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飞刀120393101
历来争夺天下者都不是善男信女，张献忠确实在四川搞过屠杀，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但问题是屠杀人数到底是多少？
明末文人恨张献忠李自成超过清兵，所以才会有南明政权和入关清兵谈判共灭大顺，大西军的笑话，所以根据明末文人的纪录，多得不到客观的结果。
比如反映了他们观点的《明史》中记载，他杀了6万万，即6亿人，但同一本史书，又承认屠杀前万历年间四川当时的人口仅为310万，前后不一致让人无法相信。
《明史》中屠杀六万万人的说法来自《后鉴录》和《平寇志》等文人笔记。尤其是《见闻随笔》这本书，这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讲1646年张献忠分兵四路，命令军队分四路屠杀，到5月时各支军队回成都报功，四路军队杀人数量合计是65940万，也就是说“6万万"是这么来的。
据说大西军以杀人数来判断功绩，每杀一人就砍一只手掌带回来，一名兵卒杀100名男人就可升为把总，而不忍杀戮的人以大逆罪斩首，还要祸及家人。
也就是说，屠杀6万万的纪录来自自己报的军功，既然由自己来报，而大西政权又不是有个正规文官队伍的政权，那么自然存在大量浮夸现象，实际上在1685年四川政府掌握的纳税人和还有9万丁口了，而总人口则有大约50万，占明朝高峰值的12.5%，消失的人口数量不超过300万人。
实际上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已经不相信这么夸张的屠杀数字，1946年四川史学家任乃强提出，消失的人口中，八九成是死于战争带来的饥荒和混乱，只有一成左右是被直接屠杀，也就是说，屠杀30万是有可能的。
闭家锁的红枫
李自成能打入北京城，靠的是“迎闯王，有饭吃”的口号，那时加入反明起义军的都是农民，饥民，流民，都因活不下去才加入李自成起义军。
可李白成打入北京城后，不是“打土豪分金银”，而是“打土豪得金银”，想的是自己享乐，不想底层民众的需求，底下的兵也有样学样，四处杀人掠夺，已不是农民起义军了，而是地痞流氓了。
吴三桂因受不了李自成部下的夺美之仇，放清军入关，攻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打不过吴三桂，清军的铁骑，只能落荒而逃，张献忠只能向四川逃避，回避吴三桂，清军的铁骑优势。
四川是天府之国，农业发达，百姓富足，张献忠的部队入川后，不吸取失败原因，又用在北京对付有钱人那套，纵兵实行明抢豪夺，得不到就大开杀戒，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
四川百姓才不支持张献忠反清，引清军，吴三桂入川，消灭了张献忠所部。
光芒万丈34957
为什么杀？
为钱财杀，为美色杀。为权利杀，为杀而杀！
但对于问题的前半段只写了张献忠，表示下质疑。要知道，清朝初年因为四川十室九空，朝廷不得不大批将外省的人迁移到四川，这才有了后来的湖广填四川。（据说辣椒和胡椒的广泛种植和食用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说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大量锐减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是战争因素导致的人口流散，但光凭这点肯定不会让整整一个省十室九空。所以剩下的大多数人都是被屠杀的了。但究竟是明末以张献忠为首的流贼还是入侵者清军，就是一笔烂账了！
死去的人不会开口辩驳，胜利者大书特书，如今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方的片面之词而已。但联系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惨剧，要说清军是平定流贼的正义之师我是不信的！
清军和以张献忠为首的流贼在四川，就是谁杀的多谁杀得少的问题了，相信黄泉地府自有公断。
瓦尔登的船夫
没有完全的证据证明张献忠即大西军是否杀尽古四川人。目前流传下来的张献忠屠川的史料主要是清朝官修史书、民间野史及西方传教士记述。
流传下来的史料，都把明末四川人口锐减的责任，无一例外的算在了张献忠头上。如果史料是客观的，那么张献忠肯定难辞其咎。问题是，按照史料提供的描述，完全有悖于常识，有悖于一般的逻辑情况。
