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人士说文史
首先:先了解帝王道与法家的区别。帝王道归根结底是人治，是凭着帝王的个人魅力及领导能力来统率群臣，管理国家，注重的是人。碰上贤明君主，则国盛民安；反之，一旦出现昏庸无道的君主，则国家危矣。既不能安朝堂，又不能开疆拓土指天下，反而被列国窥视觊觎，合纵伐之。所以，一切的人治手段，中心是围绕着人来建立，而这人就是君王。要求的是，既能恩威臣民，又能纵横列国，风云天下。
而法家的中心是法，不是人。国家围绕着法律行事，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不论亲族王族或是平民百姓。一切的依据就是法律。法律的健全就能保证国家人民皆依法行事，循规蹈矩，不敢逾越法的鸿沟。这样就把“人”给剥离出来。既便是碰上无道君主也不至于国家乱套崩蹋，陷入混乱。所以，法家的中心是围绕着法律来建立，和人无关。只要是犯了法，不避亲族显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律依法治罪。
其次，孝公任政时，国贫民弱，再也不是春秋秦穆公时，与列国相抗衡的大国。己逐渐沦为被列国欺凌压迫的小国，割地求款，忍气吞声，委屈求全。国内现状也不太好，壮丁减少，老弱居多，田地荒芜，贸易停滞。整个的秦国是内忧外患，民众疾苦，哀怨遍及。面对如此窘境，孝公第一要务就是以最短时间强国富国。显然法治更适合当前的国情，所谓的帝道也好，王道也罢，毕竟是个漫长，循序渐进的过程；孝公等不起，秦国也等不起，唯有法治，才能在短时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所以商鞅在进行改革时，第一批颁布的法令就是鼓励农桑，奖励开垦。围绕着全国土地实行颁发一系列的政策，奖赏机制。国家的强盛与否就是民生，百姓饿不着，冻不着，才能保证所有的运转。很显然，这些法令政策的执行与延续，只有法治才能做到。事实也证明，孝公的眼光是长远的，秦国自从实施了“商法”，历经孝公，惠王，武王，昭王及后来一统的始皇，国家的经济财富是一代比一代强，越来越富有。这也为赢政剑指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有，秦国的政治环境，也逼的孝公只有走法治这条路。在孝公之前，国内就经历了几代王位风波，各方势力犬牙交错。看似平静的湖面，实则是暗藏汹涌，激流澎湃。地主阶级的利益权力相争，又或农民为了生存，与地主们的斗争，当然，这些还是基本的。最厉害的在于，朝廷中派系相斗，及士族与赢氏家族的权力角逐，这才是最严重的。而对于刚即位的孝公来说，既没战功，又无威望，还得不到各士族的支持。在这样一个四面楚歌的境况下，实现心中的强国梦，真谓是难于上青天。而面对重重险阻，孝公是如履薄冰，坚定迈出改革的步伐。在进行大方向的甄选判断时，肯定的选择了法治这条路道。
只有法治，才能遏止士族的争斗；只有法治才能公平的处理国民的矛盾；也只有法治，才能维护当前的王位统治。
总而言之，对于刚接手秦国的孝公来讲，面对列国的挑衅欺压，国内的动荡不堪。在细心的斟酌之下，不移的坚定法治，真是难能可贵。而这一国策大方向的选择，也让秦国在以后的改革上，民生逐个富庶，国库逐渐富裕，兵力逐步强大。多年的蜗居一方，也使秦国有了东出的梦想。在整个战国阶段，没有孝公慧目独到的眼光，没有孝公矢志不渝的坚定变法，也就不会有后面所有的一切一切。
法治这一方针就没缺陷吗？当然有！法治最大的优点在于，人人面前平等，不避权贵，也不避王族。只要是犯法，就要受到处罚。典型的代表有赢虔，孝公的哥哥！被施以劓刑，也就是割鼻子。还有太子赢驷触法，同样没逃脱制裁。不足的地方在于，为达到新法的快速实施，在刑法的处罚上过于残暴严峻。情法一体变成了只有法，而无情。这只是一家之言罢了。绝没有批判历史的权力。或许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有无情的，严峻的法律，才能让国民更好的遵纪守法，各司其责，各尽人力。或许无情的法律，也是对民众最大的有情。自古道:无规矩，不成方圆。让人人都讲规矩，知法，懂法才是最大的情谊。
本篇结束！
铭豪谈史
史记商君列传中：商鞅与秦孝公总共是谈了4次话。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商鞅共提出了4种方案。按照先后顺序分别为：帝道，王道，霸道以及强国之术！
从这4次二人对话过程中秦孝公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其效果为什么会选择法治治国(原文中叫强国之术)
第1次商鞅提出了以帝道治国，秦孝公听睡着了。
第2次商鞅提出了以王道治国，秦孝公还是不满意，并责备了引荐人景监。
第3次商鞅提出了以霸道治国，秦孝公对商鞅很友好，虽然没有任用他，但有了和商鞅进一步深谈的愿望。
第4次商鞅提出的强国之术，秦孝公与商鞅非常投机，两个人一连谈了好几天，最终决定了任用商鞅变法。
今天我们依旧说三个问题：
1.帝道，王道，霸道这三种治国方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2.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也我们所说的法治治国)为什么得到了秦孝公的认可？
3.商鞅变法的精髓到底在哪？
第一个问题：帝道治国，王道治国，霸道治国的含义。
帝道治国：就是上古时期时，尧舜禹汤的治理方式。简单一点说，就是领导者以自己的德行来服众，以德服人。让自己的德行感化百姓，全靠百姓自觉。
