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过去，大批高三毕业的孩子们正忙着填报录取志愿，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长辈，我为这些孩子终于解脱套了整整12年的高考“紧箍咒”，即将迈入新的人生阶段而高兴。
时下的中国，是一个人人追梦的好时代，有志青年个个寻梦、追梦，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一路奔波，收获着圆梦的喜悦和幸福。对中小学生而言，令人神往的大学校园和充满浪漫诗意的大学生活就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和梦想，在大学录取率已经大幅提高的今天，大学梦的实现比当年不知容易了多少倍。
而对我们“50后”的这代人来说，绝大多数人当年是不做大学梦的，极少数有梦的人也是一波三折，历尽艰辛。我从1960年上小学到1988年在部队院校大专毕业，其过程之漫长，经历之曲折离奇，非今日学子所能想象。
在中小学时代，我是不做大学梦的。1960年夏，我进入本村小学读书，直到1971年高中辍学回乡劳动，从未做过大学梦，对我们那代农村学生而言，大学校园就像河外星系一样遥远而模糊，因为在我面前横亘着三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第一座是生存的困境。刚上学时正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如何活下去成了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食堂解散后树叶树皮和野菜都成了食品，我家屋后那棵老榆树树皮被剥的精光，白花花的矗立在哪里，那画面至今记忆犹新。
我家当时7口人，吃糠咽菜总算熬过了那段苦难岁月。后来，红薯成了主粮，直到初中毕业饥饿一直伴随着我，考初中体检时，13岁的我体重只有25公斤。上高中时一斤口粮八分钱的伙食费要靠老母鸡下蛋解决，一个鸡蛋能卖五分钱。那时最大的梦想是吃饱肚子，在饥饿面前，无论是圣人还是乞丐，其梦想并无多大区别。
第二座大山是辍学的威胁。1962和1964年，奶奶和父亲先后因病离世，父亲去世时大哥17岁，二哥13岁，我11岁，最小的弟弟只有8岁。母亲带着我们艰难度日，正上四年级的我第一次面临辍学。在坚强的母亲、早熟的大哥支撑及两个姐姐的资助下，我和二哥弟弟总算把学业坚持了下来。1971年秋，因天旱欠收，正上高一的我最终还是没能摆脱辍学的命运，回家当了农民。
第三座大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干扰。上六年级时那场运动已经开始了。 1966年夏，我小学毕业参加了初中入学考试，被县第四初级中学录取，临开学前因开始停课，初中入学资格自行终止。辍学两个月后，我返回小学学习，此时因五年级已升为六年级，我们只能被称为七年级了，没有课本,就学习“老三篇”和毛主席诗词。
1967年，村小学附设了初中部，我所在的七年级经考试全部进入初中学习。初中时期没有教师就由小学教师改任，教材先是报纸和毛选，后是新编教材，物理化学统编为工业基础知识，地理自然统编为农业基础知识。从1966年夏到1971年秋高中辍学回乡参加劳动，五年多的大好时光被荒废，怎么可能去做大学梦呢？
1973年，随着形势的变化，我第一次做起了大学梦。辍学后我开始了三年的务农生活，先是担任记工员，后经民主选举担任生产队会计，73年被作为大队后备干部培养。这年春天从公社传来一个好消息，大学要从回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大学生，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异常，准备试试运气。
1973年的大学招考，是那个特殊年代高考停止后至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前唯一一次全国性文化测试。全国停止高考期间，大学招生采取从工农兵中推荐的办法，学校里是大学的教师、中学的课本、有的学生甚至是小学文化程度，教学活动难以正常进行，教育质量大幅度下降。
1973年夏，经层层审查推荐和体检，全公社有8人被批准参加文化测试，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随后到县城统一参加文化课测试。我敢说，这次全国性文化测试河南省试卷，试题之简单完全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因为它肯定是世界各国、中国一千多年科举考试、自从中国有了高考后最容易的试卷！
