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6 卫青、霍去病二人作为征讨匈奴的大功臣，为何会出现在《史记·佞幸传》？

牛桂森

可能有人对卫青及霍去病出现在《史记•佞幸传》极为不舒服，因为卫青霍去病可是功名赫赫的名将，怎么能够跟《史记•佞幸传》里的其他的，如邓通、李延年货色相提并论呢？

而且有人还认为，司马迁是不是有私心，故意贬低卫青和霍去病以泄心中之愤？之所以有此说法的是，班固的《汉书》就没有将卫青霍去病列入《佞幸传》，而邓通及李延年仍然列于其中。

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佞幸传》的开头就说得很清楚，所谓“佞幸”并不是都指小人，而是指他们这些入选传记里的人最初都是皇帝宠幸而上位的。

司马迁是这样说的：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这话的翻译过来就是：俗话说，努力种田不如碰上好年景，善于做官不如碰到好机遇。这可不是空话，不仅仅是女人靠着姿色献媚得宠，士人宦官中也有这样的人。

我们先不管司马迁这个标准如何，但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说选人入传，那卫青及霍去霍进入《佞幸传》是没问题的。

想当初，汉文帝的宠幸邓通是做什么的？他不过是个撑船的好手，但是因为汉文帝宠幸他，让他一夜之间成为天下最富有的人。而卫青最初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不过是个牧羊人，长年蹲草坡看蓝天白云，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姐姐卫子夫得宠，他这辈子也就只是一个牧羊人。

当时，汉武帝刘彻因为跟陈阿娇婚姻不满，经常跑到姐姐平阳公主家里喝酒，有一次看见卫子夫跳舞，就喜欢上了，然后带回宫里。后来，卫子夫经历种种曲折，终于得到汉武帝的宠幸并且当上了皇后。卫子夫入宫后，卫青也跟姐姐入宫，最后也被汉武帝宠幸提拔拜为车骑将军。

然而幸运的是，卫青绝对不是邓通之流的人物，而是壮志凌云之士。当上车骑将军后，他出征匈奴，屡屡得胜，深得汉武帝的赏识。后来，在卫青身边长大的霍去病，也是因为外戚关系被汉武帝宠幸提拔，不料这霍去病跟卫青一样都特争气，每次出征也都是屡屡得胜。霍去病更是说了一句话，让汉武帝觉得他没有白提拔，这话就是：“匈奴不灭，无以家为!”

就此看，卫青和霍去病是先被宠幸提拔，然后才建立军功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宠幸，这种先宠幸后立功的事迹，司马迁本人也都惊叹不已。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佞幸传》里特别写道：“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意思就是说，尽管卫青和霍去病是因为外戚而显贵宠幸的，但是他们却是靠自己的能力建功立业的。

由此可见，尽管司马迁将卫青和霍去病纳入《史记•佞幸传》，但也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身为一个史学家，他不过是如实地描述一种事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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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这么说，卫青、霍去病的名字是在《史记·佞幸传》中出现过，但这个《佞幸列传》并不是这两个人的专门的传记，主要讲的是邓通、赵同和李延年等几个没啥大才能、却靠某种技能或谄媚方法得幸于皇帝。提到卫青、霍去病只有一句，“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翻译成白话文大概是：卫青、霍去病也是因为是外戚的身份得到皇帝的宠幸，但他们很有才华，靠自己的才华有利于国家。这句并不是太多的贬义。外戚身份是事实，对于自身的能力还是肯定的。

对于卫青和霍去病更多的记载是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

每个人看待事物都有不同的角度和自己的看法。总的说了，司马迁是反对对匈长期作战的，在《匈奴列传》中，他写匈奴也是华夏子孙，汉匈之战只是兄弟间的争斗。所以，他对于汉武帝长期的征战并不赞同。因而对于在战争中取得成绩的将领也不如当时的“愤青”那么视为英雄。从他对于李广和卫青的不同评价就可见。他在史记中树立了飞将军李广的光辉形象和李广难封的哀叹。而对于卫青和霍去病二人，在列传中更多的讲了事实。说对这两个人有多喜爱，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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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答案：为什么卫青、霍去病二人作为征讨匈奴的大功臣会出现在《史记·佞幸传》里呢？因为司马迁《佞幸传》是专门的汉朝皇帝男宠合集，而司马迁认定卫青和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宠，自然就把他们两人归入了男宠合集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佞幸传》。

