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离朱棣北征仅仅二十余年,张辅等名将尚存,为什么败的这么惨?

三脚猫HP


朱元璋时代,对部队十分重视,对部队战斗力非常注意,洪武年间,大明朝的部队都保持了强大的战力。屠杀功臣后,儿子们逐渐成长,北方边防基本被九个儿子控制住,这九个儿子包括秦王、晋王、燕王、代王、谷王、岷王、庆王、肃王、宁王等,又称为“塞王”,朱元璋九子防边,很是满意,高兴地对皇太孙朱允炆说,我安排叔叔们替你守边防,你将来可以安心当皇帝了。

朱元璋去世后,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在对付北方少数民族和对付其他塞王的问题上,他做了思考,认为都很重要。为此,他将首都迁到北京,天子守国门;把部分塞王南迁内地,削夺他们的军权,并派出朝廷的军队将领守边。朱棣对军事很关注,部队常常处于战争状态,这时候大明朝保有同时打赢几场局部战争的能力,朱棣自己六出漠北,宣威草原,蒙古人吓破了胆,但实际上朱棣的出征漠北,没有一次对蒙古人造成大的杀伤,蒙古人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大的损伤。朱棣对北方少数民族始终贯彻父亲朱元璋的思想,拉拢团结为主,武力只是手段。征战一生朱棣,最终也是死在北征蒙古回来的路上。

朱棣去世后,儿子明仁宗继位,但是这个皇帝比较关心民生,不太注意武力和军事力量。他当了11个月的皇帝,笔者看了《明仁宗实录》,记载期间有官员建议明仁宗朱高炽,说军队乃国家的屏障,太祖、太宗都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当前承平之际,不应该忘记军队建设,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可见,当时部队建设已经得不到重视。

朱高炽去世后,明宣宗朱瞻基继位,此人也十分重视民生工作,主张罢兵休战,并从越南撤军。仁宣期间,国家总体平安无事,到了明英宗正统时期,英宗少年即位,初年在“三杨”的辅助下,在太皇太后的监督下,还是延续“仁宣之治”的盛况,后来太皇太后去世、“三杨”老去,太监王振冒头,正统后期的问题就开始多了起来,尤其是北方蒙古人多次侵扰长城一线。

明英宗朱祁镇9岁登基,根本没有军事指挥经验,更没有实战经验,在王振的忽悠下,认为天朝怎么能受到欺负,为此效法朱棣,决定御驾亲征。问题就出在这里:

1.战略准备不足。从下决定到出发,个把月的时间,各方准备不足,20多万部队就匆匆忙忙出发。

2.战术指挥失当。部队的指挥中枢在不知兵的太监王振手上,多次瞎指挥,改变行军路线,贻误战机。

3.战斗力缺乏。明朝的部队此时已经很久没有打大战,实战经验不足,平时训练不够,配合不协调。不要说20多年不打仗,古代一支部队三年不打仗,战斗力就会大大下降,不要说人的战斗力,就是马的战斗力都要下降。

从明成祖朱棣去世到土木堡之变只有25年,但是,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想想实在可气。


坐看东南了


在明代战争史上,“土木堡之变”都堪称意外之耻:明英宗朱祁镇亲率的数十万明朝京军,竟被瓦剌数万骑兵追得疲惫不堪,最后在土木堡惨遭屠戮,贵为天子的明英宗朱祁镇更是沦为俘虏。这猝不及防的惨败,正如明朝内阁大学士李贤的虐心哀叹: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如此者。

但如果梳理下此战的各方原因。就知道明朝这场意外惨败,其实败得一点不意外。

首先一条被后人严重误读的事实是,当时与明朝作战的瓦剌,绝非个别“专家”口中的“边陲小部落”。

此时的瓦剌首领也先,虽然名号是“太师”,却已经横扫整个草原部落,不但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都被纳入其管辖之下,甚至辽东的女真部落也被其吞并。以《明实录》的形容说“漠北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者”。这是自洪武年间明朝捕鱼儿海大捷后,明朝面对的强敌。

而在也先悍然撕破脸皮,在正统十四年发起对明朝的进攻时,明朝遭遇的,也并非是昔日那种“胡虏侵扰”:瓦剌四路大军,分别对陕西大同宣府辽东发起疯狂攻击。而也先投入到土木堡的兵力,更绝非好些史料里的“两万骑兵”。以《蒙古源流》等史料估算,也先这次入侵,总兵力在十万以上,投入土木堡一战的更不下五万人。这是明朝开国以后,面对的空前恶战!