比如，清朝所修的《明史》以及较早的《后鉴录》前后描述张献忠屠川人数共计超过六万万之众，即超过6亿人，试问，四川现今人口含重庆也不过一亿左右，明末川省如何会有6亿多人？退一步说，如果史料记述是笔误，那么问题又来了，清朝官方对于史书又是如何校验的？态度仅仅是这个样子？所以，明显经不起推敲。
而西方传教士记述的张献忠屠川情况，因为外国人记述的，貌似看上去更公正一点。传教士所写的关于张献忠屠川的情况都是传教士亲眼所见，当时该传教士被封为张献忠国师。然而，传教士有关张献忠屠川的几百万人口，这个数据单单仅凭眼睛根本看不过来的，必定是引用的数据。而如果引用数据的话，与亲眼相见又相矛盾了。而且，引用的数据是哪里来的，真实性几何，这个又另当别论了，而且古代交通不便，又没有现代化科技，这个数据是如何靠他们两个传教人士可以统计出来？此外，传教士即便被封为国师，但是作为外国人，且在古代中国中华居上的思想下，传教士是不可能深入接触到大西国核心信息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因此，史书上，无论是清修史书，还是野史，还是传教士记述，其来源其实都是一样的。要么是来源于传言，要么是经过大清朝廷修饰过的统一信息，而这些，都不能完全称之为客观。而民间口口相传留下来的传说，则更好理解了，书上怎么写，当然就怎么传了。更何况，大清国祚200多年，舆论方向是可以掌握的。
事实上，张献忠除了流窜路过以外，从始至终根本就没有完全占领四川全境，占有地方仅仅局限在川西和川东北一带，川东川南直到清军据川前都在南明控制中。这种情况，张献忠怎样尽数屠川？而且，张献忠是在成都以南仅几十公里的彭山败给明朝将领杨展后，才逃出成都奔走西充被杀的，张献忠死后，四川还有大量的明军，且是拥有正常战力的明军。如果张献忠已经屠川殆尽，这些地方，这些人是怎样存在的，实在想不明白。
此外，张献忠死后十几年，清军才平定四川，十几年！不是十几天。这期间清军在和谁作战呢，为什么还要战乱到十几年？而且，张献忠死后，其麾下将领李定国成为了南明后期的最主要大将，成为南明最后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如果张献忠已经屠川，这支大军在没有给养的情况下，如何能撑到永历时代，且最终为南明奉献得那么忠烈？
张献忠肯定杀过人，也可能非常残暴，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断言说其屠尽了四川人，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苏绽
张献忠有没有屠杀四川人呢？肯定是有的。而且证据确凿，无可抵赖。现在有人给张献中洗白，说张献忠杀这么多人与理不符，因为需要大量的人口供养军队。其实，这个是不了解张献忠本人的性格特点。张献忠本质上就是流寇，非常的子弟残忍，他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不能为我所有，我就一样要把她毁灭，就是不留给别人捡便宜。张献忠的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思想，是始终如一的。要知道，张献忠在进入四川之前，已经在其他地方流窜多年，每到一地都大肆屠杀。可以说，张献忠杀人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癖好，并不是到了四川之后才开始杀人的。
张献忠在四川当地大肆屠杀，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不但有各地的出土文物，也有各种历史古籍的记载。有些古籍，是四川当地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完成的年代比清军进入四川要早。当然，你可以不承认这些国内的资料，但是，当时在四川还有外国传教士。有外国传教士就把张献忠屠杀民众的事情记载了下来。这些外国传教士的记载，是到了民国时期才被披露的，原始资料是从欧洲引进来的，并不是在满清统治时期发表的。所以，并不存在外国传教士被满清“收买”抹黑张献忠的可能性。
有人说，为什么有当地人祭奠张献忠呢？“反面人物”蚩尤也有人祭奠啊。其实，这些人原来是张献忠大西军将领的后裔，媒体对当地人的采访已经披露了这一点。
有人提出，为什么张献忠死后13年，清军才占领四川全境？据此认为是清军参加了屠杀。其实，屠灭四川人口的不止是张献忠，清军，南明和其它流寇都参加了，但张献忠属于带头者，学者认为，张献忠一个人就屠杀了超过全四川三分之一的人口。《烬余录》记载：“统以十分而计之，（川民）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由此可见，张献忠作为首开杀戮之人，虽然没有在当时杀尽全川，但对明末四川全境秩序崩溃，生灵涂炭，起了恶劣的带头作用，以至于其余恶不息，造成人口不断下降。
