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暴裂为何会无声？什么是无声的暴裂？暴裂和“爆裂”不同，前者指由内而外缓慢地胀裂，后者指突然的爆炸。作者通过电影分析了这两个物理状态，揭示出“无声”多层次的涵义和背后的社会基础。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暴裂”，而是暴裂之后的“无声”。
《暴裂无声》是忻钰坤继《心迷宫》后导演的第二部电影。延续了《心迷宫》悬疑、剧情、犯罪的特点，《暴裂无声》在独立电影市场上也广受好评。学者戴锦华对该片也赞不绝口：作为第二部，作为今日国片，难得。那么，这部片子究竟好在哪里？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要反映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电影讲述的是关于找孩子的故事。矿工张保民12岁的儿子张磊，在一天早饭后去后山放羊，再也没有回家。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张保民只好打印了寻人启事，一路张贴。
律师徐文杰帮矿山老板昌万年打赢了官司，拿到了丰厚的酬劳，却忧心忡忡。3天后，他的女儿失踪了。张保民怀疑儿子张磊的失踪跟矿山老板昌万年有关，于是开始查探，却歪打正着地从昌万年手下的手里救出了律师的女儿。到了最后矿工张保民指控煤老板昌万年的时候，知道真相的律师却选择了无声的沉默，与张保民奋力帮助律师找回女儿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很明显，这部电影里的煤老板、律师、和矿工代表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资本家、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
这样一个由石头堆砌的简单的“磊”字仿佛就是这个社会阶层分化的缩影，只有少数人能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中间是中产阶级，而处于底层的则是失语的无名者。同样的意象还出现在矿山老板昌万年的办公桌上——一个金字塔形状的装饰品。也正是用这个“金字塔”，昌万年砸晕了闯进来寻子的矿工张保民。
金字塔模型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结构吗？有学者研究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并不是金字塔结构，也不是美国的橄榄型结构，而是更极端的“图钉型社会”：细长的富裕阶层和宽厚的中底层。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居于顶层的都是极少数人。
“暴裂”是张保民的愤怒和暴力；也是昌万年的残暴和无情。张保民是“暴裂”的，他痛失爱子，没有申诉的渠道，只能任由暴力的因子在心中积累和膨胀；昌万年是“暴裂”的，他所代表的资本家残酷不仁、疯狂剥削、为所欲为，逼人歇斯底里地爆发。暴裂在片中主要体现为底层的矿工和顶层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无声”的指向则更加明确：张保民是断舌的哑巴，他无法说话，他是无声的；昌万年是作恶者，他想隐藏一切，他是无声的；徐文杰被诱惑被逼迫而走上了帮凶的道路，他清楚所有事实，却不敢声张，他也是无声的。导演为何这样安排？
张保民是底层人民，他获得的信息量最少，最终仍不明真相，自己的儿子到最后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作为观众，我们同情他吃哑巴亏，可是细细想来，他口齿健全又能说什么呢？况且张保民只是舌头断了，他并非全然不能说话，而是越来越不想说，更多地变成用拳头“说话”。由于没有话语权，肢体的暴力成了对抗权力“暴力”的唯一武器。
当昌万年独享全羊宴，特写给到他大快朵颐的时候，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他就处在食物链的最顶端。他的暴力养成于长期不受限制的为所欲为，有钱有势，就没有什么真相不能隐藏，没有什么事情摆不平。
但是，当剧情走向最末，最让人痛心疾首的却是律师徐文杰的沉默。他律师的身份，又使得这一事实显得更加讽刺和不堪。
那么，徐文杰也应当算作恶人吗？起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恶人，我们在他的脸上看到的不是狰狞和邪恶，而更多的是懦弱、恐惧和无奈。
这恐怕正是刺痛一部分观众内心的重要原因，因为这就是“中产”真实的形象。如何形容“中产阶级”的境况呢？就像是“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这句原本用在小农身上的比喻，现在用在当下的中产的身上竟丝毫没有不协调之感。
“中产阶级”译自英文“Middle Class”，虽然这个概念并不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但西方社会对于中产阶级的研究和讨论，多数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将中产阶级视为中等资产阶级，并讨论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和特点。
中产阶级的概念并不绝对。马克思对于中产阶级的早期研究里，主要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视作中产阶级的主体，而在后期，
美国学者米尔斯在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以职业为主要标准划分中产阶级，认为美国的中产阶级主要由依附于政府机关、大机构大企业、各种事业单位，专门从事行政管理与技术服务工作的人员所构成。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中产阶级”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在人们日常的交流中和在学界的研究中，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我们暂且借用国内社会学者李培林对于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即以收入、教育、职业作为划分中产阶级的最核心的三个维度。具体而言，收入水平处在平均线至平均线以上2.5倍的人群划为收入中产；把各种领取薪金的、具有一定管理权限或技术水平的非体力劳动者定义为职业中产；把取得了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及以上教育文凭的人员，定义为教育中产。综合这三个维度，就勾画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但我们对于中产阶级的理解，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于分类标准的讨论，
影片末尾，接受审问的徐律师沉吟半晌，戴上眼镜，选择了继续隐瞒磊子的死。作为观众，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是否也应当想一想，徐律师的遭遇也是自己的遭遇？他的懦弱也是你的懦弱？
周末买票进入影院看电影的观众大部分可以算作中产阶级或者“预备中产阶级”。作为阶级而存在的中产有什么特点呢？
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烙印着鲜明的历史刻度，改革开放初期，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乡镇企业承包制和以国有制为基础的国营企业承包制的改革，给资源的流动和聚合提供了初步的空间。90年代全面市场化之后，资源配置趋于高效，但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国企职工大规模分流的状况，这也给社会阶层的重组奠定了基调，同时也是中产阶级重新形成的基础。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中产阶级却有天然的危机感：
第一、改革的急速推进使得整个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离心效应，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新的社会团结难以形成。
第二、资源的重新聚合在90年代之后呈现出加速趋势，中产再次被边缘化。
第三、市场化进程中国家对个体的保障趋于减弱，同时教育、医疗、住房等成本急剧上升，带给中产阶级极大的不安全感。
中产阶级的行动是趋向保守的。由保守的中产阶级作为中间阶层化解了“暴裂”，所以社会趋向于稳定。但当我们一直以为中国正在迈向一个由中产社会时，却发现并不是越来越多的底层步入中产，而毋宁是中产也变得摇摇欲坠，随时可能会跌入底层，这在日本学者三浦展看来，就是一个“下流社会”（指阶层向下流动的趋势）。中产阶级内部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社会整合，同时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越来越弱，只好小心翼翼地活着，以免被“细浪”灭顶。
就像片中的徐文杰，他作为律师，生活体面，开着小汽车工作在写字楼。可是面对矿老板昌万年的威逼利诱，他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本质而言，他和张保民的境遇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薄弱。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似乎也得到了印证：“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都将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这样的中产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
面对压迫，我们还可以从张保民身上看到一股汉子的倔强和暴烈——当然这种倔强和暴烈是走投无路的最后选择，是被逼成了“赤裸生命”后的正义行为。而徐文杰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帮凶，他的知识、资源、身份都用来为资本家保驾护航，没想到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暴裂与无声的对立和转化中，我们看到，受到影响的只有律师和矿工，而煤老板仍然处在食物链的顶端，安然无恙。律师的行为让人产生疑问：“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在风中飘。
美编：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