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在革命的骚动中进入了冷战的新时代。两次大战之间萌芽的反帝思潮，在二战末期重新获得了活力。巴勒斯坦战争后，阿拉伯世界对英国和法国的敌对情绪非常普遍，这也使得英国在埃及、约旦和伊拉克的情况更加复杂多变。在这些国家里，英国和它扶植建立的君主国仍保持着特惠盟友关系。
由于未能与英帝国统治划清界限，老一代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他们效忠的君主们已然声名扫地。从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到共产主义者，一批新兴的激进党派竞相争夺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忠诚。军队中的年轻军官同样难免受到当时政治动荡的影响。年轻一代质疑阿拉伯王室和英国人所建立的多党议会制的合法性，反而对革命共和主义表现出更大的热情。
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这一时代超凡的意识形态。至20世纪40年代，摆脱殖民统治成为所有阿拉伯人的共同愿望，但他们还有更高的政治理想。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共同的语言、历史和基于伊斯兰过往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一文化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共享。他们想打破帝国强权为分裂阿拉伯人而划定的边界，同时基于维系阿拉伯人的深厚历史和文化纽带，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他们相信只有通过统一才能恢复阿拉伯人在世界事务中的崇高地位。正是出于这些信念，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批评本国政府的失败并要求阿拉伯统一。
在很多方面，埃及都处在这些发展的风口浪尖之上。
示威活动反映了埃及人民对于变革的迫切心境。巴勒斯坦灾难后，埃及人对国内政党和法鲁克国王感到幻灭，也越来越无法容忍英国在埃及享有的特殊地位。战后时代是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英国人已经在埃及停留了太长时间，惹人生厌。
法鲁克国王
在巴勒斯坦战败，以及1948年12月总理努格拉希遭暗杀所造成的混乱之后，埃及政府于1950年举行选举。华夫脱党获得胜利，组建新政府并重启与英国人的谈判，目标便是自1919年以来埃及民族主义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完全独立。1950年3月至1951年10月，华夫脱党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然而19个月的谈判却未能带来任何结果。华夫脱党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协议》，英国人则拒绝承认协议的废除，因为这一行为将使得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变为一支非法的占领部队。尽管英帝国处于收缩之中——1947年英国人已经撤离印度，但就战略重要性而言，苏伊士运河仍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块基石。
鉴于无法通过谈判达成目标，华夫脱党开始通过其他方式向英国人施压。在华夫脱政府的默许下，埃及青年开始自愿组建被称为“菲达因”（fida'iyin，字面意思为“准备自我牺牲的战士”）的游击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穆兄会成员、学生、农民和工人。1951年10月，游击队开始袭击运河区的英国部队和设施。英国人对这些袭击则采取了武力回击。纳瓦勒·萨阿达维的一位同学就离开医学院加入了菲达因游击队，后在反英行动中牺牲。
运河区的武装斗争在开罗激起了激烈的政治争论。萨阿达维还记得她在1951年11月参与的一场大学内的学生集会。她越来越不耐烦地听着那些学生政治家——华夫脱党人、共产主义者、穆兄会成员——故作声势、浮夸空洞的演说，这时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希勒米（Ahmed Helmi）的菲达因成员被叫上讲台。希勒米是一位自由战士，曾参加针对运河区英国占领部队的袭击。他用平静的声音向争吵不休的同学们发出呼吁。他解释说：“同志们，运河区的自由战士急需弹药和粮食补给，必须稳固补给线来保护他们。现在没有党派斗争的时间和空间了，我们需要人民的团结。”萨阿达维被这位热情的青年牢牢吸引住了，后来嫁给了他。
至1952年1月，英国人已经决定动用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对苏伊士运河区的控制。为防止埃及警察向菲达因提供支持，英国部队开始占领运河区内的埃及警察局。1月24日，英国人不费一枪一炮就迫使运河区内一城镇警察站的160名警察投降。眼见英国人如此轻易地占领了这座警察站，埃及政府大为尴尬，于是命令运河区内的埃及警察全力抵抗英国人的占领，“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埃及人次日就得到了机会。那天，1500名英国军人包围了伊斯梅利亚政府所在地并要求政府投降，250名负责守卫政府机关的警察拒绝投降。在随后的9小时内，英国人动用坦克和炮兵连续轰击埃及人阵地，埃及守军则奋起反抗，直至耗尽了所有的弹药。在遭受了46死、72伤的重大损失后，埃及人最终投降。
