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日，是我们宁夏兵团知青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我们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满怀革命激情，告别亲友，告别城市，告别父母，千里迢迢奔赴西北宁夏军垦农场，支援边疆建设。
其中的194名军垦战士，编入贺兰山下平吉堡国营农场一团5连，那是一片戈壁和盐碱滩伴着沙枣花飘香的地方……
站在连队向东放眼望去，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有一座西夏的烽火台（大土包）在高坡之上屹立。
向西远远望去是连绵不断的贺兰雄峰，晚霞正映红它巍峨的身躯。连队南面是一团团部（平吉堡）机关驻地，连队北面3公里远，是二营营部（后林业连）所在地。
一条“引黄”支干渠从连队西面流过，金黄色的渠水翻滚着波浪，浇灌着连队的土地。
两边高高的大渠坝上，长着一棵棵西北独有的沙枣树。
顺着我们连的渠坝远远望去，枝繁叶茂的沙枣树搭肩接踵、比比皆是。
它们象守卫连队的忠实卫士，岁岁年年，不离不弃。
沙枣树在植物学上属胡颓子科，胡颓子属，为落叶乔木。又名“桂香柳”、“七里香”。我们连队这段渠坝上的沙枣树根深叶茂，因常年黄河水滋润，长势格外喜人。
初夏，黄色的沙枣花虽不起眼，可它的花香却沁人心脾。
当密密麻麻的小花爬满枝头的时候，香气芬芳宜人，可与桂花媲美。
多年来，军垦战士与沙枣树为伴，默默无闻、积极奉献，迎风傲雪、顽强生息。
戈壁因有了沙枣花香而令人神往，荒漠因来了兵团人而平添活力。
刚来的队伍朝气蓬勃，英姿飒爽，一个个身着黄绿色军装，整齐的背包挎在双肩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嘹亮，“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大红字和麦穗、冲锋枪交叉的军徽在配发的白色的水缸子上闪闪发光……
50载光阴，弹指一挥间！当年刚踏上连队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夹道欢迎的老职工队伍敲锣打鼓；一碗碗还带着黄泥沙的热腾腾的大碗茶端在面前；后来才知道，只有一口水井的大队，从来没有接待过这么多人用水。水井都见底了，水浑了，来不及澄清就得用。
我们都是来自祖国首都的青年学生，这里有不少虽品学兼优，但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无缘“大学梦”的高中生，这些人大部分是63、64、65届的高中毕业生。
由于“阶级路线”的影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方“此人不宜录取”的大红戳，打在他们的“政审材料”上，这些人的高考答卷从试卷中被剔除，不被评分。
由此而产生的“歧视”政策（考学、当兵、就业、招工），曾使他们心灰意冷；也有因没考上高中又不服从分配，或不愿从事城市“八大员”服务工作的初中毕业生，觉得“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在当时的1965年，因某些“极左”路线、政策的失误，造成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困难的边缘；城市中工厂几乎不招工，无名额空缺；社会上无“岗”可就。吃“大锅饭”都没资格，想就业都无门路。
城里的市民大部分工资低下，家长们不得不较尽脑汁为养活自己有五、六个子女的家庭而拼命劳作。
还记得来宁前在北京南城的拥挤的小胡同、大杂院里，以崇文区前门布巷子胡同为例，几乎家家都在搞着同一种副业——糊纸盒、糊洋火盒、为印刷厂折书页子或卖体力，干临时工、装卸工。
靠着那低的可怜的微薄收入，勉强贴补家用。看着满面愁容的家长和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弟妹，城里就业不成，只有远远地“走！”。
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给家庭减少点负担。
古语不是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吗！“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只有农村还向我们敞开着。可农民也不富裕，农村落后、愚昧、贫穷。多年来被誉为“一大二公”的公社实体，处处奉行着“极左”的路线。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生产劳作。