王道治国：就是周朝周文王，周武王时期以礼治国(或者说叫仁政治国)用各种道理各种礼仪来限制人们的一言一行。
霸道治国：是参考春秋五霸时的治国方式，核心就是尊王攘夷。比如说秦国强大了，对于其他不服气的国家，秦国就会打着周朝王室的旗号，联合其他国家来一起揍这个不服气的国家。
这三种治国方式是先后顺序，从靠领导人的德行感化百姓，一切全靠百姓自觉的帝道治国，发展到周文王周武王时期，靠礼仪来限制百姓一言一行的王道之国，再发展到春秋五霸时期的不服就拉着一帮小弟一起揍他霸道治国，
思想道德水平是在滑坡的，但对国家的掌控力是在增强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秦孝公否定了帝道王道霸道这三种治国方式？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到底是什么？
在上一段中所提出的帝道，王道，霸道治国这三种方式均被秦孝公所否定，
理由很现实：秦孝公接手的秦国已经是积贫积弱，内部混乱，外有强敌。他要考虑的第1个问题就是国家如何生存下去。
所以所谓的以德服人的帝道治国不符合秦国的实际情况，而以仁政治国的王道治国更不符合全国的实际情况。以尊王攘夷为主要表现的霸道治国，首先这个国家要很强盛。秦国那时候穷的叮叮当当，霸道治国可望而不可及。
所以这三种治国方式都被秦孝公否定。最后商鞅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的强国之术，这才打动了秦孝公。
第三个问题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的商鞅变法，其精髓到底在哪？
战国末期各国都在变法，为什么只有商鞅的变法更彻底更有效？是什么样的变法能让秦国在短短的20年间由积贫积弱变成了强国？
我总结了商鞅变法中的三条精髓：
第一条：法无贵贱，刑无等级。(法令一出，无论出身，唯法是从，改变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局面)
第二条：法已定矣，以善言害法，故法立而不革(这说的是法令一旦制定，就要保持稳定性，不因为好的建议而去轻易的修改法律，形成法令的稳定性)
第三条：利出一孔(就是商鞅变法中的奖励耕战，除了耕田和作战这两种方式可以获得利禄赏赐之外，秦国不能有任何其他方式发家)
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公，商鞅变法中的核心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要维持稳定性，奖励耕战。
这几条核心，让秦国在短短的20年之内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请注意富国强兵这个词不是国富民强。因为在商鞅变法中还有一条隐藏着的意思就是：弱民(这也是秦朝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不详述)。
少校柳下惠
如何治理国家，讲究的是方法。战国时期的秦国弱小，秦孝公在位期间任用卫鞅为大良造，进行了一次彻底性的变法，建立20级军功制度，而后一直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直没有改。
正是因为卫鞅（也就是商鞅）的变法才使秦国强大起来，秦孝公死后他的儿子嬴驷才有资本称王。
秦孝公选择了商鞅、以法治理国家，才有了嬴驷的称王，嬴政的称皇帝。
所以，法治使秦国强大，秦国也使法治闻名天下。而所谓的王道、帝道只是国家强大了才有资本选择的对待世界的方法
向天空
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秦孝公变法时期背景来说。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在此之前，秦国已经经历“六代乱政”，国内旧贵族霸占土地，民间私斗成风，内忧外患，局势动荡，强敌魏国趁机夺取秦国河西地区，外交上东方诸国漠视秦国，“诸侯卑秦”，秦孝公以恢复穆公霸业为己任，广施恩德，发布求贤令，吸引山东士子入秦，变法图强。
其次，我们介绍一下何为帝道？何为王道？
帝道是指效仿尧舜禹汤治国，以无为理论治理天下，以身作则，垂拱而治，以自身德行教导百姓，简单来说，全靠自觉。
王道是指儒家提出的仁义治天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主张施政须依仁而行，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清明的社会风气，二是完善的伦理道德体系，说白点就是以道德伦理约束百姓，请求统治者爱民亲民，依礼而行。
秦孝公果断拒绝了这两种治国主张，原因很明显，也很现实，当时的秦国，贫弱不堪，内有旧贵族把持朝政，外有宿敌虎视眈眈，国家亟需的不是帝道王道这种空谈理想的主张，需要的是切实可行的强国之术。
最后，商鞅的强国主张为何受到了秦孝公的采纳？
其一，废井田，开阡陌，实现土地国家私有；
其二，改革赋税制，使农按田亩、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
其三，改革爵位制度，实行耕战体系；
其四，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使全国治权一统，如臂使指；
其五，移风易俗，纠正老秦国民陋习；