面对如此强大对手,明朝只要稍微不留神,自然会被打惨。但惨败到这个地步,却也因更重要原因:明王朝的连环作死!首桩作死大事,却还要算在当时已去世十多年的“先帝”——明宣宗朱瞻基头上。

在中国古代史上,开创“仁宣之治”的明宣宗朱瞻基,是位无可争议的好皇帝。但就是这位好皇帝,却以其昏聩的国防眼光,亲手为儿子明英宗挖下大坑:放弃开平卫。

开平卫,即元朝时的“上都”开平。自从明朝建国后,这里更是明朝北边无比重要的军事基地。只要明朝扼守住开平,就可以俯瞰整个草原,牢牢把各路侵扰势力挡在长城之外,北京大同等重镇全可高枕无忧。甚至永乐大帝朱棣横扫四方的时代,开平更是明军进击草原的跳板,多次助攻明军高歌北进,杀得瓦剌鞑靼落花流水。可就是这么一个如“铁闸”般的战略要地,明宣宗朱瞻基却轻松一甩手:裁撤。

虽说曾经跟随祖父永乐大帝出击草原,但在明宣宗看来,既然草原各部落全被祖父揍跪,再留个重兵屯守的开平卫,简直就是钱粮浪费。于是轻松挥挥手,就把开平卫迁走,直到最后完全裁撤。坚如磐石的大明边防,这下被搬走一个桥头堡。否则土木之变时,倘若开平卫依然有明朝精兵驻守,也先就算再有十个胆子,也绝不敢深入到土木堡来!

抓经济促生产是好手的明宣宗,就以他昏聩的国防眼光,诠释了何为“爹坑儿”。

不过,比起这坑儿的老爹明宣宗来。得知瓦剌犯边的明英宗君臣,接下来的反应才更坑:他们立刻做出了主动出击的决定——但此时的明王朝,根本不是主动迎击的好时候。明军的主力,早已被牵制在南方战场。

虽然至今好些人痛心疾首,连呼土木堡惨案报废明军主力。但事实上,当瓦剌悍然犯边时,明军京营的核心部队,其实并不在北京。瓦剌犯边前,明英宗就连续遭遇了两场大战:西南麓川思氏家族悍然叛乱,明军以兵部尚书王骥统军,率领由京营与九边精锐骑兵组成的大军,开始了数年艰苦征讨,好不容易平息叛乱。福建又爆发了邓茂七起义,老将陈懋统领的神机营主力,也只能南下进击,血战一直持续到景泰帝时。

这两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基本就把明朝京营的一线主力抽空。待到瓦剌大军嚣张杀来时,看似兵力雄厚的明王朝,可战之兵已非常少,依托边塞堡垒稳守才是上策,可偏偏从明英宗到地方监军太监,都是清一色无脑。于是大同等边镇明军,在监军太监的鼓噪下主动出击,不出意外在猫儿庄被杀得大败——完全就是不考虑自家实力的瞎打!

也正是这番瞎打,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大同仅有的兵力基本赔光,以至于当明英宗兵困土木堡时,本是重镇的大同,根本无力援救。

当然,最坑的事,当属明英宗朱祁镇接下来的奇葩决定:御驾亲征!