张献忠屠川，证据确凿，不容洗白。给张献忠洗白，翻案，不符合客观实际。
怀疑探索者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由之前的三百万人减至不足八万人，后来就有了“湖广填川”这一大迁徙。
而导致这一次人口的大幅锐减的罪魁祸首就是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历史上记载，张献忠曾对四川采取了屠川的残暴行为。至于张献忠为什么要残杀四川人，主要有几种说法：
一、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
张献忠出身贫困的家庭，从小生活贫困受了不少欺凌压迫。所以对于权贵，富裕的人有着一种仇视心里。他来到四川后，看到四川人这般的奢靡淫逸，非常的痛恨，一怒之下，就选择了屠川。
二、张献忠本人性格刚烈残暴。
刚开始起义的时候为了所谓的大计而一再的压抑自己内心的残虐。到了四川自封为王后本性暴露，就开始残杀起四川人来。
三、张献忠统治四川后期，由于各方势力的壮大，张献忠在军事上节节败退。
再加上满汉大军的南下，张献忠王朝眼看即将不保。这个时候张献忠就萌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里，不想把自己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所以就索性来个“我得不到的我宁愿毁了也不给你得到”，所以他就起了毁城之心。
四、 还有一个说法是张献忠小时候受过四川人的虐待，以致对四川人都怀恨在心。
所以他领军起义在西南建立政权后就开始残杀四川人。
不过具体是哪一个原因导致的张献忠大肆残杀四川人，众说纷纭。只知道在他被杀后，四川十室九空！
有书君语：对此问题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别忘给有书君点个赞哦~关注有书君，私信回复句子，有书君送你一句特别的话！
有书共读
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可以分为杀和平居民、杀读书人、杀川兵三种情况：
一是攻城之后的屠杀。
张献忠是明末两大流寇之一，破城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屠杀
即所谓“除城尽剿”。
据明人记载，张献忠在攻克重庆、成都以后都对当地官民进行了不分对象的屠杀。比如《罪惟录》中记载，攻破重庆后，“城破，端王阖宫被难。旧抚臣陈士奇死之。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耳鼻，断一手”。当初，从汉中跟随端王逃亡重庆的士大夫纷纷遇难，《怀陵流寇始终录》中记载，“端王出汉中时，士大夫多携家以从，故衣冠死者甚重”。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不无心悸地写到，“流血有声”。
在攻破成都后，《罪惟录》记载，“蜀王阖宫被难，巡抚龙文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檄诸绅于成都，皆见杀。”《蜀记》中说，“贼大众驰聚而入，不分老幼良贱，皆杀之。三日后，方招安。”
近来在四川彭山江口出水的蜀王之宝，发现被人为切割成十几块。此外，另外两块金宝上，有“定、荣”字样，初步判定是属于定王、荣王金宝的残存部分。这些金宝上，许多都有被斩、砍的痕迹。
蜀王金宝来自蜀藩王府，是明代亲王在藩地发布政令及与中央书信往来的信鉴，每个藩王府唯一的一枚金宝，在分封时就代代传袭。
被淹没几百年再度出水后，上面清晰可见的刀痕，让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张献忠破成都后，烈焰蔽日生灵涂炭、民众无一幸免的悲惨景象。
一些小城也惨遭张献忠军队屠城的命运，比如“顺治二年，文秀屠广元”，张献忠令保宁贼将刘进孝复屠保宁，绵州等州县皆屠。十一月，张能奇复屠保宁。
此外，还有为了镇压抵抗，不加区别地大规模屠杀，所谓“搜各州县山野，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