司马迁《佞幸传》里的“佞幸”究竟是指的什么哪些人。

我看不少答案说司马迁《佞幸传》写的是“善于谄谀得君主宠幸”的人，但是这是不对的，司马迁在《佞幸传》开头就说的很清楚——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

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凡是被他归入《佞幸传》里的人都是西汉历代皇帝的男宠，而不是单纯的“善于谄谀得君主宠幸”。

我们先排除卫青和霍去病，看看《佞幸传》里被司马迁点名的都是哪些人：

籍孺、闳孺、邓通、赵同、北宫伯子、周文仁、韩嫣、李延年。

这些人通过汉代史料我们知道，都是100%皇帝男宠。

那么，司马迁把卫青、霍去病放进《佞幸传》里，很显然，司马迁就是在说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男宠。

其次，我们来看“贵幸”是什么意思，当然，同一个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一样，比如现代汉语里的“爷爷”指的是祖父的意思，而同一个词在唐代，指的就是父亲，所以要看“贵幸”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东汉、两晋时期。

当然，《佞幸传》里的“贵幸”排除霍去病与卫青，那就是指的男宠。

首先我们来看东汉，在《后汉书·陈忠传》里出现了“贵幸”这个词，出现在陈忠对汉安帝的奏折里，他是这么说的——

“春秋大水，皆为君上威仪不穆，临莅不严，臣下轻慢，贵幸擅权，阴气盛强，阳不能禁，故为淫雨。”

结合陈忠传，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们再来看《晋书》里的“贵幸”，这次是出现在《晋书·王雅传》里。

“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举觞，其见重如此。然任遇有过其才，时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于后宫，开北上阁，出华林园，与美人张氏同游止，惟雅与焉……雅既贵幸，威权甚震，门下车骑常数百，而善应接，倾心礼之。”

只要稍微有点文言文常识的朋友一定可以看出，虽然《晋书》没有明说，但是处处在暗示王雅是晋孝武帝的男宠，而且不管王雅是否真是，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他就是皇帝男宠。

所以《晋书》里的“贵幸”也是指的男宠。

最后，司马迁把卫青与霍去病归入西汉皇帝男宠行列，后世史学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班固《汉书·奸佞传》里开头就提到了“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最后说“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

可见，班固是认同司马迁的看法的。

而且我这里还有一个旁证，班固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专门删掉了一个很重要的字，这个字在史记里是出现过的。

司马迁在《史记·卫青霍去病传》里专门提到霍去病“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而班固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里就把这个“幸”字删掉了，改为“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

为什么说这是班固认同司马迁看法的旁证呢？

要知道中国传统史家讲究与人为善，“隐恶扬善”。所谓“隐恶扬善”不是说违反史家原则隐瞒真相，而是把“本传”传主的丑事、做的坏事放到其他相关人物传记或者记载里去。

而班固在《卫青霍去病传》里删掉“幸”字，而在《奸佞传》里提卫霍两人“皆爱幸”，这就是传统史家“隐恶扬善”的传统，从这也可以看出班固为人忠厚，不像司马迁那么尖刻。

再往后的史家就没有班固这么好说话了，南梁吏部尚书萧子显在《南齐书·幸臣传》里就直截了当把霍去病和韩嫣、邓通并列：“汉文幸邓通，虽钱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韩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马。”

显然，在这里，萧子显也是认可司马迁的观点的。

综上所述，卫青与霍去病究竟是不是汉武帝男宠，这个可以说没有定论，但是可以肯定，司马迁和班固确实是认为卫青和霍去病就是汉武帝的男宠。

所以回到这个题目，为什么卫青、霍去病二人作为征讨匈奴的大功臣会出现在《史记·佞幸传》里呢？

因为司马迁《佞幸传》是专门的汉朝皇帝男宠合集，既然司马迁认定卫青和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宠，自然就把他们两人归入了男宠合集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兰台

这是由于卫青、霍去病都是“佞幸”出身，意味着汉武帝曾经睡过这俩人。

幸在古代的意思很简单，直义为得到帝王的宠爱，而汉武帝本人也确实是有龙阳之好。

卫青、霍去病的这点过往，可见于《史记》的《佞幸列传》。司马迁开宗明义指出：

佞幸者，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是指以男色承宠于君王的男子。

像是汉文帝的男宠邓通，汉武帝的其他男宠韩嫣、李延年，都在《佞幸列传》的里头。不巧的是，卫青、霍去病的名字也出现在《佞幸列传》中：

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意思就是——卫青、霍去病都是以外戚（卫子夫的亲属）的身份得到汉武帝的宠幸，跟汉武帝睡过。但是这俩人比较争气，有军功，所以我就不在《佞幸列传》里介绍他们的事迹了。