英国人发动猛攻的消息在埃及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公愤。第二天，即1952年1月26日周六，埃及全国各行业宣布举行总罢工，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学生集聚开罗。为了抗议英国的行为，这座城市已准备好迎接一天的民众示威，但突如其来的“黑色星期六”却令埃及政府或人民始料未及。
“黑色星期六”当天，黑暗势力在开罗兴风作浪。刚开始的一系列愤怒的示威游行迅速发展为暴力活动，其间超过50名埃及人和17名外国人（包括9名英国人）被暴民杀害。在示威活动的掩护之下，煽动者和纵火者最大限度地制造混乱。埃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安瓦尔·阿卜杜·马立克（Anouar Abdel Malek）目睹了“黑色星期六”当天的事件，描述了示威者是如何津津有味地看着纵火犯将开罗市中心最富庶的街区付之一炬的。“他们看着这些人纵火却袖手旁观，因为这座华丽的都市并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那些有钱人。看着后者的财产被烈火吞噬，他们自然乐见其成。”在一天之内，被暴民烧毁的资产包括1家英国俱乐部、1所犹太学校、1间穆兄会办公室、4座宾馆（包括著名的牧羊人宾馆）、4所夜总会、7家零售店以及70家其他的商业机构——包括银行、汽车展厅、机票售卖点等。
1952年，开罗爆发“黑色星期六”暴力事件
1952年1月25—26日的恶劣事件也标志着埃及政治秩序的崩溃。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些在埃及史无前例的纵火事件显然是经过预谋的。在开罗，各种谣传和阴谋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共产党人指责社会党人和穆兄会成员；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旨在削弱法鲁克国王（开罗大火当晚，国王正在举行一场晚宴庆祝儿子的生日）地位的阴谋；其他人则宣称大火是由国王和英国人一手策划的，目的是推翻华夫脱党政府，任命一个对国王意愿更加顺从的过渡政府。
无论在“黑色星期六”事件中的真实角色如何，法鲁克国王确于1月27日解散了穆斯塔法·纳哈斯领导的华夫脱党政府，任命了一系列由忠于王室的政客领衔的内阁成员。议会也于3月24日被解散，新议会的选举被无限期地推后。似乎法鲁克正追随其父亲的步伐，试图重演1930年宫廷独裁的剧本。埃及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急转直下。
归根结底，究竟何人指使了埃及纵火案（对于这一问题从未有过定论）其实并不重要。各种谣传和阴谋理论已然揭示了王室和政府所面临的信任危机，而这一危机则预示了埃及革命的到来。
1952年，尽管在埃及很多人都在谈论革命，但只有一小撮军官真正在积极预谋推翻政府。这些人自称为“自由军官”，其领袖是一位名叫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的年轻上校。
埃及王室和政府的一系列行为令举国上下大失所望，而正是这种失望情绪和满腔的热情让自由军官们团结在一起。纳赛尔和他的同僚们对自己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经历感到震惊，当时他们在缺乏充足武器的情况下就被派往战场，在数月之内遭到以色列人围困而最终战败。起初，自由军官团结在一起是为了反对英国在埃及的帝国主义行径。但很快，他们就将埃及政治体制视为完全脱离英国实现独立的主要障碍。
巴勒斯坦战争后，纳赛尔招募部分最亲信的同僚加入了一个由军人组成的秘密基层政治组织。基于为其行动争取最广阔的支持基础的考虑，纳赛尔招募的成员中既包括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Abd al-Hakim Amer）、萨拉赫·萨利姆等巴勒斯坦战争的亲历者，也包括像安瓦尔·萨达特这样与穆兄会有联系的军官，还包括像哈立德·穆希丁（Khaled Mohi El Din）这样的共产主义者。1949年秋，这些人在纳赛尔家的客厅内举行了首次会议。随着自由军官组织的扩大，新的基层组织也不断成立，但出于反侦查的考虑都彼此保持独立。每个基层组织的成员从埃及军队的不同分支中招募志同道合的军官。1950年秋，自由军官组织发布了其首份传单，以便在军官群体中争取对其反帝事业的支持。
“黑色星期六”事件推动了自由军官运动的转型。直至1952年1月，自由军官还只是聚焦于反帝斗争，并将对埃及政府的批评限定在官员腐败、与英国人勾结等议题。但从1952年1月起，自由军官开始公开讨论推翻法鲁克国王及其任命的保王派政府。他们将1952年11月定为政变的预定日期，并开始加快对反对派军官的招募和动员。