就如前面所说,此时的明朝京畿周边,真正有作战经验的精兵,已被抽调的差不多。发起主力决战,就是奔着惨案去。但明英宗,早在十来岁初登基时,少年明英宗就是个狂热军事爱好者,写过“千秋万代付皇孙,张皇庙算恢光烈”的名诗,就盼着能像祖父一样,领兵去草原上大杀一场,这次当然就兴奋上头,兴高采烈凑足部队去了。

对于这个奇葩决定,好些人归罪于明英宗宠信的大太监王振。但事实上,王振虽然坏事做绝,可“御驾亲征”这事不能背锅——这就是业余军事爱好者明英宗少年时的梦想。

至于明英宗麾下的名将们,包括张辅等人,这时早已没有了实际兵权,空有爵位名分。一群临时拼凑的二线部队,由一位军事业余水平的皇帝带着,后果也可想而知。一路上没遇到瓦剌军,就是缺粮断水各种毛病全来,能坚持走到土木堡还没哗变,就已经算是奇迹。被以逸待劳的瓦剌精锐一顿猛攻,自然兵败如山倒。

综合说来,耻辱的土木堡之变,就是毫无军事眼光能力的明英宗,面对强大的瓦剌敌人,以低能的瞎指挥上演的军事悲剧。与其说是军事问题,不如说是领导素质惹的祸。


我们爱历史


张辅确实是朱棣称帝中后期一位非常厉害的名将,在五次亲征漠北、收复和平乱交趾等方面充分展现了高超的军事才能。然而,即使张辅等名将在也并未阻止“土木堡之变”的发生,其原因有二:

(1)每个人都有私心,张辅在王振等人面前卑躬屈膝,“三杨”也一样

在5月28日,回答“明朝内阁大臣著名的三杨指的是哪三杨”这一问答时,我介绍了“三杨”是如何先后臣服于王振的。杨士奇为了儿子杀人一事;杨荣是个人腐败。同理,张辅也有私心,“帝心”已定臣子又有何为?你说话没人听你的,你能如何?况且,张辅“土木堡之变”时已经74岁,在古代那已经是绝对高寿年龄了。

年轻时、中年时、年老时作为人生的三个阶段,会有思想的大变化,大部分人开始患得患失、力图自保。几十年的丰功伟绩,很少有人会不怕失去。

(2)朱棣五次亲征蒙古,并没有消灭甚至可以说没有伤害到蒙古势力的核心力量

我们看五次亲征,看到的都是“望风而逃”的介绍。看着解气,但实际上从商朝开始,作为农业文明的我们在与游牧民族的交战中,游牧民族所使用的手段就是这个。因此,想要击败他们必须要找到他们的主力,蓝玉偷袭就很经典,找到了主力迅速击溃。后世清朝的几次出击也是如此。

你找不到主力决战,受损失最大的是追击方而不是游牧民族。因此,五次亲征漠北只是有利于内部蒙古势力间的组合,并没有伤害到蒙古的基础力量。


坐古谈今


土木堡,位于张家口市怀来县的一个城堡,平凡普通,从公元1449年起却扬名天下。明朝五十万大军折损于此,四朝老臣和内阁成员五十余人在乱军中被杀,近100多位文官武将力战身亡,二十二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在此被也先俘虏,开创御驾亲征的皇帝被俘先河。

能被永载史册的,除了荣耀,也有失败和屈辱。

当时据1368年明朝建立不过八十余载,据明成祖朱棣五次北征(1410~1424年),把瓦剌和鞑靼打的俯首称臣仅仅二十五年,土木堡之变使走在兴盛路上的明王朝遭受沉重打击,从此由盛转向中期。究其原因明英宗朱祁镇听信宦官王振的一意孤行,看似是造成土木堡之变的直接原因,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很多伏笔多年前就已被埋下。


一、 仁宣两帝执政时间短,主少国疑

明太祖朱元璋大肆诛杀良臣武将,外人动不了朱氏家族的基业,但他们“窝里斗”一直没有断过。先是燕王朱棣和建文帝朱允炆,靖难之役打了四年。到了仁宗朱高炽,他的亲弟弟二皇子朱高煦又和他争位,情形和当年及其相似,太子朱高炽儒雅仁爱,颇得朱元璋喜爱,很早就在处理政务中显示出过人的才干。但是身体不好。胖,不爱运动。而朱高煦能征惯战,在靖难之役时随父出征,几次救朱棣于危难之中,朱棣还曾给他许愿,“努力吧,太子身体不好,多有疾病。”可太子既是嫡长子,还是朱元璋封的世子,实在没有让朱棣动手废除的理由。

