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以我血薦軒轅”的人生目的
人生目的是人生哲學的根本問題,它決定人生的方向、人生態度和人生價值。青年時期魯迅看到祖國被帝國列強瓜分,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全集》第7 卷,第423 頁。以下只注卷數和頁碼) 的人生目的,立志為祖國的強盛和民族的振興而不惜流血犧牲,並在著名的《彷徨》一書的扉頁上用“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自勉,表達了他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目的,而不懼任何艱難險阻的決心。“我以我血薦軒轅”不是魯迅的一句口號,而是他為之奮鬥了畢生的人生終極目的,並貫穿在其人生實踐的始終。“常常整天沒有休息”(第4 卷,第183 頁) 、“我知道我的病源..玩它一年半載,就會好得多,但這如何做得到呢?”(《魯迅書信集》上卷,第190 頁) 這正是魯迅用“血”和生命實踐其“薦軒轅”的人生目的的真實寫照。
二、“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人生價值觀
在確定了人生目標之後,魯迅逐漸形成了由以血“飼別人”、“甘為人梯”為基本內容構成的“俯首甘為孺子牛”(第7 卷,第147 頁) 的人生價值觀。魯迅認為“隨時為大家想想,謀點利益就好”(《魯迅書信集》下卷,第922 頁) ,甚至甘願自己“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魯迅語錄》,第164頁) “, 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第11 卷,第249 頁) 。在魯迅看來,只有為社會和他人謀利益、謀幸福的人生才是最有意義和有價值的。他總是不停地寫,不停地幫別人改稿子、校稿子、編書、寫推薦信。魯迅不圖虛名,他所考慮的是如何使作品“於大家有益”。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斯赫文準備推薦他參加諾貝爾獎評比,魯迅寫信給臺靜農:“諾貝爾賞金..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魯迅書信集》上卷,第162 頁) 為了交流和傳播文化思想,魯迅對外國作家翻譯他的作品從沒收過版權費,相反,他卻經常儘自己微薄之力幫助陷入生活困境的文學青年。為了幫助廣大文學青年迅速地成長起來,不惜把“我的生命,碎割在給人改稿子,看稿子,編書,校字,陪坐這些事情上”。
三、“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人生態度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決不肯隨便放過”、“時間就是性命”、“趕快做”構成了魯迅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針對當時一些人好高騖遠的態度,魯迅倡導紮紮實實埋頭苦幹的精神:“巨大的建築,總是一木一石疊起來的,我們何妨做做這一木一石呢?”(第13 卷,第162 頁)“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第1 卷,第325 頁) ,“能做事的就做事,能發聲的就發聲”(同上) 。在魯迅的著述中,有關對工作敷衍塞責、馬虎的批評隨處可見。他曾憤慨地把“將事情不當事”即“不認真”說成是“中國祖傳的”一種毛病。魯迅自己做事是十分認真的,這不僅體現在他自己寫文章、編書、授課等方面,而且就連幫助別人校譯書稿也是十分認真的“, 決不肯隨便放過”(第4卷,第183頁) 。
魯迅指出:“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第6 卷,第97 頁) 他曾說,節約時間“等於延長了人的生命”(第5 卷,第315 頁) 。而節約時間要靠勤奮擠時間,“數十年來,不肯給手和眼睛空閒”(第13 卷,第329 頁) 。由於魯迅把別人喝茶時間都用在工作上,才創作出如此豐滿優秀的作品。魯迅還批評浪費別人時間的人“無異於謀財害命”(第6 卷,第97 頁) 。到了晚年,魯迅感到離生命終點迫近,對時間更珍惜,即使偶遇舊友,也會因“時光可惜”而“默不與談”(第11 卷,第300 頁) ,並提出“趕快做”(第6 卷,第610 頁) 。“趕快做”雖是魯迅晚年提出,但他年輕時一直是如此做的。“魯迅”的筆名就是取迅速之意,“令飛”、“迅行”也如此(許壽裳,第49 頁) 。
四、“無怖於死”的生死觀
魯迅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尊重生命,並寄希望於將來的積極態度。魯迅提出:“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生命;三要發展生命。”(第1 卷,第129 頁) 死亡意識與生命意識是魯迅人生哲學思想的重要構成。面對死亡,魯迅首先提出“無怖於死”(《魯迅書信集》上卷,第385 頁) 。“‘死’是必然的事,雖曰盡頭,也不足悲哀。”“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裡的一個”。(第6 卷,第61033頁) 但魯迅認為,人生應有意義,死應有價值。“生命犧牲了而真理昭然於天下,這死是值得的。”(第6 卷,第209 頁)“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死掉了。”(第3 卷,第98 頁) 同時,魯迅又珍愛生命“, 有怖於死”。他認為“個人的生命是可貴的”(第6 卷,第209 頁) ,要在有限的生命中為人民多做些事情:“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第13 卷,第524 頁) 。但看到自己的生命來日無多,還有許多未竟事業,魯迅開始“有怖於死”。
近年來,有人根據魯迅的這些表述推定其生死觀有虛無主義傾向(徐麟,第104 - 119 頁) ,具有樂觀向上和悲觀失望兩種傾向。其實這種觀點在周作人那裡早有表述(見袁良駿,第182 頁) 。根據本文前述的魯迅人生目的論、價值觀和人生態度,不難看出,魯迅在生命的晚期對死亡帶有所謂的悲觀、壓抑的表述,表達了他因無法利用短暫人生實現自己人生目的和理想而產生的無奈,而這正是促使他利用有限生命創造更大價值的原動力,恰恰表現了作者對人生的渴望與珍愛。
無論在舊中國還是在今天,關於魯迅人生哲學思想都有不同觀點。如李長之認為,魯迅持“進化的、生物學的、人得要生存的人生觀”(第25 - 26 頁) ,甚至說魯迅“的反抗,以不侵害其生命危險,到了這個限度,他就運用其本能的適應環境之方了:一是麻痺,二是忘卻”。(同上) 。還有人認為魯迅人生哲學思想是“民族悲觀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一些人附和:“魯迅思想,虛無悲觀,且鄙視中國民族,以為根本不可救藥”(蘇雪林語,轉引自袁良駿,第183 頁) “, 對一切都憎恨”“, 頹唐,孤寂”“, 過分懷疑,旁觀,無熱情”(譚輔之語,轉引同上) 。其實,魯迅並非悲觀失望,而是抱著積極的態度去探尋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
魯迅曾明確提出“世事將越來越艱難,我覺得‘鬱鬱不樂’總是不好的,還是要快活起來”(《魯迅書信集》下卷,第1142 頁) ,“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的”《( 魯迅書信集》上卷,第268頁) “, 我們總要戰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給後來的”(《魯迅書信集》下卷,第967 頁) 。不可否認,在魯迅人生哲學思想前期確實曾有過悲觀主義傾向,但不應以此來否定魯迅總體上樂觀的人生態度。另一種傾向是神化魯迅,這種錯誤的危害也很大。神化魯迅在文革期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地步。無論解放前一些人對魯迅的貶低,還是文革期間對魯迅的神化,都沒有也不可能消解魯迅人生哲學的價值和意義。
【參考文獻】
李長之,1936 年:《魯迅批判》,北新書局。
《魯迅全集》,1991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魯迅書信集》,1976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魯迅語錄》,1995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許壽裳,1953 年:《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
徐麟,1997 年:《魯迅在言說與生存的邊緣》,山東文藝出版社。
袁良駿,1986 年:《魯迅研究史》上卷,陝西人民出版社。
原載《哲學研究》2001 年第10 期，轉自哲學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