1951年12月，在看似无伤大雅的埃及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选举中，国王和自由军官之间的对抗到达了一触即发的关头。对法鲁克国王而言，军官俱乐部是反映军官对国王忠诚的晴雨表；自由军官则决定将这次选举作为对抗国王及其支持者的工具。纳赛尔及其同僚成功地说服了广受支持的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uib）将军领衔一支参选董事会的反对派名单，竞选军官俱乐部主席一职。纳吉布和反对派名单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之后法鲁克国王就千方百计地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最终，法鲁克国王于1952年7月亲自介入，撤销纳吉布的职务，并解散了军官俱乐部董事会。自由军官们深知，如果不能立即对国王的挑衅做出回应，他们将失去所有的信誉。正如纳赛尔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警告其他自由军官时所说的，“国王已经给了我们一记重拳；如果我们不还以颜色的话，我们的组织就会失去在军官中的信誉，没有人会再愿意加入我们”。7
自由军官们达成共识：如果无法采取快速并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他们所有人都要锒铛入狱。纳赛尔与自由军官中的高层政治家纳吉布将军进行了会面，策划立即发动反王室政变。“我们一致同意，埃及革命的时机现在已完全成熟。”纳吉布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国王及其内阁正在亚历山大的夏日驻地，将开罗留给军人管理。纳吉布分析道：“天气是如此湿热，以至于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能想象一场革命即将到来，因此这正是我们采取行动的理想时机。” 他们决心在国王有时间任命一个新内阁之前，“在他的间谍们有时间发现我们是谁、我们做何打算之前”就采取行动。
自由军官们已经到达了无路可退的境地：密谋推翻政权的风险极大，他们深知一旦失败，自己将面临叛国罪的指控。因此，他们极为仔细地检查自己的计划：同时占领广播电台和军事指挥部；动员忠于政变策划者的部队；采取措施确保公共安全，防止外国介入。在1952年7月23日政变日到来之前，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政变策划者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这也使得政变前的最后几天压力陡增。政变前夕，一位下属军官警告纳吉布将军，称后者即将因涉嫌领导一场反对政府的阴谋而被捕。纳吉布在其回忆录中承认道：“我极力掩饰自己的惊恐。”他决定在政变进行的当晚待在家里，宣称自己受到了监视，担心可能使自由军官们的计划陷入危险。安瓦尔·萨达特当晚则偕同妻子去了电影院，在那里与另一位观众发生了一场热闹的争端，随后还去警察局报了案准备起诉——对一位政变策划者而言，这显然是政变失败情况下再理想不过的不在场证据了。即便是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和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他们出现在政变现场时也是身着便衣（后来他们换上了军装），这让支持者们感到惊讶不已。
1952年，纳赛尔成功领导了军事政变
尽管疑虑重重，自由军官们还是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政变。叛变的军事部队包围了埃及政府军总部，在击退轻微的抵抗后，于7月23日凌晨2点占领了该机构。军队总部被占领后，支持政变的军队马上获许占领开罗的各战略性机构，而当时整座城市还在沉睡中。军队占领这些机构后，安瓦尔·萨达特来到国家广播电台，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的名义宣布了政变的成功，从而为一场经典的政变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7月23日，纳瓦勒·萨阿达维正在位于开罗市中心的凯斯尔·艾因尼医院工作。她描述了萨达特发布声明后医院内的狂喜场景。“在病房里，病人们一直在听收音机。突然，音乐被一则重要的消息打断了，该消息称军队已经接管了国家，而法鲁克已不再是国王。”病人们自发的反应让她感到震惊。“我们正站在那里，突然之间病人们高喊着‘革命万岁’冲出了病房。我可以看到他们嘴张得浑圆，在空中挥舞着手臂，破旧的衬衫在身前飘动。就好像解剖室的尸体突然间起死回生，高喊着‘革命万岁’！”事实上，甚至死者的运送也被叫停，萨阿达维就亲眼看见一支正离开医院的送葬队伍在听到这则消息后暂时停了下来。“扛着灵柩的男人将灵柩放在过道上，高喊着‘革命万岁’加入了群众的行列；前一刻还在为逝者哀号的妇女们则开始［为庆祝而］发出欢乐的尖叫。”
