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妻子一边掸尘打扫，一边教孙子学说拜年贺喜的吉利话。孙子不感兴趣，漫不经心地冒出一句：“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不用说，这又是他在幼儿班里学来的流行语。
现在的孩子，真幸福啊！就说这过年，吃的、穿的、玩的应有尽有。亲朋好友之间拜年，都会在孩子那甜溢心际的新春祝福声中心花怒放，然后乐滋滋地掏出红包。孩子过春节，单压岁钱就有四位数。
孩提时代，我非常期盼过年。因为，我们只有在这几天，才能“吃鱼、吃肉、穿新衣”。也许，今天的孩子会对我们那时的这种“美梦”嗤之以鼻，然而，到了年根岁末，生产队年终决算分红了，我们这些会被当下孩子的时常会被所击破。
一个生产队五六十户人家，“余钱户”寥寥无几，大多数成了入不敷出的“超支户”。
何为超支？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大人挣的工分不够支付口粮钱，年终决算倒欠集体的。
俗说，有钱没钱，总得过年。于是，大家小户勤俭节约，用实际行动“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卖几只鸡蛋，买三两张红纸，喜纸自己刻，对联自己写。没钱添新衣，就找出旧的洗一洗。水荡人只要勤快，过年的鱼早就养在水缸里了。年前，生产队会杀两头猪，各家各户分到几斤肉。这样，老老少少可以过上一两天有鱼有肉的“神仙”日子。
水荡村舍地势低洼，种不了花生，人们就在荒圩或自留地里长几棵向日葵，收下的葵花籽便成了过年招待亲朋或邻居家孩子的“彩头”。
过年所抓的“彩头”，五颜六色，品种较多，往往是由炒熟了的葵花籽、蚕豆、黄豆和爆米花之类的掺和而成。尽管如此，孩子们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怎么办呢？我们只能“穷则思变”。甫一放寒假，我们就忙碌起来，呼朋引伴，做好大年三十晚上挨家逐户去“盖粮印”、送祝福的准备。
大集体时代，盖粮印是生产队粮食保管员干的活。每到秋天，生产队打下稻谷，都要在打谷场上晒干后才运进粮仓。太阳落山前，摊晒在场上的稻谷被大人们收扰起来，堆成了一座座金灿灿的小山。此时，保管员拿来稻囤印盒，在这一座座粮山上慢条斯理地盖上密密麻麻的长方形的白色印记。第二天清晨，保管员定来验印，看到印记依然清晰，说明粮食没被人偷过，才允许人们破印晒稻。在经年累月食不裹腹的人们心中，这些方方正正的白色印记，就是粮食丰收和吃饱肚子的象征。除夕之夜，孩童们到各家去“盖粮印”、送祝福，普遍受到欢乐。不知何时，“盖粮印”就成了芦荡水乡人过年的特有习俗。
起初，我只能跟着邻居家的大哥哥当“跟班”，充其量喊喊“过年发财”之类的好话。有一年，父亲帮我做了一个简易的“粮印”。其实做法极其简单，用一只小蒲包装上一些生石灰粉，用绳子扎好包口，而绳子的另一头系在一根木棍上。当蒲包的底部接触地面时，石灰粉就会从蒲萆的缝隙里渗漏出来，地面上便拓有方方正正的白色“粮印”。
大年三十晚上，华灯初放。我刚吃完“团圆饭”，就迫不及待地叫来三个小伙伴，提着“粮印”去送祝福。我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胆大脸厚的一路叫喊——“稻船到家喽！”胆小心细的负责盖印，还有两个年龄小一点的就负责拎口袋收“彩头”。每到一家，我们必先恭喜大伯、大妈“新年发大财”，再到人家院内、屋里卖力地盖着“粮印”。大人们乐得合不拢嘴，一边应和着我们说“发财、发财”，一边从家里拿出“彩头”，放进我们事先准备的布口袋里。
有的人家出手大方，“彩头”给得多，我们就懂事地道谢。逢到主人舍不得多给，我们就说声“再长长财！”于是，有的女主人起初故意不多给，等我们说一声“再长长财”，就再抓上一把，然后舒心而又爽朗地笑起来。霎那间，小院里声声欢笑暖人心。
现在想来，大人们绝非是逗孩子玩，只是想多讨几句吉利话罢了。他们明知大年三十“盖粮印”，只是小孩讨“彩头”的“小把戏”，但还是满心欢喜。因为，在那缺吃少穿的岁月，谁不期盼能有“稻船到家”？就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孩子们吉利、喜庆的“送粮盖印”和温暖人心的祝福叩门而入，顿时将人们日夜思虑无钱过年的忧愁，转化为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虽说物质是贫乏的，但无论孩子还是大人，精神却变得饱满而丰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