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的需求就是能夠做一次透析,做一次至少減輕一下身體的負擔,我們現在都不考慮治什麼肺炎了。”
口述 | 劉雨(化名)
記者 | 張從志
封城後的“透析”路
2010年,我父親患上了尿毒症,開始去醫院做透析,10年都沒有中斷。一週三次透析,每次四個小時,隔一天就要去一次醫院。做透析的醫院是武漢市第二醫院,離我們家並不算遠,父親平常都是一個人叫出租車去醫院,20分鐘就能到。1月23日,武漢“封城”,後來機動車也被禁行,怎麼去醫院就成了我們最著急的問題。
我們聯繫了社區用車,但人家只負責送,不負責接。父親也嘗試過自己步行去醫院,但走到一半就不行了。他今年61歲,因為常年做透析,身體非常虛弱,不能過多運動,以前偶爾感冒發燒,幾乎每次都要住院,有幾次很危險,但他挺了過來。
1月28日,到了透析時間。社區找車送我爸去了醫院,做完透析後,一個病友騎電動車把他帶回了家。那天晚上天冷,風大,回來後我爸就開始頭痛發燒,最高燒到了38度。我電話裡知道後,當時就緊張起來了。我首先想的是,
蔡小川 攝
第二天,父親去社區醫院抽血做了檢查,查到有細菌和病毒,但症狀還不算嚴重,醫生沒辦法給出確切的診斷,讓我們去大醫院檢查。我家沒有車,爸媽也不會開車,交通出行實在太不方便了。我和母親兩頭都開始打120和市長熱線,太多人打了,一直打不進去,後來打通了,電話那頭說前面排了500多號。我越來越緊張,開始逐個給醫院打電話,上網看每一條新聞,想找到可以去做透析的醫院。
1月30日,又到了透析時間。母親帶父親去社區醫院拍了個胸片,顯示肺部有少許感染,社區沒有CT,還是建議我們去大醫院。我爸頭一天還能扶著我媽走到社區醫院,第二天就覺得不行了。我媽買了一把輪椅,推著我爸去社區醫院。我們想著能在家退燒就儘量不去醫院,畢竟醫院有交叉感染的風險。但是,降燒藥也吃了,體溫就是降不下來。
被拒絕的疑似感染者現在也說不清楚到底是28日那天晚上坐電動車回來就感染了,還是後來去醫院檢查交叉感染的。
那一晚上,我們全家人都在打各種電話求助,第一批七家定點醫院都打過了,有的沒人接,有的說不具備透析條件,有的說還沒改造好,有的說只接收正常的透析病人,還有的說我們沒有任何空床位了。
從1月28日開始到現在,透析已經停了5天,斷了三次。醫生說,透析停的時間長了,身體會積水過多,毒素排不掉。我爸現在食慾特別差,發燒以後就沒怎麼進食,吃了東西容易反胃,之前給他吃降燒藥都吐出來了,每天只能喝點糖水。父親發燒後,喉嚨特別幹,特別想喝水。但因為好幾天沒有透析,身體已經開始水腫,我們又不敢讓他多喝水。我爸說,自己可能撐不過去了。他拿手機接電話的力氣都沒了,說話也是有氣無力,後面我甚至不敢給他打電話了,只跟我媽聯繫。我媽告訴我,爸爸去做檢查的時候,拿病歷的手抖得特別厲害,翻一張紙都很費力。我真的特別擔心。
那時候已經到了晚上,但他們等不及了,我媽讓我查導航路線,說要推著爸爸走過去,武漢冬天外面非常冷,外面馬路上空無一人,推輪椅要走兩個多小時,我生怕出什麼事。但我媽管不了那麼多了,先推著輪椅出去了,走了好一段路後碰到了一輛小麻木(三輪摩托車),把他們送到了醫院。
他們晚上十點左右到了普愛醫院,才發現消息有誤。那邊的醫生說透析室還沒準備好,現在做不了透析。我爸整個人已經奄奄一息,他說他不想走了,就待在那裡,哪也不去了。那天晚上,我爸就是在醫院的門診大廳裡,在朋友送的一把躺椅上過的夜。
我媽照顧我爸,也是密切接觸者,但還沒顧得及去做個檢查。
蔡小川 攝
我媽今年55歲了,一個人要照顧我爸,還有隨身帶著的東西,很不方便。他們只有我一個女兒,但我工作在廣州,家也安在廣州,只有逢年過節才回武漢。我也想過回去,但那時已經回不去了,就算回去了,我能做的事情也不太多,我媽肯定更要崩潰。
爸爸現在說話開始糊塗了,醫生問他,他還不承認自己有症狀。2月2日下午,醫生給他做了血氧檢測,說他血氧飽和度低,呼吸衰竭,意識可能有些不清楚了。我們現在只能抱著希望,都說普愛醫院可能是最早接收發熱透析病人的一批醫院,他們不敢回去,就在那裡等著。前天晚上聽媽媽說,她在走廊裡看到了三具屍體,到中午才有殯儀館的人來拖走。她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面,被嚇哭了。
記者按
2月2日下午,劉雨發來微信,父親被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透析還做不了,但現在不僅僅是透析了,他已經靠吸氧了。”
2月3日,截至發稿時,劉雨再給本刊記者發來微信,她的父親終於上了透析機,“雖然透析時間是原來的一半,也可以稍微減輕一些負擔了。”不過醫生說仍處病危狀態,讓她們做好思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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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從志
想吃碗熱乾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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