朱高炽幸运地坚持到登基,虽然只在位短短十个月,但他敢于拨乱反正,废除许多苛政,使天下得以休养生息。他的儿子朱瞻基当年多次随朱棣北征蒙古。但性格上像父亲朱高炽,所以在位十年间,当时政治清明,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可惜,年仅38岁就去世。

八岁的朱祁镇继位。主少国疑,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倚重“三杨”等贤臣、名臣,明朝政治经济依旧欣欣向荣。可是她也没有等到孙子朱祁镇长大,三杨和她相继去世,大明王朝交到十五岁的少年手里,应该是被严格教导的年龄,却一下子拥有最高的权力,能如何成长想来都是个未知数。身边没有贴心依赖的心腹大臣臣,重臣,多是那些四朝老臣,他们之间横亘着从年龄到意识上的巨大鸿沟。从小陪伴在他身旁的宦官王振,备受宠信,开始兴风作浪。从十五岁到二十二岁,七年间,朱祁镇由少年天子成长为热血青年,父亲随曾祖父远征蒙古的丰功伟绩仿佛发生在昨日,分外清晰,以明朝当年实力,膨胀起来的冲动真是挡不住,于是头脑发热的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下准备御驾亲征。



二、年高体弱的四朝老臣何以能战,君臣离心

看看随军出征的名单,当年的大将,太师英国公张辅,七十五岁;兵部尚书,邝埜,六十五岁;户部尚书王佐,六十六岁。这些大臣们是四朝老臣,极力劝阻朱祁镇出征无果,应该是怀着极其悲壮的心情从驾出征的,一方面体现出他们忠字当头、深明大义,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朱祁镇身边没有年龄相当的可以倚为左膀右臂的心腹大臣,所以他去偏信宦官就在所难免。

有大将军,有兵部尚书,有户部尚书,可是却出现粮草短缺,行军路线全听宦官王振的安排。斥候何在,也先的军队为何一直没被发现?将军的气魄何在,军旅之事,岂能听信毫无作战经验之人的指挥?后勤由谁安排,皇帝御驾亲征,居然做不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五十万大军出征,只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从战前准备、动员、出发一系列过程,质量粗糙可想而知。

有千般万般理由,皇帝即使是一意孤行,臣子们除了听之任之,也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二十年刀剑归库的平静生活,就可以让虎狼之师军纪松弛、军力下降到如待宰的羔羊?这样的行军打仗方式,拖拖拉拉的行军速度。只要被敌军侦察到动向,再确定好有利地形,以多输少、大败惨败在所难免。


三、瓦剌实力不如大明,北京保卫战胜利

朱祁镇最后的表现还算没有坠落一国之君的名头,看到突围无望,索性下马,面向南方盘膝而坐,冲上来的瓦剌士兵看他不像一般人物,推拥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明英宗的口气大的让他立即报告也先,也先来请安行君臣之礼。

估计是瓦剌也没有想到会收到突如其来的大礼,而一个多月后的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更证明瓦剌的实力还是不足以和明军抗衡。被俘虏的明英宗就被安置在德胜门外的土城,可是守军态度坚决地迎战,在德胜门、彰仪门、西直门都大败瓦剌军,勤王部队相继赶到,也先只好撤军,明军随后派兵追赶,败瓦剌军于固安、霸州,才停止追击。


土木堡之变,大明武官的脊梁被打断,文官和皇帝之间的夺权制衡愈演愈烈。于谦,为保卫大明立下汗马功劳,几年后,只因为“北狩”归来的朱祁镇要为自己的复位正名,毫不犹豫地斩杀了他。如果早知最后结果难逃一死,那些当年扈从的大臣们会不会选择像于谦这样更壮烈的方式,阻止土木之变的发生?


