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香如故 曾恒贵摄于2020年3月22日
在《朝堂上，有时也是“吵吵嚷嚷”》公众号文章里，我写道：以参知政事、宰相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在变法问题上水火不相容，斗得寸土不让。但脱去了官服，走出了朝堂，并不是不共戴天，大家照旧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品酒作诗。他们之间，虽然政见不同，观点各异，但惺惺惜惺惺。
王安石被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而司马光则是他的死对头。两人的政治主张相差十万八千里，但目标却是殊途同归的：国家富裕，军队强大、百姓安居。两人虽为政敌，却没有任何个人私利或团团伙伙的恩恩怨怨。正如司马光自己所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虽然他们两人在朝廷里势不两立，但没有互相攻讦，互相诋毁，互相抹黑，在背后使绊子，做下三滥的事，始终展现的是“君子坦荡荡”的胸襟。
司马光是位有着家国情怀的大臣，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不赞成、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就敲“当面锣”，公开站出来坚决反对，矛盾不可调和。而作为朋友，他知道王安石没有私心，所以3次给王安石写信“以尽益友之忠”，劝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还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王安石也不是个“小鸡肚肠”。有这么一个故事：直言敢谏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为其写墓志铭，免不了对新法讽刺挖苦批评几句，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给了王安石。谁知王安石看了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见到来人就夸着：“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其心胸和雅量真是十分了得！
王安石大权在握、顺风顺水的一天，宋神宗问起他对暂时落败的司马光的看法。一般来说，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谁个不想把对方“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哪知王安石对司马光大加赞赏，称之为“国之栋梁”，正直敢言。变法失败遭贬后，神宗要治王安石的罪。而司马光对待昔日的政敌，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施以援手，上奏皇帝：万万不可听信谗言。
神宗皇帝不禁感慨道：卿等皆君子也！
的确如此。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对反对、阻挠的人，不陷害，不治罪，不将其置于死地，而只是降职或外放。不谙世事的苏轼受司马光等的影响，加入了反对变法的队伍。被贬之后，他又写了不少政治诗来讥讽嘲笑新政。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而入狱面临杀头时，已辞官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却挺身而出，上书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后来，苏轼曾去金陵拜访王安石，两人携手泛舟江上，并肩共游山中，各自也就重新深刻地了解认识了对方，因此更加尊重对方
。
而南宋末年的“蟋蟀宰相”就不是这样。贾似道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结党营私，为所欲为，迫害忠良。大臣中，凡是与他意见相左的，轻则受到责骂，重则遭到贬斥。理宗时期，左丞相吴潜不屑于同贾似道为伍，贾似道在皇帝跟前就多次搬弄是非，不将吴潜置于死地不罢休。参知政事江万里、台谏陈文龙因为不愿与贾似道同流合污，遭到打击，而文天祥37岁的时候就被迫辞职回乡。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伏尔泰说过：“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不同意我采取的政策和主张，不代表着我对你就“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你的人品道德和能力。我和你私交不错，但不意味着我就举双手无条件地赞成你当官为政的所作所为——这应该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吧？
（写于2020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