7月23日，法鲁克国王和他的政府彻底倒台，但自由军官对于运动成功后该如何进行下一步还毫无头绪。萨达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很显然，我们在发动革命时，对于接管政府职位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没有成为政府部长的雄心壮志，也从没有想过这些，甚至尚未制订一个明确的政府计划。”他们决定邀请资深政客阿里·马希尔（Ali Mahir）组建新政府。同样，自由军官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法鲁克本人：是逮捕他，还是将他处决？纳赛尔做了明智的决定：确保法鲁克退位并允许他流亡海外，从而避免让新政府卷入一场可能导致分裂的司法程序，或是因草率的处决而把一位不受欢迎的国王升格为殉难者。法鲁克逊位给他尚在襁褓中的幼子艾哈迈德·福阿德二世（Ahmed Fuad Ⅱ），后者将受到一位摄政王的辅佐。7月26日，在21声礼炮的欢送下，他本人被纳吉布将军送上了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麦哈鲁赛号”（Mahroussa）皇家游艇。
“我向他敬礼，他也向我回敬，”纳吉布在回忆录中写道：
接下来是一段漫长而又尴尬的沉默。我们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您，我的陛下，迫使我们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
法鲁克的回答将让我困惑一生。
他回答说：“我知道，你们做了我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我是如此吃惊，以至于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向他敬礼，其他人也如是。法鲁克向我们回敬，和我们所有人都握了手。
他说：“我希望你能好好管理军队，你知道，我的祖父一手打造了这支军队。”
我回答说：“埃及军队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你的任务将会很艰难。你知道，统治埃及并非易事。”
事实上，纳吉布将军并未获得多少机会来统治埃及。事实很快将表明，埃及的实际统治者是纳赛尔。
自由军官革命代表着新兴的年轻一代在埃及政治中的崛起。该运动成员的平均年龄仅34岁，51岁的纳吉布在其中已经是一位老人。所有人都是本地出生、具有农村背景的埃及人，通过军队晋升至要职——这些特点与19世纪80年代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身边的支持者极为相似。
穆罕穆德·纳吉布，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与欧拉比相似，自由军官们对埃及王室身边那些土耳其切尔克斯精英的特权和做作而感到愤愤不平。夺取权力后，他们最早出台的法令之一就是废除贝伊、帕夏等一切土耳其头衔。在他们看来，这些头衔是由“一位不正常的国王……（赏赐给）一些根本不配拥有它们的人”。
被剥夺了头衔之后，埃及贵族接着又被剥夺了土地。自由军官们开启了一项重大的土地改革，出台法律将个人持有地产的上限限定在200英亩。政府没收了王室的巨大种植园，征收了约1700个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并以30年期债券偿还。合计起来，新政府从埃及土地精英手中没收了约36.5万英亩土地，随后这些土地被分配给小土地所有者，每份地产面积不超过5英亩。尽管遭到了总理阿里·马希尔的激烈反对——马希尔代表着财富源自地产的平民精英，但土地改革方案还是得到了通过。显然，与有产贵族的意愿相比，自由军官们更看重民众的支持。1952年9月，他们成功迫使马希尔辞职。
土地改革措施为自由军官们赢得了切实可见的政治回报。尽管埃及农业人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共约14.6万个家庭，而当时埃及人口达到约2150万——真正受益于1952年土地改革的措施，但土改措施却在埃及民众中赢得了广泛的好感。16在埃及民众的支持下，军人更有胆量执掌政权，在政治中扮演更直接的角色。
一旦登上政治舞台，自由军官们将证明自己是坚决果断的。1952年9月，纳吉布将军同意组建以文官为主的新政府。纳赛尔创建了一个由军人组成的委员会——革命指导委员会来监督革命的工作，表面上与政府合作，实际上与纳吉布的竞争关系不断加剧。1953年1月，作为对华夫脱党和穆兄会压力的回应，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取缔所有的政党，并将各党资产全部收归国有。
作为幕后的操盘手，纳赛尔引入了一个国家扶持的全新政党，即解放联盟，宣称两次大战之间埃及国内政治的分裂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党派主义。他显然希望解放联盟能有助于动员民众支持新政权。1953年6月18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废除君主制，纳赛尔也完成了与旧秩序的彻底决裂；埃及被宣布为共和国，穆罕默德·纳吉布则被任命为首任总统。法老时期以来，埃及首次由本土出生的埃及人统治。用纳瓦勒·萨阿达维的话来说，纳吉布是“古埃及国王美尼斯以来第一位统治埃及的埃及人”。
埃及共和国现在成为一个人民政府，享受着埃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萨阿达维回忆说：“国内的氛围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走路时都满脸阴沉、缄默不语。现在大街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聊天、微笑，与完全陌生的人握手、互道早安，询问彼此的健康情况和近期的事件，为政权更迭而相互祝贺，讨论并试图展望未来的发展，每天都期待着变化的发生。”
