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商圈是長沙最出名的商圈，琳琅滿目、車水馬龍映襯出的，是今天長沙人富足的生活。外地人來長沙，長沙人到節假日，不少人都會選擇到五一廣場去瀟灑一番，放肆享受社會發展的紅利。
距五一廣場約一公里的蔡鍔中路有一個小弄堂，名叫徐祠巷，在如今高樓林立，一片繁華的長沙城內絲毫不起眼。然而，在八十多年前的那場關係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戰中，一段抗戰傳奇正收錄於此。
這裡就是“八路軍駐湘通訊處”舊址。
打開大門（圖/張必聞）
古樸的大門、灰色的牆壁、陳舊的石庫門，走進這座安靜的院落，時間彷彿在此凝滯，八十多年前的那段歷史放佛在我們面前緩緩展開。
八十多年前，日本帝國主義的悍然侵略，讓每一位中國人都感到了生死存亡的威脅。“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國難當頭，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共產黨和國民黨，擱置恩怨，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7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派徐特立、王凌波到長沙建立八路軍駐湘通訊處，與中共湖南省工委一道，開創國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
1937年12月，六十歲的徐特立抵達長沙，由於他是毛澤東的老師、曾創辦了長沙女子師範學校和湖南孤兒院，一時間讓戰時陰影下的長沙城熱鬧了起來。
徐特立（圖/張必聞）
“湘教育家徐特立離湘十餘年，昨日下午二時由武漢來長……徐著灰布短衣，神采奕奕，不減當年氣概”。當時的《力報》記錄下了徐特立抵達長沙時的情形。
經媒體報道後，登門拜訪徐特立者絡繹不絕。
在“八路軍駐湘通訊處”舊址，進院後穿過天井進入堂屋，堂屋正中放著一張橢圓形的桌子，幾把椅子依桌而立，整齊大方。
“第一次去徐家祠堂那條街上的八路軍駐湘辦事處（通訊處）……談話的地方是正對著大門的一間屋子，屋子正中擺了一張橢圓形的會議桌，徐老坐在桌子的一頭，七八個青年坐在桌子的兩側和對面。”
這是青年餘光中第一次到長沙時，前往位於徐家祠堂的八路軍駐湘通訊處拜訪徐特立時的情景。
大廳（圖/張必聞）
1937年底，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初建於長沙市東長街(今蔡鍔中路)徐祠巷19號徐家祠堂。
為什麼是初建？因為1938年2月，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就遷至壽星街2號，真正在徐家祠堂的時間只有短短三個月。
“當時的祠堂大多帶有學校性質，八路軍駐湘辦事處所在的徐家祠堂也有一個學校，趁著學校寒假空隙，就在這裡掛了牌。”長沙市博物館原研究員周英告訴觀潮君。
從1937年冬天到1940年秋天，在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存在的33個月、1000個日夜裡，這個只有20多人的通訊處，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從借祠堂、租民房，到四處躲藏式辦公。他們圍著湖南畫了一個圈，足跡遍及長沙、邵陽、衡陽、湘潭等地。
1937年底，在位於長沙市蔡鍔中路的徐家祠堂，掛牌成立。
1938年2月，因徐家祠堂內的民達小學開學，駐湘通訊處搬至長沙市壽星街2號，租三益糧棧部分房屋辦公，此時的徐家祠堂還留有駐湘通訊處的部分招待所（因為人員較多，通訊處還在雅禮中學設置了電臺。由於武漢形勢緊張，同時擔心敵機轟炸，考慮到防空的需要，在水陸交通較為方便的燕子窩陳家祠堂增設一處辦公地點）。
1938年11月，文夕大火前夕，駐湘通訊處遷往沅陵。
1938年11月，文夕大火後，駐湘通訊處全部遷往邵陽東門外兩路口曾家院子辦公。
1939年8月11日，因接到國民黨第九戰區通令，被迫停止辦公，通訊處撤銷。
1939年10月，駐湘通訊處從邵陽遷至衡陽。
1939年11月，駐湘通訊處轉移到湘潭。
1940年9月，在當時長沙市白沙井嶺5號，國民黨非法逮捕王凌波，並將王凌波夫婦武裝押解到桂林，至此駐湘通訊處工作全部結束。
電臺（圖/張必聞）
駐湘期間，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主要承擔統戰、採購轉運軍需物資、掩護中共地方組織等任務。工作人員經常深入街巷做社會調查，宣傳黨的抗日方針政策。
徐特立除了憑藉教育家身份獲得的群眾基礎外，還非常擅長演講。到達長沙後的第三天，徐特立就在銀宮電影院宣講《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聽眾達三四千人，把整個電影院擠得水洩不通。當時的《觀察日報》甚至評價說，徐特立搶了說書人的買賣。