今安在的文史情缘


既然题中提到了张辅,就先说说张辅。有关英国公张辅在土木之变中的表现,《明英宗实录》在其小传中说:


王振用事,文武大臣望尘顿首,有膝行者,惟辅与抗礼。……然议者谓辅以勳戚大臣受遗辅政,为国家所倚重。当议北巡之初,不能开陈利害,以谏止之;及危急之际,又不能痛折权奸,分兵拒敌,以及於败,未为得死所云。


事实上张辅在英宗亲征的过程中到底做了什么,编纂实录的史官也不太知道,只能从他没做什么来批判一番。明代笔记中还有张辅逃归后在父亲张玉坟前上吊自杀的说法,大概当时人也对如此无声无臭的英雄末路大惑不解吧。英宗亲征时负责军事的武将另有其人。



【土木之变古战场遗址】


那么土木之变后,明廷对武将方面的责任是如何处理呢?当时有人请求将成国公朱勇、镇远侯顾兴祖、修武伯沈荣按照永乐七年淇国公丘福战败的先例“俱族诛之”,景帝批复称“事在赦前其勿论”。(《明英宗实录》卷184)查阅史料,这三人当时分别总督五军营、神机营和三千营的操备。正统十四年三月,英宗前往天寿山祭陵时也是这三人“帅兵护卫”。(同书卷176)可知这三人就是京营的最高长官,也应该是亲征时的统兵将领。日后朱勇之子朱仪请求给其父官葬、官祭的待遇,景帝斥责称:


勇为大营总兵官,丧师辱国,以致误陷乘舆,岂可以公侯礼葬祭!(同书卷187)


可知朱勇是随皇帝行动的大营兵马的指挥官。


当年八月,朱勇和沈荣先后战死,顾兴祖则逃回了京师。于是群臣交相弹劾“随驾失机总兵官公、侯、驸马、伯镇远侯顾兴祖等”应当“明正典刑、籍没家产”。而“武臣太师英国公张辅等,文臣尚书、侍郎、都御史、学士等官王佐等”其它随驾官员,护驾无功,“亦应挨究,以警其余”。(同书卷181)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张辅等人与顾兴祖等直接责任人的错误性质不同。起初景帝都未追究其责任,后将顾兴祖定为死罪,下狱囚禁。


【王振家庙智化寺中留下的王振石刻像】


由此看来,武将方面的责任在当时人看来应由朱勇、顾兴祖、沈荣等京营长官来负。《明英宗实录》对他们的评价如何呢?朱勇“须髯蝟张,而勇略乃不足”,相貌威武但勇猛与策略却不够,只是善写大字,尊敬士人,颇得士林的欢心。顾兴祖“素无将才,在神机营尤贪婪,军士不附。”是个名门出身的草包。沈荣没有评价。当然,这些评价肯定与土木之变中他们毫无表现有关,单用这个解释土木之变可能有循环论证的嫌疑,但他们在其它地方也谈不上有什么大功,主要是靠极其封闭的勋臣领兵惯例才当上了京营的长官。再加上英宗与王振这样同样没有经验的主帅,明军的统帅部门可以说是全无优势了。


温长卿


一 土木堡之战的背景

1449年7月,即正统十四年,蒙古军队分成四路大举进犯内地。东路主攻辽东,西路则进攻甘肃张掖; 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其中又分为两支,一支直接进攻九边重镇之一的宣府,另一支则由蒙军统帅也先亲自率领进攻大同。

大同是北京西部至关重要的防线,是蒙军主攻方向,战斗也因此非常激烈。蒙古“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也战死于前线。

宣府和大同统称为宣大,这两个军事重镇紧紧保护着山西、河北的北边,是明朝九边重镇中最为重要的两处。如果蒙军顺利攻克大同,就可以沿着桑干河河谷及其支流河谷向东进入河北,轻松抵达宣化、怀来一线。

此时,距离明成祖朱棣最后一次北伐蒙古不过20多年,余威犹在,正统皇帝于7月16日率领五十万大军,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护驾从征。

二、流弊的名将张辅

其中,英国公张辅已经七十五岁,他是名将张玉的长子,曾经为朱棣打败建文帝立下汗马功劳。

1404年,越南内部发生叛乱,张辅率军予以平定,此后,又连续三次平定越南叛乱,史书上说他“凡三擒伪王,威镇西南”,在唐朝灭亡四百多年后,再次将越南收归版图。

如此流弊的战绩,几乎可以与古代霍去病、卫青、马援、李靖等名将媲美。

此后,张辅又先后永乐二十年(1422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间,参与明成祖朱棣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北征。