对极度渴望变化的民众而言，如何满足他们的高预期是新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这并不简单，埃及新政府继承了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问题：整个国家过度依赖农业，而农业产出又受到埃及沙漠环境的限制；在缺少开发荒漠所需水资源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扩大耕种面积。埃及工业整体上仍处于欠发展状态，1953年农业对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35%，而工业仅为13%（剩余52%的份额全部来自服务业）。工业化步伐的缓慢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低水平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整体人口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创造就业的增速，这也意味着能够获得稳定工作并显著提升生活水平的埃及人越来越少。
对于他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军官们有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在尼罗河上修建一座水电大坝。工程师们将上埃及地区阿斯旺镇附近锁定为修建水坝的理想地点。这座新的阿斯旺水坝将能够储蓄足够多的水量，将全国耕作土地面积由600万英亩增加到800万—950万英亩，此外还将产生足够的电量来支持埃及的工业化，向全国提供可负担得起的生活用电。但这样一个工程将耗资数亿美元，远远超出埃及自身资源的供给限度。
为了资助阿斯旺水坝、确保埃及的经济独立，执政的军官们将不得不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然而，埃及极其珍惜自己的独立地位，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实现其目标。自由军官们很快就会发现，想要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而不做出妥协是多么困难。
在国际舞台，埃及新政府的首要关切是确保英国完全撤军。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埃及民族主义运动未竟的事业。
为确保英国从埃及完全撤军，1953年4月纳赛尔及其属下在美国的斡旋下与英国人展开谈判。对双方而言，这场谈判的风险都非常之高。纳赛尔深信谈判失败将意味着自由军官的倒台；在一个日益步入后殖民时代的世界中，英国则对其国际地位十分敏感。谈判不断地破裂随后又重启，整个进程拖延了16个月之久。最终，英国人与埃及人达成一项妥协方案：英国将在24个月之内从埃及撤走所有的军事人员，只在运河区内留下约1200名民事专家，其停留期限为7年的一个过渡期。显然，英国人并非无条件地完全撤离，政府对撤军延期2年。
英国民事存在长达7年的让步，都成为部分埃及民族主义者指摘的对象。但这一妥协方案的独立性已足以让纳赛尔在1954年7月获得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批准。1954年10月19日，英、埃两国政府签署了解决方案。1956年6月19日，最后一名英国士兵离开了埃及。
与英国的新协议在埃及国内也面临着批评的声音。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就抓住协议中的种种缺陷向其年轻的竞争对手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纳吉布显然不再满足于傀儡的角色，而是寻求其作为总统理应享有的一切权力。纳赛尔则通过对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控制不断蚕食总统的权力。至1954年初，纳赛尔和纳吉布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某些同时代的人所描绘的“仇恨”的地步。纳吉布公开批评英国撤军协议之后，纳赛尔开始动员其忠实的追随者丑化纳吉布，煽动民意反对一位至今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
穆兄会同样抓住英国撤军不彻底的时机批评自由军官政权。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与其他政党一道于1953年被取缔，因而对新兴的军人政权已然心怀不满。1954年初纳赛尔对穆兄会的镇压，也使得他成为一个伊斯兰主义分裂团体全力刺杀的目标。这些人甚至考虑过派遣一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身藏炸药的情况下靠近纳赛尔以便将后者炸死——这也成为中东历史上最早的自杀式炸弹计划之一。但这个策略对于1954年的伊斯兰主义者似乎缺乏吸引力，因为并没有志愿者愿意执行该任务。
