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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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个省份密集出台了规模庞大的投资计划。据相关媒体统计，目前已有19个省市公布或者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形式透露了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项目总计超过1万个，总投资额超过30万亿元。此外，尚未公布项目投资计划的地区，也正在加快谋划储备一批重大工程项目。
从已披露具体投资计划的地区来看，基建投资是各地投资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地区基建计划投资额甚至占到了总投资额的一半以上。此次的基建投资是否能够对冲疫情，让经济产生强劲反弹，疫情后基建应在哪些地方发力？搜狐智库采访了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
王军表示，密集出台的投资计划，反映了各地想在疫情过后夺回损失的急切心态。之所以聚焦于基建，主要是因为消费、出口等受疫情影响，改善速度较为缓慢，基建投资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王军进一步分析，消费短期改善速度较为缓慢，特别是可选消费；疫情将在短期内影响出口企业的交货能力，全球性的蔓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链，货物出口将有所减少；制造业投资恢复受制于供给恢复较慢、下游需求不足等因素，未来难以出现很强劲的恢复性增长；房地产投资仍受到“房住不炒”的严厉管控，难以承担稳投资重任。同时，上述需求端的迅速恢复，政府没有合适的抓手，唯有基建投资是未来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手段。
但王军也表示，不能过于迷信基建投资对冲疫情冲击的作用。当前，我国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不断递减，且受到业已较重的政府杠杆率的极大制约，未来通过扩大基建投资来对冲投资下行、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已日益狭窄、作用逐步减弱。
“如果强行加大刺激力度，不仅将进一步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同时也难以起到稳增长的理想效果。”对此，王军建议充分吸取2008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采取适度的基建投资扩张计划，而非全面大规模的刺激方案，以免再次留下强刺激的后遗症，特别是加大系统性金融风险。
王军指出，在“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经济已经面临储蓄率降低、杠杆率上升、经常项目盈余下降的多重困境。
他表示，过大体量的投资势必进一步加大财政收支的紧张程度，推升政府债务率，使政府背上更为沉重的债务负担，使自身的资产负债表更加脆弱和难以持续，增加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会给未来的宏观调控带来更大的难度。
王军认为，本次基建投资计划的新意在于从单纯的“铁公基”转向兼顾惠民生、调结构的公共服务领域，以5G为代表的新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领域，生态环保领域，公共卫生相关领域。
“传统基建体量较大，从历史上看稳增长效应较为明显，但目前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膨胀和未来可供投资的基建项目的日益缺乏，传统基建投资回报率较低，已难堪大任。”王军表示，相比传统基建，新基建前景较为广阔，投资回报率较高，产业带动性较强，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方向，但在体量上仍不足于起到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其效果短期存疑。
王军认为，疫情之后的基建应重点聚焦于以下一些领域：
一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连接稳增长、调结构与惠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投资；
二是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有效投资，如以“云大物移”、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互联网、清洁能源、能源矿产资源保障等重大工程；
三是公共卫生、健康养老、生态环保等补短板领域的投资，如与公共卫生体系、重大传染病防控、生物安全保障相关的基础设施；
四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地下管网、现代物流、通信网络、智慧城市、旧城改造等基础设施；
五是与乡村振兴相关的基础设施。
除了稳投资外，王军表示，因为预计消费受损更为明显，下一步稳增长还需促进消费尽快回补，但这主要是对必选消费而言，可选消费的损失或减少则很难回补。
对此，王军认为提振大众消费有三大着力点：
一是对特定行业及特定居民发放指定用途、指定期限的消费券，如受疫情冲击比较大的零售、餐饮、交通运输、旅游酒店等行业，以及老年群体、城市及农村低收入困难群体，这不仅可以定向精准地补贴受损行业、受损群体，帮助他们解决一部分生产和生活困难，同时也有助于从需求端提振短期消费，帮助相关企业共度时艰、尽快走出疫情影响的阴影。
二是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取消和改进限制消费的诸多体制性、临时性、行政性措施。例如，减少或消除影响购车、出行的因素，改善道路、停车等基础设施，优化完善限购、限行相关措施，加快新能源汽车对汽油车的替代呢，鼓励共享出行的发展。
三是真正落实和贯彻中央“因城施策”的原则，稳定房地产市场，避免大起大落，通过稳定房地产市场正常稳定发展的预期，来稳定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