其中，商鞅作为法家代表中法治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法治治国，“法无贵贱，刑无等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要维护法律的公正平等性，也要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法治根基，秦国逐步富强起来，纵横捭阖，东出扫灭六国。
大秦左庶长
秦孝公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才君主，21岁继位，年少有为，励精图治。当时的秦国位置偏僻，地广人稀，国力衰弱，受到中原六雄齐、楚、燕、赵、魏、韩等各诸侯的歧视，没有资格参加以上各国的盟会。秦孝公从此立志以恢复春秋五霸时秦穆公的霸业为己任，力求通过以恩德布施天下，扶贫济困，发展生产，奖励耕战，论功行赏，在全国颁布招贤纳士。
商鞅本是卫国人，得知秦孝公的求贤令，与李悝投奔齐国。商鞅以帝道、王道、霸道之术献策于秦孝公。以自身高尚的品质作为示范，以德服人，让百姓高度自律，充分发挥，此为帝道。以德为政，礼仪治国，内圣外王，此为王道。重刑惩罚，依仗自己的强势，以武力兼并弱小的国家，进而攻打六雄之国，此为霸道。
面对这三种治世之术，秦孝公根本听不进去，毫无兴趣。因为战国时期的争霸天下更为激列，礼崩乐坏。帝道与王道的政治主张与当时的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秦国的实力有限，也不可能对外征战而扩大疆域。
当商鞅谈到富国强兵，法治治国，变法强国之策略，引起了秦孝公的高度关注。他与商鞅进行了几天的深切交谈，畅所欲言，共商国是。秦孝公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站在时代的最前沿，顺应历史的潮流，作出英明的决策，并力排众议，接受商鞅变法，在全国拉开了变法的序幕。
商鞅变法制定各行各业严格的礼制法规，加大刑罚的惩治力度，激励和发展农业生产，削减贵族和官吏的特权，实行统一的税租，奖励耕战，抑制商业，并出台各种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
商鞅变法的巨大成功，秦国日益强大，收复河西失地，迁都咸阳。老百姓的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社会和谐稳定，国泰民安，路不拾遗，山中无贼，秦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盛世。秦孝公的威望和影响日益高涨，各国前来结盟，秦孝公加入盟会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秦孝公远见卓识，明察秋毫，为秦国的强大和发展，实现统一天下的千秋大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朱八戒CC
卫鞅游说秦孝公三次，第一次以道家学说治国，第二次以儒家学说治国（王道），第三次以法家学说治国（霸道），最终秦孝公选择了法家学说治国。战国时代是一个铁血大争的时代，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小国图存，大国求强，每一个国家都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奋斗。大国攻灭小国，不可计数；大国被瓜分取代，不计其数。生存成为诸侯国的第一要务，礼仪、道德退居二线；毕竟国都亡了，礼仪、道德做给谁看？
在战国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拳头硬才是正道，小国寡民的道家只会沦为鱼肉，彬彬有礼而弱不禁风的儒家只会沦为熊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实力足够强大，鱼和熊掌是可以兼得的。法家以富国强兵为宗旨，怎样能富国就怎样做，如何能强兵就如何做，法家的目的不是求生存，而是成为实力最强大的存在。
秦孝公穷人一个，饭都没有吃的，衣都没有穿的，还光着脚走路，因此他追求的不是道德高远，不是礼仪昌盛，而是国富兵强。秦孝公希望国民吃得饱、穿得暖、能穿着鞋子走路，外面的财狼虎豹来了，还可以狠狠痛击之。当穷人当久了，秦孝公自然知道”穷则思变“的道理，秦国的王道从秦穆公开始，推行了几百年了，也没有强大，再不变就要亡国了。
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在魏国呆了三十余年，深知魏国是如何强大起来的，而秦献公推行的新政跟魏国的变法也颇有几分相似。因此秦孝公深知道家不可为，儒家不可用，唯有用法家才可以变弱秦为强秦。卫鞅给秦孝公讲帝道、王道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当讲到霸道时，秦孝公才喜悦接受。
大秦铁鹰剑士
秦孝公（公元前381年12月6日-公元前338年），嬴姓赵氏（一说秦氏），《越绝书》作平王，《史记索隐》记载名渠梁，秦献公之子，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在位。
秦孝公选择法治而不是帝术王道，主要原因是当时秦国处在存亡之间而作出的明智选择。
