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中晏殊的女婿富弼在与晏殊的一次家中闲话中讨论范仲淹。富弼说：“范仲淹在京耿直进谏，针砭时弊。在外做地方官，把地方的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受百姓之爱戴。当初，他被吕夷简压制，如今为何不召他回来，委以重任呢？众望所该啊！”
晏殊却说范仲淹身为天下士人清流的精神领袖，有着引领天下士风的责任，而如果入主中书成为首相则是把他架在火上烤一样。晏殊说：“若入主中书，主政国事，周旋于君、臣、民之间。万事便不止需得有所主张，更需得要承担后果，扫尾善后。所虑之事，所做权衡，便是整个天下。这把尺子，并不全是文人奉信的道义。孔孟是圣人吧，试问，他们何曾身居要职，何曾手握实权，何曾左右过一国之政事呢？”
这正是一些清流名士难以真正的主政朝堂真正所在。成也书生，败也书生。像李白虽然诗才横溢，却在政治上并不定能够如他写下诗文那样，政令条文也不需要诗文的浪漫想象，要有着各方面的权衡考量。也不全是照着圣贤之书的教条循规蹈矩。要处理各种复杂易变的政事，靠着一股子书生气是行不通的。
虽然后来范仲淹还是入主中书，并支持了“庆历新政”但结果却很不理想。这和后来的王安石“熙宁变法”一样，总想靠着一些圣贤哲理和一腔热血去改革时政，却败在了现实面前。
就像孔孟一样，被天下士人奉为圣人，言语成为文人奉信的道义。可他们生前却都无法真正地左右一国之政事，后世的当权者推崇儒家学说只是为了笼络安定天下士人百姓，却并不一定真正地在政治上完全遵循孔孟之言。儒生治国可以，需要的是如王阳明曾国藩一样的通儒，杂众家所长。而不是一味照着书本来执行的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