试卷设计：只分两科，数理化一张试卷，内容为初中知识，最后两题为高中知识，但不计入总分，仅供录取时参考。我还记得政治语文一张试卷，政治试题仅设三道问答题，语文只考作文，记叙和议论文各一题，考生任选一道。我还记得，两道题的题目，一个是：我的好老师——记工农兵中一个关怀我成长的人；另一个是：为新的大学招考制度叫好。整张试卷不超过100字。
这次考试，以最让人匪夷所思的结局载入中国现代教育史册。考试结束后不久，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借辽宁一位考生的白卷大做文章，也让这名考生红遍全国，一举成名。而他后来的沉浮经历，算得上中国当代史上的千古奇观了。这一事件也让当年考生切实感受到了社会变化的无常，以及在突如其来变化面前的无助和无奈。我的大学梦由此嘎然而止。
第一次大学梦破灭了，但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一直在支撑着我寻找新的机会。当时农村青年要脱离农村只有两条路，即考学和参军，这两条路都非常艰难。1974年夏的大学招生由于报名人数众多，到公社即遭淘汰，第二次大学梦破灭的更快也更惨。
参军之路也是一波三折，通过连续三年的努力，1974年底终于如愿以偿，21岁的我以最后一个年龄参军，到塞外山城张家口市驻军某部服役。
到连队后我发现，高中肄业的我算是文化程度高的了，分到了指挥排侦察班。当时干部战士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听老兵说我们营60年入伍的副营长参军时不识字，当司务长时曾用火柴棍算账，居然还找了个大学毕业的妻子，可见当时军人的文化之低和社会地位之高。
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激励着我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沿着一年立功、两年入党、四年提干的路子走下去，渐渐感到自己的文化和理论水平已经跟不上工作的需要，担任连队指导员后参加了河北大学函授学习，并以较高分数通过了哲学、中国近代史、法学概论的学科考试，但总感到学习时间和质量难以保证，逐渐萌生了上军校的念头。
1985年夏，军校选拔学员工作开始了，团里分了一个营职干部入学指标，此时我担任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已经一年，我敏锐的意识到，这是圆大学梦的最后机会!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向团政委汇报了想上军校的想法，得到了他的支持。经过选拔考试，被宣化炮兵指挥学院地炮政治指挥专业录取，青年时代的大学梦在参军提干后实现，也算是另一种人生幸运吧。
当时我已32岁，这个年龄左右的干部都在那个特殊年代荒废了学业，且程度参差不齐，至少有初中肄业，初中毕业，高中肄业，高中毕业四个层次。军校不论哪个专业都要学习军事，学军事就要先过文化关。
总政治部将长沙铁道兵学院改编为解放军干部文化学校，所有进入中级院校如陆军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导弹学院、装甲兵学院的学员，都要进入该院补习一年高中文化，毕业考试合格方能进入录取院校学习专业。
1985年夏，我到长沙干部文化学校开始了一年的文化学习。共开五门课：高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计算机。我所在的学员六队共有96人，分为两个文化课班，教员都很年轻，多数刚从名牌大学毕业。20多岁的教师，教30多岁的学生，学习十几岁高中生学习的文化课，这种奇观大概在全世界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了。
1986年夏，我以全队第四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评为“三好学员”。由于就在我们上学这一年里，军队院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编，有的院校被撤销合并，招生人数减少，部分学员已无学可上，毕业后又回原部队工作了。
我因学习成绩突出，得以进入位于河北宣化的炮兵指挥学院地炮政治指挥专业学习，1988年7月如期毕业并被评为优秀学员。时任总参谋长杨得志参加了我们这一届学员的毕业典礼并检阅了学员队分列式。7月18日，我回原部队升任营政治教导员。
回顾自己的求学路，其漫长和艰辛，曲折和离奇非今日学子所能想象。个人的命运是社会历史的缩影，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造就了一代人的求学悲剧。今天的学子们只感受到了考学之路的艰辛，哪能想到当年那些渴望知识、努力求学的青年无学可上的痛苦和无奈。如果生命可以从头再来，我多么希望能重走一次今日学子们的求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