1954年10月26日，一位名叫马哈穆德·阿卜杜·拉提夫（Mahmoud Abd al-Latif）的穆兄会成员试图用一种更加传统的方式刺杀纳赛尔。在庆祝英国撤离协议的一次演讲中，阿卜杜·拉提夫向纳赛尔开了8枪。但前者显然是一位非常糟糕的枪手，8发子弹竟无一中的。面对身旁嗖嗖而过的子弹，纳赛尔的表现是英雄式的。他没有在枪弹下退缩，只是在短时间内中断了演讲。当他重新开始演说时，他用满腔热情感染了正在收听电台广播的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听众。纳赛尔对着麦克风高喊道：“同胞们，我的血正在为你们、为埃及而流淌。我将为你们而活着，也会为你们的自由和荣耀而死去。”听众们咆哮着表示支持。“让他们来杀我吧。我完全不在乎，只要我已将自豪、荣耀和自由注入你们心中。如果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死了，你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另一个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
这一时刻已不能更加戏剧化了，埃及民众将纳赛尔拥戴为他们的领袖。基于新获得的声望，纳赛尔确立了自己对革命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可以放开手脚处理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以及穆兄会这两个与他争夺民众忠诚的主要竞争对手。数千名穆兄会成员被捕；1954年12月，6名成员因参与暗杀行动被处以绞刑。纳吉布因审判也受到牵连，尽管从未被指控有任何犯罪行为，11月15日纳吉布被免去了总统职务，在此后的20年内都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埃及现在有了一位无可争议的主人。从1954年底到1970年去世，纳赛尔一直担任埃及总统，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总司令。没有一位阿拉伯领导人在之前或此后能像纳赛尔一样，对阿拉伯世界施加如此大的影响，而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也鲜有人可匹敌。埃及即将开始一次非同寻常的历险，一段纯粹的热血沸腾的岁月，其间一切看起来皆有可能。
与英国人达成撤军协议后，埃及政府的下一项议题就是与新建的以色列国之间未了结的恩怨。在脆弱的边界线两边，埃及和这个犹太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日趋紧张。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做出一系列尝试，以试探自由军官的意图，然而纳赛尔及其属下有意避免任何与以色列人的直接接触（1953年以色列与埃及外交人员的确在巴黎进行了秘密接触）。本-古里安得出结论，即埃及在其新军人领袖的领导下，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普鲁士，从而对以色列构成明确而现实的威胁。纳赛尔深知，他的国家还远远缺乏必要的军事力量来遏制——更不用说对抗——这一满怀敌意的新邻居。为了对以色列构成切实的威胁，埃及需要从国外获得物资。但纳赛尔很快发现，作为提供武器装备的交换，外国政府势必会提出一定的条件，而这将削弱埃及新获得的独立地位。
纳赛尔首先转向美国人，在1952年11月向美国寻求帮助。作为回应，自由军官受邀派遣一个代表团赴美来陈述其需求——飞机、坦克、火炮和舰艇。美国人在原则上愿意提供支持，但希望埃及在处理任何武器装备订单之前，保证加入一个地区性防御条约。
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访问埃及。杜勒斯此行具有双重目的：其一是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和平协议，其二是在中东地区孤立美国的超级大国对手——苏联。与埃及政府的讨论很快转向了武器装备的主题。杜勒斯明确表示，美国仍愿意支持埃及，但条件是后者必须加入一个被称为中东防御组织的新的地区性防御条约，这一条约将使埃及与美、英达成反对苏联的正式联盟。
纳赛尔断然拒绝了杜勒斯的建议。中东防御组织为英国延长在埃及的军事存在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一点是任何埃及领导人都无法接受的。纳赛尔无法让杜勒斯明白的是，埃及没有理由害怕苏联的威胁，因为对埃及的真正威胁来自以色列。穆罕默德·海卡勒（Mohamed Heikal，生于1923年）是埃及很有影响力的日报《金字塔报》的主编，也是纳赛尔的心腹之一。他记得纳赛尔曾这样问杜勒斯：“我怎能到我的人民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对一个手握手枪、距苏伊士运河仅60英里的杀人犯视而不见，反而担忧5000英里以外某个手持小刀的陌生人？”
