来说，奶奶的美是“在骨不在皮”。
有时想想，奶奶从三十多岁守寡到八十二岁死去，其间半个世纪肯定有过一段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和一个男人有关。特别是，在我拿着照片开玩笑似的打趣奶奶，她只是淡淡一笑，不说话。之后，我更加坚定自己的猜测。
约莫是我上小学时，经常能看见一个老男人来找奶奶。秃头，个子不高，每次来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圆领汗衫，样子有些土气。至于那人脸长什么样，我无从知晓。
因为两次见他不是三分之二的正面，就是一个背影。他走路很快，低着头不看人，从你跟前走过，就像磁带按下了快进键似的，跳跃而模糊的面影让你根本无法看清，一闪，人就消失在离你很远的地方。
好像是在一次奶奶和那男人到小房间里轻声细语了好半天之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
也就是在那个晚上，隔壁的陈奶奶陪着她坐了很久，她拉着奶奶的手，说了好些我听不太懂的话，说着说着奶奶就哭了。
躺在奶奶的怀里，我能明显感受到她的身体在颤抖。说实话，第一次看到奶奶掉眼泪，我觉得那是一件神奇的事情。那时候只觉得奶奶是个会做很多事的超人，像竹园的竹子一样压不断也打不垮，永远挺拔坚强。如此勇敢能干的女人，怎么会哭呢？
都说年轻时睡在床上的时间少了，老了以后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床上。七十岁以后的奶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老了的奶奶，两条腿有严重的风湿病，听力严重下降，身体不好吃太多药，眼睛也不大能看见。每次走了不到二十分钟，她的腿就开始痛得受不了，大部分时间只能在院子里待着，抬头望着天上的云朵打发时间。
虽然奶奶早已不当家，但家里的大事小事她总是不放心，闲不下来，管这管那的。
“妈，您这么大年纪了管好自己就好了，家里的事不用您操心，您自己又做不动。”听了太多的唠叨，脾气再好的父亲也有忍不住的时候。
“可以的，我自己来。”一生要强的奶奶似乎总不愿接受自己已是个老态龙钟的“废物”，也不愿给人添麻烦，她总觉得自己还行，还和以前一样是家里家外一把好手。
因为整天无事可做，所以奶奶总想找点事来打时间。可她耳朵聋，说话完全靠吼，村里的老人自然不太愿意和她聊天。眼睛花了，电视听不清也看不清，时间久了也没人耐得下性子替她解说。
所以，她就盼望着我回家陪她一起说说话。然而，长时间漂泊在外，陪她说话的机会自然少了，即使她愿意听，我有时候也不大愿意和她讲讲外面的世界，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嫌她话多太烦人。
奶奶走得很突然，没有一点预兆。母亲说，奶奶走的前一天人还精神着，晚上吃了一海碗饭，第二天喊她吃早饭没人应，推开门一看，她已经穿好寿衣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走的时候，正好82岁。很多人说，奶奶是有福气的人，寿终正寝，死的时候没遭半点罪。
总以为和奶奶在一起的日子还很长，一切都可以慢慢来，然而一个转身，却已是天人永隔，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来得及见上。
仔细想想，我也是个极不孝顺、忘恩负义的人。从出生落地到奶奶离世，小算也有二十年，可我竟没有一张和奶奶的合影。想她的时候，只能在梦里匆匆见上一面，看一个朦胧的影子。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遗憾和愧疚。
回到老屋后，天空淅淅沥沥地飘起雨来，烟雨朦胧。不远处迎面走来两个身影：一个穿着黄色雨衣的小女孩在雨中蹦蹦跳跳，老妇一手撑伞一手拿着小书包走在后面。小女孩边跑边喊：“奶奶，你快点儿。”
老妇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加快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