因此，卫青、霍去病都曾经是汉武帝的男宠，都被他捅过后门。

他们发迹前的身份是没啥可怀疑的。既然都和韩嫣这些男宠相提并论了，再怎么狡辩也是无济于事了。

这与卫青和霍去病二人建有军功，为汉朝开疆拓土并不矛盾，所以司马迁专门给他们撰写了《卫将军骠骑列传》，以歌颂卫霍的功绩。如果要怨恨的话，首当其冲的应该是睡了他们的汉武帝。

有些人可能有英雄情结，不太能接受汉武帝睡过两位大将军的事。所以会狡辩，譬如非要说“幸”的意思有很多，不一定指通后门。

不好意思，哪怕“幸”有再多的意思，出现在《佞幸列传》里的“幸”也只能是一个意思——被皇帝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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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和霍去病的功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大将军，汉武帝朝最为杰出的人才。

尽管他们两个在《史记·佞幸传》中有被提及。但是，卫青和霍去病主要是率属于《卫青霍去病列传》。

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把卫青和霍去病归属于《史记·佞幸传》也不完全正确。

既然在《史记·佞幸传》中司马迁有提到卫青霍去病，我们要就说一下，为什么司马迁会把卫青和霍去病这么重要的人，归纳在《史记·佞幸传》当中呢？

说实话他们两个多多少少也符合这一特点。

所谓的佞幸，就是靠着皇帝的宠爱，或者裙带关系被提拔上的人。

无论卫青，还是霍去病，他们的发迹都离不开卫子夫。

因为卫子夫是汉武帝最喜欢的女人。

汉武帝爱屋及乌，他喜欢卫子夫，所以开始重用卫青和霍去病的。因此，卫青和霍去病确实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的。

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是卫子夫的外甥。

早年的时候，卫青只是汉武帝姐姐家的一个奴隶，他根本就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就是因为，他的姐姐卫子夫被皇帝宠幸了。

所以，他也被汉武帝给重用了。

不得不说，卫青是十分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而且他也是十分幸运的一个人。

当汉武帝交给他打匈奴的任务，让他当上大将军出征的时候，他不负重任。竟然完美的完成了汉武帝交给他的使命。

卫青也成为了当时汉武帝派出去打匈奴的四支军队中，唯一一个打了胜仗而归的人。

因为卫青第一次出征，显露出来不凡的军事才能，所以，他越发的被汉武帝给重用了。卫青被重用，打匈奴的次数越来越多，剿灭匈奴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立下的功劳，也就越来越大。

最后卫青的地位，竟然成了汉武帝之下，万万人之上。

霍去病的发迹也是和卫青差不多。

他们都是从一个凡人，因为裙带关系，被汉武帝委以重任开始升迁的。但是，裙带关系只是他们发迹的一个立足点。

他们是有真本事的人，毕竟，战场上讨伐征战，这都是一刀一枪的打出来的。卫青和霍去病的名声，也是真刀真枪换来的。

但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一直对卫青和霍去病的评价不高。

也许，司马迁觉得卫青和霍去病，都是极度逢迎汉武帝的人，他对他们的为人，很是不齿。所以，汉武帝越发喜欢的人，他就越发讨厌。

最主要的是，司马迁觉得自己得到了汉武帝不公正的对待，毕竟他在没有犯什么大错的情况下，被汉武帝给叛了一个死刑的。

后来改为了阉刑，这就是司马迁得到的最大的不公，你想若是他有卫青和霍去病那样的裙带关系，汉武帝还会这样对待他吗？

所以说汉武帝对待人方面的不公，让司马迁极度的不平衡。再加上卫青和霍去病做人一直都是奉承汉武帝，在汉武帝面前根本不敢说一个不字。

这就让司马迁更讨厌他们。

再加上卫青和霍去病的出身符合佞幸的条件，所以，他把他们归入到《佞幸传》，也无可厚非了。

总之，无论是卫青，霍去病还是汉武帝他们都是司马迁所不齿的人。

汉史趣闻

不用为太史公避讳，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评价体系出现的问题，不是太史公的责任。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春秋战国时期，青史留名的大都是名将霸主，春秋五霸，战国四大名将，白起吴起李牧廉颇等等；而两汉以后，在青史上留下大名的，文人占了绝大多数，大谢小谢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唐宋八大家。