可以说,张辅如此流弊的军事经验,加上京师三大营的精锐,皇帝亲征的决心,明军有很大的获胜把握。

三、触目惊心的土木堡之战结局

大军经居庸关出塞后,途径怀来、宣化,直奔战火最为激烈的大同而去。

然而,明英宗的御驾亲征并没有收到预料中的效果。战斗的结果居然是:明军在距离居庸关只有60公里的土木堡被蒙古军队全歼,包括京师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在内的明朝最精锐野战部队悉数覆没,

根据大臣李贤记载的《顺天目录》:“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

以至于李贤伤心地说“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此外,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等,大明王朝共有五十多位文武中枢几乎被一扫而空!

皇帝陛下本人也生死未卜!

这样的结局简直让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议。

四、土木堡之战为何会败得如此之惨

历史上,都把这次惨败描绘成昏君奸臣的配合所导致,明英宗不听劝阻强行出征,宦官王振私心自用,还没接触到蒙军就惊慌失措,又在撤退的过程中率领大军去家乡抖威风,最后又不肯快速撤退进居庸关,导致全军覆没。

事实真相真的是如此吗?

小奔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明军的全军覆没:

1、一代名将张辅成了吉祥物

张辅虽然打了一辈子的胜仗,更是在汉王谋反的时候,主动向宣德皇帝请缨上阵:“朱高煦素来软弱无能,请给臣二万兵马,擒拿朱高煦献给陛下。”

据史料记载,“也先入犯,振导英宗亲征,辅从行,不使预军政。辅老矣,默默不敢言。”也就是说当时张辅并没有进入明英宗的核心决策圈子,后者只是把张辅当成一个吉祥物随军出征而已。

2、出征过于仓促

大同的得失牵动北京的防线,明军大举出征无可厚非。然而,大军出发之前的准备却过于仓促,据记载,从明英宗宣布亲征到出发,居然只用了两天,动员、粮草、军械一系列准备工作真的能准备充分吗?

3、撤退路线的选择不科学

当时明军撤退路线有两个选择,A是紫荆关回师,B是从大同到宣府再到居庸关。

明军最后选择的路线,先从大同到宣府,直线距离160公里,从宣府再入居庸关,直线距离90公里。直线距离就是250公里。

而如果是走紫荆关,则距离170公里,不仅距离比前一个方案少了80公里

而且,走紫荆关返回,每往南走一步,就往内线收缩一分。而走居庸关返回,则基本都是贴着外线行军,极容易被人突袭。

4、步兵对阵骑兵的先天不足

自古以来,步兵对阵骑兵都有着极其明显的劣势,尤其是在步兵撤退过程中,骑兵可以反复骚扰、袭击,直到拖垮步兵,反过来,步兵却无法有效反击。

8月27日,大军撤退至宣府,第二天继续开拔,29日平安无事。

30日战局发生变化,当天“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

仅仅一天,七八万人的精锐主力被蒙军包了饺子,胜负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

5、水源缺乏的军队彻底失去战斗力

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的街亭之战,马谡执意要扎营于山上,失去水源补给,最后军队彻底崩溃的故事。

人可以三天不吃饭,但却做不到一天不喝水。仓皇撤退的明军被蒙军包围后,尽管修筑起了能满足十几万人作战的堑壕和工事,和瓦剌军进行对峙,但是因为缺乏水源,被迫接受蒙军的假和谈。

结果,明军因为和谈彻底失去战斗意识,也先大军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蒙古军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也先的这一举动成为压垮饥渴交加的明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了防御工事的明军放弃了最后的抵抗。

土木堡之战,明军就此战败,明英宗被俘。

可怜张辅一代名将,在75岁的高龄,既不能发挥自己的智谋,又已经失去自己的武力,最后默默无闻死于乱军之中。

实在是可叹可惜。


小奔说史




俗话说得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土木堡之败,不是败在明朝军队不行,也不是明朝国力不够强大,是败在明英宗偏信宠臣权监王振上。