與徐特立一起重返長沙的，還有寧鄉人王凌波。房子簡陋，整個機構只有20多人辦公，但“五臟俱全”，徐特立主外，王凌波主內，相互配和。
在八路軍駐湘代表的影響下，湖南各救亡團體創辦了大量抗戰刊物，其中史學大家翦伯贊擔任主編的《中蘇》半月刊就問世於此時。
一大批湖南進步青年在八路軍駐湘代表的影響下，紛紛前往革命聖地延安。
王凌波使用過的眼鏡（圖/張必聞）
1937年，長沙女中學生趙綠吟到八路軍駐湘通訊處提出申請，要求去延安學習。年底，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從長沙先後輸送到延安的青年約1000人。
醴陵進步女青年潘代清聽說長沙組織戰地服務團，她秘密串聯了七個同學報了名，學校嚴加阻攔，前後門都加了兩把大鎖不準出去，她們從防空洞中跑了出來，後來又被學校追了回去，遭到停學兩個月的處分，畢業前找到八路軍駐湘通訊處，被安排去了新四軍。
募集前線物資，並穿越炮彈將其送至前線，是八路軍駐湘通訊處最日常、也最為重要的一項工作。
“1938年夏天，八路軍駐粵通訊處曾將宋慶齡經柔濟醫院黃雯醫生多次捐助的大量藥品和醫療器材及海內外人士捐助的餅乾、罐頭食品和衣物經鐵路託運，由徐青護送運交八路軍駐湘通訊處收轉，通訊處工作人員劉一鶴擔任口頭和文字翻譯以及向華僑寫回信致謝的工作。”長沙市博物館館藏的《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一書就曾記載了各方募捐的情況，其中在寧鄉募集防毒捐款200餘元，在長沙衡光工業社募集到了寒衣，這裡的職工還曾向八路軍寫慰問信及捐款。這些物資都由八路軍駐湘通訊處集中，分批轉運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和南昌新四軍辦事處。
由於是國共合作期間，公開設立的機構，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不僅可以走街串戶地募捐，還能從國民黨政府那裡領取前線“軍需”。
陳列櫃1（圖/張必聞）
當時，八路軍駐湘通訊處的物資來源主要有兩個。其一，是根據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統籌安排，由駐湘通訊處向國民黨衡陽軍需處辦理交涉，領取軍餉、武器彈藥、被服等。其二，是湖南各界以及廣東等地和海外僑胞捐獻的大批衣物、藥品、醫療器械等各種物資。如印尼華僑曾捐獻成批虎標萬金油，東南亞華僑還捐獻了軍用救護車等。
此外，八路軍駐湘通訊處還直接為延安運送了物資。如1938年6月，在通訊處送往延安的“車上裝了許多紙張，當時延安非常缺乏印報的紙。還有蘇聯援助的200多挺機關槍”。
“還發動並組織婦女統一製作新的鞋子、襪子、衣服，當時的房子，整屋子堆滿了物資，都用卡車運到了延安。”周英說，當時民眾的抗日熱情被點燃，募捐和製作前線軍需的積極性很高，這些物資都送到了前線戰士的手中，極大地支援了抗日戰爭。
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從建立到撤銷近2年的時間裡，共招收赴延安的進步青年680人，培訓人員2220人，營救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65人，接待國內人士20000人，國外人士20餘人，為抗戰前線籌措、轉運物資多達50000餘件。
觀潮君近日前往探訪“八路軍駐湘通訊處”舊址時，處於閉館期，在與工作人員真誠溝通後，方被允許進入參觀。
一位在舊址工作了8年的工作人員告訴觀潮君：“其實我們是非常歡迎大家來這裡的，無論是遊客還是媒體，老一輩革命家的故事、精神，需要傳承和發揚。”
“開館時平均每天三五十人來吧，這裡是紅色教育基地，政府機關組織的和散客都有，現在周邊要拆遷，因為安全原因所以閉關了。”附近的居民徐先生告訴觀潮君，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並不需要門票，但由於鮮為人知，前來參觀者相對較少。
這裡距長沙最為繁華的五一商圈“一步之遙”，老房子被拆，雖是城市發展的正常新城代謝，仍不失為一次經濟與文化的艱難抉擇。
但讓人欣慰的是，近年來，隨著省委省政府對於歷史文化古蹟的保護力度持續加大，例如“八路軍駐湘通訊處”舊址這類承載著優秀民族文化的建築一般都會原址保護。
著名古建築學家、湖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柳肅對觀潮君說，古建築是刻在石頭上的史書。這座藏身於繁華都市的小院落，刻錄的那段歷史，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財富，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和義務繼承。
“不管怎麼樣，還是要好好保護起來，這是歷史的一段紀念，也可能是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唯一能看到的紀念了。”周英感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