1954年《英埃撤军协议》签订后，埃、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在本-古里安看来，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存在，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构成了一个缓冲带，而即将到来的英国撤军则意味着灾难。1954年7月，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开始在埃及开展秘密行动，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英、美机构中安装爆炸装置。显然，他们希望在埃及和英、美之间引发一场危机，从而促使英国重新考虑其从苏伊士运河撤军的决定。然而，令以色列人颇为狼狈的是，一个以色列间谍在安放爆炸装置之前即被抓获，从而导致整个链条都被曝光。在这个臭名昭著的拉冯事件(因当时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平哈斯·拉冯而得名，后者因这一惨败而遭到指责)中，两人后来被处决，一人在狱中自杀，其他人则被判处多年徒刑。
拉冯事件曝光、以色列特工随后被处决之后，埃、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古里安于1955年2月重新出任总理，之前他已在野一年多，其间以色列政府处于鸽派总理摩西·夏里特的领导之下。1955年2月28日，本古里安在回归伊始，就对加沙地带的埃及部队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攻击。
加沙地带是1948年战争后仅存的处于埃及人控制之下的原巴勒斯坦托管国领土，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滞留在那里。被剥夺了财产的巴勒斯坦人经常跨越加沙以色列边境，一些人是为了从已失去的位于今以色列境内的家园里收回财产，其他人则是为了破坏那个使他们流离失所的犹太国家。1955年2月，两起类似的渗透事件为以色列政府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提供了借口。两个以色列伞兵连队跨境进入加沙，摧毁了埃及军队的地方指挥部，打死37名埃及士兵，打伤31人。以色列人已然展现了其军事优势；纳赛尔深知，如果不能为其军队提供对抗以色列人的更先进的武器，他在埃及的日子将不会长久。
1955年，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英国签署《巴格达条约》
埃及在加沙的失利让纳赛尔陷入了可怕的窘境。纳赛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外部军事支持，但又不能为此做出妥协。英国人和美国人则继续向纳赛尔施压，在考虑向埃及提供现代武器前，要求其加入一个地区性联盟。这两个讲英语的大国正敦促纳赛尔在一项北约支持的联盟条约——《巴格达条约》上签字。该条约是1955年2月土耳其和伊拉克就反苏联扩张达成的一项协议，同一年内，英国、巴基斯坦、伊朗也相继加入。纳赛尔极力反对《巴格达条约》，将之视为英国的阴谋，旨在延续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支持其在伊拉克的盟友哈希姆人来打压埃及自由军官。纳赛尔毫不含糊地谴责《巴格达条约》，成功地阻止了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在英、美的唆使下加入该条约。
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开始将纳赛尔视为英国中东政策每一次挫败的背后推手，下定决心要反对这位埃及领导人。在纳赛尔与艾登两人间敌意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英国向埃及军方提供先进武器已成为不可能。
随后，纳赛尔试探法国人能否为埃及提供武器。但由于纳赛尔支持北非民族主义运动，法国人同样对他深怀疑惧。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正在动员民众，以确保其国家脱离法国获得完全独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埃及视为典范和盟友。纳赛尔则同情北非的民族主义者，将后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视为阿拉伯世界反抗外国统治的更广阔斗争的一部分。尽管在资金和军事资源方面能提供的支持很有限，但纳赛尔非常愿意为被流放的民族主义者提供庇护，使他们得以自由地在埃及境内为独立斗争开展动员。
只要纳赛尔为北非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一个自由天堂，法国人就拒绝给他提供军事支持。当面临在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做出选择时，纳赛尔选择了前者。法国正在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这一事实也使他们更加嫉恨纳赛尔所选择的立场。
二战伊始被纳粹德国击败后，法国在北非地区的权威遭遇致命打击。亲德的维希政权派遣的士气低落的殖民官员，很难代表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对法国孱弱现状的认识也鼓舞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