出勤缺勤、干多干少都一样，吃“大锅饭”却排着队一个不落。造成农民捧着“金饭碗”，还要要饭吃的恶果。
随着一纸“反修备战、建立军垦、屯垦戍边”的命令，地处宁夏贺兰山沿线的平吉堡、暖泉、西大滩、黄羊滩农场组建宁夏兵团农建13师，5个农场本来就不富裕的老职工们，倾其所有，杀了队里仅有的留着过年的半大猪，用最好的吃喝接待、欢迎了我们。
到达连队的那一天，打麦场上全连18个班的男兵、女兵们，以班为单位围成了18个圆圈，集体开饭，有说有笑，大口嚼着那为我们早已蒸好的雪白的大馒头，和那用大脸盆盛满的红烧肉……
从那天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出操军训、割麦打场、挖沟排碱、平田整地、积肥打草、放猪放羊、挖土筑坝、堵渠抢险……
经受着蚊虫叮咬，酷暑严寒的考验，经历着斗地战天的苦乐，以及 “文革”那动荡年月的磨炼。
一个个年轻的军垦战士就这样久经风雨，茁壮成长。在岁月的长河中刻划出一道道朴实无华的年轮。
后排右二是本文作者
都说东北有 “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当时我们戏说咱西北也有“三宝”：苍蝇、蚊子和小咬。
刚到平吉堡时，正赶上连队夏收割麦子，细皮嫩肉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蚊子和小咬。
割麦时可尝到了蚊子的厉害，刚一挥镰刀，还未沾着麦子，十几只甚至几十只蚊子就一下子从麦子间飞出来，迅速伏在你胳膊上、脸上、手上……见缝插针地死叮。
虽然当时都尽量穿着军衣军裤干活，还是防不胜防，阻挡不了蚊子的袭击。一抹脸、一胡拉胳臂就是一片血腥，能同时碾死五六只蚊子--也许更多，一股股的血腥味直往鼻孔里钻。
走在路上，头顶上就会悬着一群小咬，似一个小“黑云团”，你移到哪，它就追你到哪，钻进你的头发根儿，叮得你抓耳挠腮、心烦意乱。
女生的体验最深了。有的脸被叮得都肿歪了，有的胳膊、腿上、脚面上都烂成了“癞呱呱”。
相比之下男生就好多了，天生抗叮咬，还开玩笑跟蚊子较劲呢：“你看，我会让蚊子给你们跳舞！”，志边说着抬起一支胳膊卷起衣袖，凝着汗酸的皮肤即刻引来十几只蚊子。“看！”，他一使劲儿，七八只蚊子在他胳膊上只见煽动翅膀，却飞不起来。原来胳膊上的肌肉一蹦紧，把蚊子的嘴都夹住了。“叫你咬！”，啪啪啪！几下子把它们全拍死了，哈哈哈哈……大家发出一阵开心地笑声。
尽管很多人被蚊子、小咬叮得忍不住乱抓、乱挠，弄得皮肤上多处肿包、溃烂、流水、结痂，但是没有一个人因此退却、误工。
为了抓紧麦收工作，有的班级或个人提早出工1至2小时和推迟下工时间。不顾腰酸腿疼，为提前完成任务，第二天照样坚持提前出工。
初到连队正值夏季，我们的劳动是割麦、打场，其次就是挖沟、打埂，我们的工具是一把铁锹，一把铁镐。割麦时临时发镰刀，收完麦子镰刀交回连队保管。
“割麦子、插秧、脱坯、打场”是“四大累” 活儿之一。前三项真是能叫人体会到什么叫“累得都直不起来腰”的感觉。
光说那打场脱粒，如同冲锋陷阵，要抢时间打场，黑白班“三班”倒着干，人歇机器不歇。黑夜里摸着黑干，带着大口罩，两人喂机器，两人供麦捆，连续动作不停。
往机器里喂麦捆时挥汗如雨，尘土飞扬，呛的人喘不过气来。最多能坚持十几分钟，就得换人！
挖排水沟是我们的强项，为了排除盐碱，每一块条田都必须挖一条排水沟。
我是班长，自然要在“挖沟大会战”中起带头做用。我们黑夜4点半起床，清晨5点就到工地了。在地里吃饭，吃完接着干，直到天黑7点才收工回营。那天经技术员测量，我一连干了11个小时，竟挖了22方土！双手上都磨起了水泡。一个人挖出来的土，足能装满十多辆大卡车。
有一次我们排修渠筑坝，用的是大筐抬土，两人一根扁担，从下面装满带水的沙子，抬到五六米高的渠摆上，我们比赛看谁装的多，打赌看谁抬的动，三个人装好一大筐湿沙土，满满的就象个“大窝头”，下面还流着水。足足有三百多斤重！前两个人没抬起来；第二组两个人一使劲抬，嘎巴一声，杠木做的扁担断成了两截子；换了根扁担后，我和我们班的战友一使劲，终于慢慢抬了起来。
这根扁担弹性好，虽然都快压成了U字型，但没断！我们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三晃地终于把它抬到了坝顶上，连长带头为我们鼓掌喝彩。
我俩就象立了多大功一样，满脸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地开心笑着。
也有一部分年龄小，读书少的青年，自持出身好，有的还是“八旗子弟”，“老子”到兵团来，只是为了“好奇”，来“转转”。
他们吃不了那份苦。来了一看，与他们想的和“被动员”说的，“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来到连队没几天就想逃跑，不愿干活，“泡”病假。