土木堡之变的导火索就是也先向明朝朝贡的贡马被太监王振私自削价近半,中饱私囊引起。瓦剌部也先一怒之下,越过长城攻进大同。王振又怂恿明英宗朱祁镇学习朱棣御驾亲征,朱祁镇岂能跟从小就在战场上长大的朱棣相比?但是在王振的巧言令色之下,朱祁镇匆忙集结了五十万人马御驾亲征,说是五十万人马,其实大多数都是家眷宫女走卒挑夫等后勤辎重人员。真正的战斗人员恐怕不足二十万。



而且朱祁镇尽然将行军总指挥的权力全权交于了军事外行王振,在王振的瞎指挥下,一行人乱哄哄的上路,各部将官原本心中就憋屈。本来可以直奔大同,王振为了显摆,故意绕道从他的家乡路过,兵贵神速,这一来就已经贻误了战机。待三军到了他家乡附近,他又害怕踩踏了家乡的庄稼,再次绕道,这个时候正好迎上溃军,瓦剌追兵也尾随而来,王振又慌忙下令逃跑,以致军心大乱,纷纷逃命。



结果在土木堡陷入了瓦剌军队的合围,那些非战斗人员纷纷逃命,阵型大乱,军队再也难以节制。被瓦剌军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杀的蔽山塞川,血流成河。明军在慌乱中甚至没有怎么抵抗,很多军人在瓦剌军“放下兵器跪地不杀”的口号震慑下,放弃了武器跪地被踩踏、杀死。


护国大将军樊忠气愤之下,轮锤砸碎了王振的脑袋。朱祁镇做了瓦剌的俘虏,可怜名将张辅及差不多大半个朝廷的文武大臣稀里糊涂死于乱军之中,明朝二十万军队死亡过三成。自此一战,明朝元气大伤。所以,朱祁镇这个昏君,理应以死谢罪才有脸见列祖列宗,但是他还是厚颜无耻的回到了故国,并在晚年发动夺门之变,夺回了权利,处死了挽救明朝天下于即倒的于谦等一干重臣。

之所以说明朝土木堡之败不是败在国力、军力,而是败在朱祁镇,因为即便惨败之后,一个小小的兵部侍郎于谦还能够力挽狂澜,收集败兵,打赢了瓦剌趁势而来的追兵阻击战,保住了大明江山。如果朱祁镇不偏信王振,而让真正有实战经验的将军比如张辅领兵,又何至如此惨败?


谢金澎


这是一场先天不足,后天败家的战争。

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的奇耻大辱,皇帝被俘虏,精锐损失惨重,朝廷大员因此殉国。引发了影响明王朝生死存亡的危机。要不是于谦临危受命,独挑大梁,另立新君,明朝或许会早亡。

朱棣之后是朱高炽和朱瞻基,他们在位时算是明朝的较好时期,历史评价也比较高。朱瞻基曾随其祖朱棣北征。朱棣之后二人加在一起在位时间才11年(1+10),政治开明,文武皆良,倘若他们寿命长一些,就未必有此大败。

朱祁镇上台任用奸佞,安能不败?

朱祁镇虽然也想立下战功,奈何他没什么军事才能,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当时他宠信王振,王振没有什么才干,怂恿皇帝御驾亲征,他掌握了指挥军队的权力,其他将领参与率很低。这种情况基本就奠定了明军的败局。(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高俅)。

王振在明军败逃后不顾他人反对,改变路线,为了就是不踩踏家乡的粮食(我怀疑是他的私产)。在土木堡时,瓦剌军围困,明军无水可饮,军心涣散。后来解开包围圈,放松明军警惕,再包围时,他们完全无心战斗。

成国公去迎敌,被记载为“勇而无谋”,当然大败。后续的战争也成了“垃圾时间”,明军精锐损失殆尽。丢盔弃甲,惨不忍睹。

战争不仅是人数,还是气势和权谋。后者明军上演了反面教材。

明朝文臣压制武将,本来就偏科的明朝在此大败后进入转折点。朱棣的余威荡然无存。


大眼大世界


国力强盛时期的明朝却在土木堡遭到惨败,全军覆没,建国以来的制衡文官势力的武勋集团几乎全灭,皇帝被俘,几乎快变成明朝版的靖康之变。如此结局令人匪夷所思。失败原因我觉得有以下几点:

一是形势变了。蒙古北元政权在朱元璋手上经捕鱼儿海之战已经覆灭。朱棣那时蒙古也不团结,这种情况下明军还是先败后胜,朱棣亲征才赢,后面几次出征蒙古都避而不战。之后的几位皇帝选择战略收缩,专心经营国内,蒙古草原各部有了统一的机会。而明英宗面对的是初步统一草原的瓦剌,势力强悍,象征帮助明朝的朵颜三卫,其势力部分被占,余部也倾向瓦剌,攻守已经转变。

二是战略错。本来步战骑尽可能依托地形、城池而战,直接对阵难胜。虽然大同宣府必救,但是倾巢而出,而且准备仓促,集中主动求战,是战略错。步兵对战骑兵,先天劣势,胜利难以全胜,败则惨败。虽有神机营强悍火器弥补劣势,但战争关键还看人,装备不是最强的一环。骑兵进犯坚壁清野,伺机而战为上策。用人错。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王振忽悠皇帝,为自己脸上贴金,政治手段高,打仗无能,只顾自己,累死三军。张辅再强也只是吉祥物,说不上话。兵部尚书等人的劝阻也都抵不上王振一人。大军由不顾全局的王振指挥,失败率大增。

三是战术上错。未交锋,镇守太监郭敬报告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仍坚持北上,后听闻前方兵败随即后撤,撤退时又想回家乡显摆,又怕损坏秧苗,行军路线多次改变,士兵疲惫不堪。因行军路线错,没有走直线进入居庸关,遭瓦剌突袭。当断后部队中伏被灭后,本已疲惫的部队,军心开始涣散。最后选择土木堡扎营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土木堡唯一的水源被切断,被围困的明军无法突围,因倾巢而出也无法等援军,士气极度低落。当瓦剌诈和后撤,明军移动大营喝水时,瓦剌发起总攻,明军自相践踏,除了零星抵抗,全军崩溃,因此惨败。

另外从细节上这次战役有不少疑点,比如如此规模的大军,居然用两天时间完成动员等一系列活动,而且粮草不济,后勤长时间没保证,简直可怕,文官后勤没做好。宣府大同边军是九边重镇中最精锐的部队,作为长期和游牧民族战斗的部队,居然屡败失地,结合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有私下与瓦剌走私军火的举动,军队腐败可能已经严重。

不过大明的老底还是有的,后面于谦积极备战,朝廷团结一致正确决策,打赢北京保卫战,国力是根本。


云水淼淼1


我看了许多所谓大V、问答答人的回答,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可悲。有些所谓得了优质问答者,洋洋洒洒几千字,貌似引经据典,除了炫耀自己知识多,看的史书多,也没别的用处,耗费了粉丝的时间和精力。

缺水,严重缺水。是土木堡之变中,明军惨败最根本的原因。明英宗御驾亲征,王振瞎指挥,将大军驻扎在离怀来县之西不远的土木堡,被瓦刺十万大军迂回包围,土木堡没水,严重没水,平时驻在这里的军人都靠怀来县拉供。缺水,一两天明军的战斗力已下降了50%。瓦刺就是围而不打,要渴死明军,明军不战自乱。最后明英宗朱祁镇连喝的水也没了。开始杀马解渴。焦躁、恐惧的气氛已笼罩了明军。许多军士都渴死了,没渴死的,也没力气了,半死不活了。最最后,奋力一搏,凡正是个死,豁出去突围。明军排成人墙,整体推进,此时,瓦刺军在太师也先的精心布防下已养精蓄锐了五天五夜,这时,开始切西瓜了,十几万明军就被切了西瓜。逃出来的,没多少。其中就有石亨。明朝的大半个朝廷以及开国以来的勋贵武将,都被切了西瓜,尸体都风干楛在了荒漠没有收回,成了孤魂野鬼。

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