是那以后华夏没名将了吗？不是。但是频繁的改朝换代，加上历次大乱，如东汉末年三国、晋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等，安史之乱达到顶峰。注意，安史之乱，当年的评价与今天有点区别，史书上把它归结于武人的无法无天，奸尻作乱，而不是完全归结于安禄山史思明的异族身份。

为什么这样？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武人的评价就逐年下降，一直到明清，“见官低三级”，比如根据清制，提督是从一品，而巡抚是从二品，但由于武官降三级叙座，所以提督见到巡抚需要自称下官。

由此，才有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说法，武人在华夏的地位是一降再降。所以卫霍的地位也就一降再降。

再则，基督教有一个说法，叫原罪，即sin。这个罪很重的，就是人生来都是有罪过的，而在中国历史上，外戚从来不是一个好的词语，他们一直是和阉宦也就是割了那玩意儿的宦官太监并称的，罪过自然是极重的。作为富二代官二代外戚，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做事其实挺难的，因为他们天生带着原罪，做好是应当的，“如果我有那条件如何如何”，做不好那就坐实了其罪过，烂泥扶不上墙。

而且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地位不是现在臭老九能比的。尤其是汉独尊儒术以后，读书人是“士”，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是最高的，所以中华实际上也有种姓制度，只不过它不是固定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可以接受的。

从读书人的角度，外戚这种靠裙带关系上去的，从来都是看不上的，也许面上会敷衍，但从内心从来都是看不起的。而太史公是个标准的读书人，而且是个“世袭”的读书人，从他的内心，对于外戚的鄙视，就不用我多说。

其实，太史公还是颇给卫霍面子的，《史记·佞幸传》中“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他并没有否定卫青霍去病的才华。

这里确实应该庆幸，卫霍没有给自己的外戚身份抹黑，反而带来了荣耀。

也就是说，太史公还是给卫霍留了几分面子的，后世的其它文人嘲笑卫霍是不遗余力的，典型的如东坡居士苏东坡先生。这位老先生是华夏历史上的超级牛人，诗词书画无一不精，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全才，但苏轼老先生笔下的卫青是个什么形象？我们不妨来看看东坡居士的原文：

“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

:-)，这几个人，卫霍和苏老先生，都是我心中的偶像，但苏轼对于卫青的评价如此之低，也是我唯一不同意苏老先生观点的地方。

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

“汉武帝好大喜功无道，他唯一做的对的就是当着卫青的面拉屎。卫青奴才一般，最适合做的就是舔屁股，蹲在屎坑上见他，最合适，各取所需”。

如果这是苏轼老先生个人的观点也就罢了，问题是这是大多数文人的观点。

从儒家的角度出发，皇帝要做的是俯治万民，而武将的责任则是保境安民，至于“穷兵黩武”，四处出击，搞得民穷财尽，那都不是一个圣明的帝王伟大的将领该做的。

所以，外戚+家奴+无脑武人，就坐定了卫霍在传统文人的笔下，位置不会太高。太史公自然也不例外。

但我们当代的观点有了变化，百年的屈辱使得我们呼唤这种丢失的血性，我想，卫霍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只会越来越高大的。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也不必对古人太过苛求。

江上一峰青

我们都知道，《史记》最大的特点是司马迁注入了很多主观的东西，无论在选择史料还是行文上，都不加掩饰。司马迁在写历史朝代时如此，写本人所在朝代时更是如此。

司马迁的个人遭遇大家都清楚，被汉武帝用最耻辱的方式用刑，所以不仅对汉武帝本人有怨恨，还恨屋及乌，对汉武帝喜欢的人加以贬低（比如卫青与霍去病），对汉武帝不重用的人则充满同情（如李广）。

具体到卫青与霍去病两人身上，他们打击匈奴的战功与威名是无法抹去的，但司马迁却在其他方面抹黑两人。比如霍去病不爱惜士卒，卫青靠裙带关系上位等，还把两人都归入佞幸。试想，如果把司马迁喜欢的李广放到他讨厌的卫、霍两人的位置上，去指挥汉匈战争，结果会如何？恐怕不会比后来的李广利好到哪儿去。

司马迁指责卫、霍靠裙带关系上位，这其实不公平。在西汉，人才选拔机制还不完善，特别是缺乏“考试选拔”的方式，不能让更多寒门子弟得到机会。就是后来有了科举察人的办法，裙带关系和老乡观念等仍然在选拔用人上占据很大比重。

试想，如果把历史上那些靠裙带关系的能人统统抹掉，这几千年的故事怕是减色不少。

脑洞大开的历史

司马迁虽然是千古史观名家，但是他也是人。他有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和情感倾向。当初李广的孙子李陵被汉武帝定性为叛国，拿下李家家眷时，司马迁跑去求情，被武帝刘彻对他司以宫刑，他是恨毒了汉武帝。