春秋时期诸侯间的连年战争，到战国时期，一百多个诸侯国只剩下了二十多个，其中又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号称战国七雄。这几个大国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以便在兼并战争中争得霸权地位，纷纷开始了各自的政治变革运动。这其中，又数秦国的政治改革最为成功。在战国七雄中，秦原本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被称为西戎。“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就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答理秦国。在秦献公当政之前，秦国频繁更换君主，君臣之间明争暗斗，朝政腐败，国势日衰，士无斗志，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几乎同时，中原大国晋国被卿大夫韩氏、赵氏、魏氏三家所瓜分，韩、赵、魏形成“三晋”，势力极其强盛，三晋中的魏国乘机夺取了秦国河西的土地。面对三晋咄咄逼人的气势，秦国前途暗淡。
在外忧内患的压力下，秦国也开始寻找改革以图强的发展道路。秦献公即位后，面对秦国的衰败落后，大胆地将其在魏国所学得的政治经验用于秦国，秦得以迅速停止下滑的颓势。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他的儿子渠梁继位，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孝公。孝公即位时年仅21岁。秦孝公即位之后，看到秦国外受强邻的欺压，内有贵族的专横，感到无比悲愤，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他向全国颁布招贤令说：“现在秦国内忧外患，各诸侯国也都看不起秦国，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宾客和群臣中有谁能献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强盛起来，我将让他做高官，分封给他土地。”
在秦孝公招贤令的感召下，当时在魏国得不到重用的商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国求见孝公，(商鞅姓公孙，名鞅，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因为是卫国人，也称卫鞅。后来受封于商，号为商君，所以又称为商鞅)。商鞅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于是，便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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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秦孝公执政同一时代，东方诸国有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韩懿侯、赵成侯等，他们或少年有为，或励精图治，当时的东方六国，即战国七雄已经形成。
而秦国此时受到歧视。楚国、韩国跟秦国接壤，魏国还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之地。所以说，六国这时候已经非常强盛，他们有点欺负秦国。
《资治通鉴》记载，秦孝公颁布“求贤令”说：“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秦孝公以前几代，秦国政治上不稳定，有内乱，几代国君享年不永，有的在政治上又很荒唐等。
秦国面临内忧外患，秦孝公是想恢复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时代的霸业。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秦国。
最初，商鞅跟秦孝公谈帝道、谈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谈法治，谈富国强兵。才是秦孝公感兴趣的地方。
闲将西话
法家的法治理論是方法论，可以為不同的世界观服務。王道、霸道，是世界观，是以什麽目的征服和統治世界的問題，而如何实现目的，都必須有一套方法论指导如何做，法家理論就是這種方法论。很多人對法家存在误解，以為它就是愚民什麽的，其實它的核心指导理論就是這麽三点：与时俱进、法今不法古、恆主张變法。这几个基本点归结起來，就是為当今需要服務，你要什麽，他們设法给你实现，办法不限于古人經驗，而是创新，故稱變法，至於這麽做是否符合价值观、道德伦理，不理会。故法家诸人，君主要王道也好，霸道也好，都能搬出一套话语術去说动，宣稱按照他們說的做，就能达到目的。法家人物並非仅存在於先秦時代，後世所在多有，諸葛亮、王安石等名人就是典型的法家人物，腐儒不懂，乱说是儒家而已，自己不懂法家理論，連諸葛亮和王安石的言行是典型的法家言行都不知道，卻去品评法家如何这般不是。
TonyDeng
因为那时秦国很小！人口也少！地方却盗匪遍地！实行变法！助于民生！有法度有章程！国家稳定！民福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