之后赶上“文革”混乱时期，有些人开始打架、闹事、耍流氓、祸害老乡，干了些有损“北京知青”声誉的事，甚至触犯刑律；当地人称他们为“北京吃屎（知识）青年” 。
到新城饭馆吃饭也不给钱，吃完抹嘴就走，服务员也惹不起他们。当地人称之为“黄狗子下山了！”。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大部分知青还是好样的。艰苦的劳动使我们文质彬彬的身驱变得粗黑强壮，四十一斤半的“粮食定量”变的紧张起来。
吃，成了部分男兵的“大问题”。
五连的营区是东西相对的两排房子，东面十几间是男生宿舍，西面十几间是女生宿舍。相对有30多米远，中间有一条一米宽的小排水沟，我们称它为“三八线”，起初两军对峙，互不往来，谁都 “不敢越雷池半步”。
半年后，就有个别男、女兵在“三八线”上“会谈”了。
大多数是女兵为男兵“送饭票”，男兵帮女兵完成承包的劳动任务而出现的”一帮一” ，“一对儿红”。
两年后，这个“三八线”终于不起什么“作用”了，男女战友可以公开自由往来了，连队190多名知青中，后来相互自由恋爱，共有40对儿都是本连的青年结为连理。
也有一部分人，为了逃避农业生产，脱离农场户口，做了“飞鸽牌”，委身求荣，糊里糊涂嫁到城里，饱尝了“扭曲的婚姻爱情”带来的苦果，成了那个被扭曲时代的“牺牲品”。
干活一天比一天累，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可是肚子一天比一天老感到饿。为了一斤饭票，我们排的“三秃子”竟然和别人“打赌”：在冬天夜间12点，冒着零下15度的严寒，在呼呼的西北风中，光着屁股，一丝不挂，围着麦场跑了一大圈……差一点被查夜的“大个儿”连长用手电照见。
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却充满着热情、活力和以苦为乐的精神。虽然每月只有24元工资，但是我们每月还是要逛一次首府银川。
没有车费，我们从平吉堡走着去！我们全班一行12人排着队，唱着歌从早6点半走到9点半步行50多里终于到达银川老城百货大楼。
当时的银川也很落后和破旧：“一条大街两座楼儿（邮电大楼、百货大楼）一个警察把两头儿；一个公园两个猴儿，一泡尿能撒到头儿。”
虽然还比不上北京当时的郊区县城大，但我们还是有兴趣每月光顾一次，逛逛百货大楼，给家里亲人在邮电大楼发封信。
每次都是说说笑笑，大口嚼着银川的比发面饼还要厚的“老饼干”和拿着一包“大果子干”儿回来。
在假日里，我们还曾去逮过畜牧连的马。男生们解下背包带当缰绳，每人骑上一头，到5连后面大土包上，呼啸着冲锋而下，高举着棍子当“马刀”，趋赶着20多匹马，好像在模仿演电影《沙漠追匪记》……
我们连的小宝，不知从哪里抓了个小狐狸，放在我们宿舍养着，弄得宿舍里臊哄哄的。由于环境的改变，它老是叫唤。当晚半夜里，我们听到有爪子“挠门”声，隔着窗户一看，老狐狸竟然来了！就在窗下蹲着呢。吓得我们赶紧把小狐狸从门缝中送了出去，哀哀嚎叫的小狐狸也不叫了，立即被老狐狸带走了。
我们连和营部有3公里远，记的有一次在去营部小卖部的土路上，忽然听到一群鸟呼啸而过，当飞过一条低矮的电话线时，噼里啪啦一阵响动，二十多只鸟飞过电话线，被电线撞下来五六只。“沙鸡子！”此时对面的小禄一边喊,一边和我向着撞线处，开始百米冲次。
我先到的，捡了4只，小禄后到的，捡了2只，其中一只还活着。我头一次看见沙鸡，它象鸽子，但比鸽子肥，长的也漂亮。
回到连队，我们立刻退毛、下锅，因没有大锅，我们就用大脸盆在自己搭建的土炉子上开始煮。此时连队政治学习开始了。我们坐在连队俱乐部里，如坐针毡，生怕别人说“闲话”，不敢离开，心里却老惦记着那盆炖沙鸡。
说也怪，今晚连里政治学习和点名，“事儿”特别多，除天天学习的“老三篇”外，每个连领导都要“侃“上半个多小时，生怕大权“落下”了他。累了一天了，还要开2个多小时的会。耐着性子，好不容易听完了，等我们回到宿舍，那盆炖沙鸡几乎成了焦碳，正冒着烟，室内除了呛人，还闻得见一些“久违了”的肉香味儿！
那几年由于肚子饿，嘴又馋，什么肉都让青年“尝”过了：逮青蛙、淘鱼、逮田鼠；老鹰肉象老牛肉一样难嚼，猫肉又有一股子刺鼻难闻的味道。
还有一次，一只滩羊到沟里喝水，前腿陷到泥里，发现它时估计已经死好几天了。我们看肉已经臭了，羊肚子里还怀着个死羊羔，还没有味儿，就把死羊羔掏出来，洗巴洗巴炖了，最后吃的还挺香！
谁都会记得我们连的一对儿“养猪姐妹”和两个“放羊小子”。他们是我们中岁数最小的几个。孔宗雪下乡来兵团时，不到15岁，文化程度小学才刚毕业。
同学欢送她时，她戴着红领巾和一副小白眼镜，还是个稚嫩的学生娃儿；阎凤兰长的白白静静，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给人一个“大家闺秀”的形象，没想到竟然与养猪结下不解之缘。