作为一个男人，宫刑是比死还耻辱、痛苦的刑罚。最后证明他对李陵的看法是对的，他很反感汉武帝的刚愎自用和主观，但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定势思维下，他无法也不敢恨武帝，就将这种恨转移到了被武帝宠信，提拔重要的卫青、霍去病身上。

而且由于他对李陵的好感，爱屋及乌的移情于李广身上。一旦想到李广英雄一世，不被卫青重用而自杀，就激发起他的正义感。李敢去找卫青讨说法刺伤卫青，又被霍去病私下杀死，武帝却没有追究霍去病的责任更让司马迁愤怒。最后是李陵被武帝定为叛逆他去求情，武帝又武断的将他司以宫刑，让他对他心目中的悲情英雄李家报以强烈的同情。

这种同情和他仅仅站在史官的立场的狭隘格局导致了他对卫青霍去病的反感，于是把他们书写进了《佞幸列传》。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绝对复原历史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只能根据自己对当时场景的理解，做出基于理智和事实的判断。

谢金澎

我认为，司马公这么做，是有一定私心的。

不可否认，太史公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但是人无完人，他在《史记》的某些篇章中，投入了过多的个人感情色彩，写得并不客观。比如在《李将军列传》中，他对李广的描述就有点过于片面了。只强调了李广的才能和悲壮色彩、悲剧命运，并未反思李广身上的缺陷。

正是在此篇中，司马公也隐晦地透露了李广与卫青的不和：卫青不愿让李广立大功，而让他跑龙套，而且给了李广一条严苛的行军路线。“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

不能如愿，便给主将甩脸子，由此也可以判断出李广的性格弱点。

后来，李广的孙子李陵继续为将，率军北击匈奴，因兵败而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大怒，要全诛李陵家族。这时候，司马公勇敢地站了出来，替李陵说话，认为李陵是诈降。

汉武帝再次大怒，认为司马迁是为李陵狡辩。司马公因此被施以腐刑。

这里有个问题：司马公为何要站出来为李陵说话呢？可能是司马公为人正直、公正。但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司马家族与李陵家族一直交好。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李陵家族要面临灭族之灾时，司马公甘愿冒着极大风险，替李陵说情；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司马公在《史记》中写到李广将军时，笔触中全是褒赞之意，并且包含深情。

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对卫青、霍去病自然就心怀不满了。

当然，司马公之所以能够把卫青、霍去病放入《佞幸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卫青、霍去病都是汉武帝的亲戚——卫青是汉武帝卫皇后的弟弟，而霍去病是卫皇后姐姐的儿子。

不管二人后来取得了多大的功绩，在进身之初，不可否认，都是依靠了一点裙带关系的。

趣谈国史

看一下司马迁在该传中如何写卫青霍去病的就一目了然了。

在该传中，司马迁先点题，亮出观点，指出：

努力种田不如遇到丰年，勤勉做官不如遇到赏识自己的上级。这说明司马迁是承认捷径存在的，在汉朝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毕竟没有高考这种东西。

然后司马迁举例说明了：文帝时期的邓通，赵同，北宫伯子。景帝时期的周文则。随后又列举了当今天子汉武帝宠幸的韩嫣，李延年等。

这些人大都没有真材实料，几乎清一色的靠奇巧淫技，溜须拍马之能取悦皇帝，最终博得宠幸，恩隆日盛。可以看到，司马迁对这些佞臣是持明显的否定态度的。

最后，司马迁提到了卫青霍去病两位英雄。不过，在此之前，司马迁还是过度了一下，正是这句过度，显示出了司马迁并无对卫霍进行讥讽，而是将其当成平常的现象来看待：

自杀了李延年等人后，皇帝越来越宠幸外戚之家，外戚可称为自家人，宠幸一点有错吗？现在不也是讲究拉帮结派，自己人用着放心吗？

况且人司马公还特别说了一句，虽然卫霍依靠裙带关系获得上进通道，但其后也是愈战愈勇，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和能力来保持显赫地位的，这哪里是那些投机取巧的佞臣所能比的呢？

可见，在这里司马迁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他是见不得那些利用捷径上去后却尸位素餐，甚至兴风作浪的奸邪小人。

司马公其实在说：你看看人家卫青霍去病，同样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人家可以耍的红红火火，长我大汉军威，再看看你们，可长点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