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记载不绝于史书。
二是大规模屠杀读书人。
因为发现有读书人勾结李自成，张献忠进而对四川读书人产生病态怀疑，决定予以大规模屠杀。
《鹿樵记闻》中记载，“廉得诸生有通表于闯者，由是发怒，命州县教官率生监来省考试。聚之大慈寺，照牌点名，驱至西城外青羊宫坑之。共一万八千人，所弃笔砚如丘冢。”
“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杀读书人，是历来最下作的手段，也是张献忠最被证明为胸无大志，嗜杀的流寇有力证明。
三是形势不利时候杀人：尽杀川兵。
1645年，南明以王应熊为督师，经营川湖云贵四省，以樊一衡总督川陕军务，“合计诸要隘兵马，不下二十余万”，张献忠发现形势恶劣之后，想到的不是团结人心，施以仁政，反而产生了“蜀人负朕，恨入骨髓”的病态思维。
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张献忠把军中的四川人都看作是“剽悍亡命，叵测不轨之徒”，于是决定把军队中的三种人全部加以屠杀，从而达到他自认为纯洁队伍的目的。
其一系四川人，在川应募者，有系川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川中随营者。其三系明朝官兵来者，有系阵前俘获者，又有系火并响马收入者。
全部只有一个结局：俱当尽诛。
结果在军中屠杀“男妇大小不下二十万有奇”，占军队总额的半数。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纯粹根据地域标签乱杀一气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张献忠并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农名起义领袖，实际上只是一个心理病态，精神偏执的杀人魔头而已。
在大规模的屠杀下，张献忠不仅失去了人心，也放光了自身的血液，比如，他在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的军政官员，到亡命时，身边居然只剩下25名官员。
此外，他离开成都前，下令“各将士自杀其新收妇人”，到顺庆时，“尽杀川兵”。
可惜的是，几百年后，这样的杀人魔鬼居然被作为正面形象存在于教科书、以及文学作品中，还有很多所谓专家为其辩解，洗白，实在是可悲可叹可恨。
小奔说史
明末四川人口大部分都是张献忠杀死的，有大量记载，从当时文人笔记，一直到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记载。有人说是因为，清军在四川进行长期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与张献忠无关。
其实，清军在四川打过什么战役？清军在四川的战斗很少，清军在关内拉锯战和战斗比较严重的是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和山西这些省份。甚至在清初的时候，八旗军主力都极少进入四川，除了击败张献忠一战。（后来清军在四川围剿大顺军残部，只是在山区围剿山寨，都没有进入人口密集区）
但是那一战很轻松，清军在战斗爆发前就杀死了张献忠，导致张献忠部队全部崩溃。没有爆发大战斗。
那么，张献忠为什么要杀人呢？就是因为当地民团一直协助明军反击张献忠，袭击张献忠部队。而且，张献忠早在湖北等地，早就以滥杀无辜而出名了，在四川杀人也不是第一次。
王夫之《永历实录》都记载：献忠之在蜀也，杀掠尤惨，城邑村野，至数百里无人迹。民逃入深山。韩国相《流离传》，“会献贼欲尽杀川兵...会献贼前锋猝至，初九日城陷焚杀无遗”。
就连大西军幕僚写的蜀乱都指名是张献忠杀四川，张献忠主要要杀读书人，明朝支持者，民团所在地居民，特别是那些不与张献忠合作的州县，都是张献忠要杀的主要目标，他要杀人立威。
深度军事
讨论这个问题就不能不介绍一篇论文：
历史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但是针对同名同姓的人物，写出高质量的研究，这就很少见了。
简单说张献忠教授指出了三点：
（1）明清之际四川人口锐减。
（2）张献忠确实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屠杀。
（3）但是，大部分史籍夸大了张献忠的屠杀。具体来讲，一是把别的武装进行的屠杀安在张献忠头上，二把张献忠政权后期的混乱与杀戮作为张献忠政权自始至终的特点。