他俩不怕脏、不怕累、天不亮就赶着一大群猪到地里放，天黑了，顾不上吃饭，他们还在猪圈忙活。
累瘦了白皙的两姐妹，肥壮了乌黑的一群猪。
几年后“养猪姐妹”成了先进，两人的照片还上了宁夏日报，当年文化程度最低的孔宗雪，之后竟然当上了宁夏教委的大处长！
再说说“放羊小子”李二友和吴长双，俩人年纪小，个子矬，整天背着水壶，带上干粮，脚上穿着用废旧轮胎做底子、用麻绳做帮子的“放羊鞋”，挥着鞭子，风餐露宿，奔走在贺兰山下荒山野岭。
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着青春年华。吴长双一边走，一边还哼唱着《羊倌的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边当羊倌边练唱歌。
后来功成名就，竟然调到一团宣传队当上了独唱演员，还到自治区文工团去学习美声唱法……
还有我们班的卢福山，一个开朗、活泼、好动的小伙子，一口整齐、漂亮的白“马牙”，不管什么时候见到他，他总是乐呵呵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发愁、烦恼。
后来的他，竟然“迷恋”上了连里的大牲口，整天泡在“马号”里，在赶大车的“车把势”面前，跑前跑后、问这问那，虚心讨教。到后来，真的当上了连队的优秀“车把势”。
就是当年这个赶大车的小伙子，后来竟成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的处级干部。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是“知青”那个特定的年代和环境，虽然耽误了不少人的青春年华，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这批知识青年意志品格。
有一次我们班，去五连后边“大土包”（烽火台）下的羊圈干活，我实在渴了，就喝了羊圈“饮羊”的井水。
8月初，天气炎热，我回来后就“拉肚子”，止不住，竟得了“痢疾”，每天上厕所就有20 到30 次。我和“杨半仙”被“隔离”在马号旁的一间小屋内，“杨半仙”怕蚊子咬，就用“六六粉”撒在麦秸上点火，蚊子没熏跑，差点把起不了炕的我熏死！
老职工女排长叶丽英每天都来看我，给我煮大蒜汤喝，老燕大夫一天来给我开两次药，无微不至地关照，在当时最好的药“绿霉素、金霉素”治疗下，半个多月才好，总算没要命，可落下了“慢性肠胃炎”。
后几年里，我在师部文艺宣传队工作期间，治肠胃炎的“氢氧化铝凝胶”总在我床头放着，难喝，也得捏着鼻子灌……
苦吃多了，也就无所谓了！这些苦累，磨练了我对生活的坚强意志，培养、造就了我克服困难坚韧不拔的性格，为我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我39岁，从兵团抽调出来，在宁夏中卫中学当音乐教师已有10年了，我又以“文化课”第一，“专业课”第二的成绩，考上了银川师专“艺术系”，是当时班里最老的“学生”，被推选为老班长，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李世民老师与我同岁。
回到北京后继续努力，继续圆我的“大学梦”。
1994年我又一次以“文化课”第一，“专业课”第二的总成绩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境遇好似“范进中举”一般，“带职学习”的我，克服一切困难，就读音乐教育专业。
又一次当上了北师大的“老班长”。当时教我的几个“老师”中有的还是娃娃脸，我坐在教室里，好象五十年代初上识字被“扫盲”班的感觉。
1997年7月我以优秀的成绩毕业，终于攻下了这个大学“本科”学历！此时我已是52岁老“学生”了。
真不容易！这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是罕见的。
回望当年，是宁夏的父老乡亲收留了我们，是宁夏的沃土养育了我们，是宁夏军垦农场锤炼了我们。
我们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宁夏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后代也将永远记住他们的生命摇篮，父辈们曾经留下青春足迹的热土——贺兰山下那片沙枣花飘香的地方！
作者哈雷，1945年3月生，回族。1965年7月上山下乡，到宁夏兵团农建13师，分别在一团5连、12连任班长，在师部文艺宣传队，任演员兼编导；1974-1989年，在宁夏中卫中学任音乐教师；1991年调回北京。
文章摘选自《足迹》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