换句话说，四川人口锐减是各种战乱和灾荒的结果——战乱破坏了农业生产，灾荒进一步造成人口大范围死亡、迁徙。造成战乱的，不仅有张献忠的武装，还有明清之际四川残余明军、各种地方武装、强盗，也有后来入川的清军。
张献忠在进入四川之后，不是没有尝试过争取百姓支持。张献忠教授指出：
换句话说，张献忠刚到四川的时候，是希望长期经营这一地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献忠无法建立稳定的统治。没有稳定的税收，就只能进一步诉诸掠夺；这一掠夺进一步加剧了武装冲突，进而瓦解政权的统治基础，就更没有税收了。陷入这一恶性循环以后，张献忠政权渐渐就灭亡了。
这之后，清政府统一了四川。为了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又极力摸黑李自成、张献忠等汉人义军政权。把张献忠作战中的屠城手段，以及后期政权崩溃后的混乱屠杀，作为张献忠政权的一般个性，生产出了屠蜀者张献忠的形象。
总之，这篇论文虽然短小精悍，但立论精彩。
诚然，它在网络上的流行，主要是因为张献忠说张献忠的噱头；然而，即使是抱着猎奇的心态，读一下这篇论文，了解一下张献忠研究的张献忠，也会很有收获~
在野武將
答：“张献忠屠蜀”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
要弄清楚张献忠为什么要杀四川人，就先要弄清楚张献忠是否犯下过“屠蜀”罪行。
“屠蜀”是一件灭绝人性的事，杀人数以百万计，罪行滔天。
这种罪恶，在“屠蜀”后近几十年，乃至一百年时间内，是无法弥补和洗刷得去的。
换句话说，在张献忠身后近几十年，乃至一百年时间内，“屠蜀”事发生过与否，世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但是，两百年、三百年之后，巨创已被时间填平，“屠蜀”事发生过与否，就很让人怀疑了。
毕竟，为一己之喜恶而杀数百万人，以“恶魔”、“魔君”、“天杀星”之类的词语已不足以述其恶，善良的人们就对事件本身显得难以理解和难以想象了。
而自从建国后张献忠和李自成一起被中学历史课本归于农民起义领袖、摇身成了反帝反封建的英雄后，人们更乐意将“张献忠屠蜀”看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污蔑和抹黑。
他们认为“张献忠屠蜀”并不存在的依据主要有四：
一、张献忠生活时代，全中国人口最多不过一亿人，而《明史.张献忠传》里写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绝对不可能，则《明史.张献忠传》写“张献忠屠蜀”完全不可信；即写《明史》所参考的《蜀碧》等资料也完全不可信；“张献忠屠蜀”完全是封建地主阶级捏造出来的。甚至，“屠蜀”的凶手必须是清朝统治者，“张献忠屠蜀”是清朝统治者的故意嫁祸、栽赃。
二、张献忠入川的本意就是要以四川作为根据地，没有屠蜀的理由。
三、张献忠死于1646年，但满清直到1659年才攻陷重庆。即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长达十三年的殊死搏斗。如果真有张献忠屠蜀事件，怎么还会有四川人抵抗清军的事？就算还有四川人，既然张献忠展开过大屠杀，这些人为什么不欢天喜地地迎接杀死张献忠的清兵，反而要与清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四、梓潼七曲山大庙风洞楼内供奉着张献忠的塑像、神位，说明张献忠是深受四川人民爱戴的农民起义英雄。
实际上，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史料，目前发现的共有450种，作者既有封建地主阶级文人，也有社会底层的落魄文人，还有张献忠阵营里的当事人，更有外国传教士。这些资料已足以说明问题了。
这里特地介绍一下其中几种。
1、《蜀乱》一书作者为广安人欧阳直，此人参加过张献忠的甲申科举考试，录取后就在大西军任事。甚至张献忠死后，他还随大西军四大将之一的刘文秀到云南。直到吴三桂军攻入云南西部，他才脱离农民军回到四川家乡。
2、《五马先生纪年》作者傅迪吉原是成都小商贩，张献忠毁城撤离成都时大批量屠杀居民，傅迪吉知书识墨，被一个大西军官收为文书，这才躲过一劫。《五马先生纪年》可说是傅迪吉对自己九死一生经历的笔记。
3、《纪事略》的作者佚名，但据文中自述，作者曾在大西国供职，记述得之于亲身经历，信实性较高，收集有若干张献忠颁布屠杀四川人民命令。
4、《大西通纪》的作者同样失名，从内容看，应该是张献忠部下逃死遁世后所写的私史。
5、《滟滪囊》为通江李馥荣（锦山）所撰，内容主要从《山城纪事》、《荒书》、《蜀乱》、《滇蜀纪闻》等书收录。但也有很多其他书所没有的资料，这些其他书所没有的资料，多直自叙事，不言出处，但标“轶其名”三字。专家考证，这“轶其名”者，身份可能是张献忠从龙功臣，或者就是撰《大西通纪》的作者，又或者极可能是孙可望或李定国。原因是其他书每记录孙可望及李定国的事迹，都与《滟滪囊》的“轶其名”的事迹相同。
6、《圣教入川记》的作者是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的西方传教士利思（意大利人）、安文思(葡萄牙人)，此二人都是张献忠制造四川大屠杀的目击证人，因此他们所撰写的《圣教入川记》最具有权威性。国内长期不知此书，直到1917年上海教会的法国传教士古洛东（Gourdon）才把它翻译成中文。
认为“张献忠入川的本意就是要以四川作为根据地，不可能屠蜀”的观点也是不成立的。
原因看《圣教入川记》就知道答案：在该书的记载里，1646年以前的张献忠是彬彬有礼的，1646年以后就成为一个暴乱无状的狂人了，二教士用“然有精神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来评价张献忠，并不厌其烦地、多处记录张献忠大规模杀人。
鲁迅先生在《晨凉漫笔》中也说：“他（指张献忠）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已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
至于存疑的第三点，从上面第二点的分析不难得知，张献忠入蜀时间三年，大开杀戒的是后面那几个月。在这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单凭刀枪棍棒一类冷兵器，是不可能把全蜀地以千万计的人民斩尽杀绝的。另外，幸存的四川人民抵抗清军并非说明他们就是爱戴张献忠，抵抗清军与爱或恨张献忠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只能说，四川人民既痛恨张献忠，也不欢迎清军。
最后一点，梓潼七曲山大庙风洞楼的张献忠塑像是怎么回事呢？
《小腆纪年附考》、《蜀龟鉴》、《蜀碧》等书有记：公元1644年10月，张献忠率部与李自成部下贺珍争夺汉中，凯旋路经梓潼，发现七曲山上有文昌庙，心情高兴，便入庙游览。文昌君是晋代大善人张亚子，和张献忠同姓。张献忠入庙后，指着文昌神像对左右说：“此吾祖也！”追封为“始祖高皇帝”，敕封七曲山文昌庙为“天圣神祠”，认作“家庙”，又叫“太庙”，改七曲山为“太庙山”。不久，又拨银五万两，调集工匠数千人扩修太庙，命七曲山的裴、贾二姓为护庙的“司香户”。张献忠告诫手下将士：“我与文昌已经联宗认祖了，梓潼百姓就是我的兄弟，谁都不许伤害他们！”
梓潼人因此在张献忠屠蜀期间得以保全，而梓潼人目睹张献忠屠杀全川，手不容情，唯独对梓潼网开一面，侥幸之余，不免对张献忠这位杀人魔君多几分感激之情，故而立这样一座生祠，以求一方平安。
清绵州知州安洪德曾让人捣毁张献忠雕像，并立碑刻“除毁贼像碑记”，碑文上一针见血地说，梓潼人之所以为张献忠塑造雕像，其实是“畏而媚之”。
现在的绿袍金脸张献忠塑像，乃是1987年梓潼政府组织重塑的。当时，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研讨会暨纪念张献忠逝世340周年大会在梓潼召开，专家、学者都推认张献忠为“农民起义杰出领袖”、“抗清英雄”（实际上，张献忠从未与清军作战过，甚至他被清军射死前一刻，他还不相信来者是清军）。
驳斥过上面人们否认“张献忠屠蜀”的四条依据，再说一个有力的佐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收录有《南明兵部尚书李乾德答孙可望书》，该书是南明兵部尚书李乾德写给张献忠义子孙可望、李定国的，里面痛陈张献忠屠蜀事。而孙可望、李定国等均无半句辩解之辞，显是默认了李乾德所说。
想想看，连孙可望、李定国等人都无法替张献忠辩解的事实，则张献忠屠蜀属实，已经无可置辩。
确认过张献忠屠蜀的罪行，再结合鲁迅先生说的“他（指张献忠）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已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即相信大家对“张献忠为什么要杀四川人”已经有明确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