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探究玻璃發展史的時候，讀到了童力群先生的《論以“玻璃窗”來確定庚辰本定稿於乾隆三十五年以後》一文。在文中，童先生認為“庚辰本第七回、第四十九回，產生於乾隆三十五年之後。程乙本刻印之前的底本(抄本)的第四十九回，亦產生於乾隆三十五年之後。”“己卯本第七回，甲辰本第四十九回，戚序本第四十九回，皆完稿於乾隆三十五年以後。”
童先生的這個結論常常被拿來作為《紅樓夢》成書於乾隆時期的證據：既然這些本子中的若干回都完稿於乾隆三十五年以後，那麼毫無疑問，《紅樓夢》的成書就應該在乾隆三十五年以後。
但是，這個結論是否正確呢？還是讓我們追根溯源，先來看看童先生的論證吧。
童力群先生先引用了京都熱線網的園明滄桑網發佈的信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四月，奉旨於淳化軒新建宮殿內做鑲牆玻璃鏡，並於後殿窗戶上安玻璃。……”然後發表議論：“當時安裝玻璃窗是件非常稀罕的事情。作為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寶玉的怡紅院的窗戶‘用玻璃片鑲嵌’，再怎麼早，不可能早於圓明園，不可能早於乾隆皇帝。”於是得出結論：“因此，庚辰本產生於乾隆三十五年之後。程甲本刻印之前的底本(抄本)，亦產生於乾隆三十五年之後。”
大家看，這個論證是什麼邏輯呢？兩個“不可能早於”，只不過是想當然而已。如果問為什麼“不可能早於”，童先生沒有回答。
在乾隆三十五年之前，果真就沒有玻璃窗嗎？當然不是。
宋釋寶曇《題磐庵作玻璃窗》詩云：“杜陵亦有天尺五，雲母不似玻璃深。西家鐘鼓謾勞汝，我自書卷中晴陰。”說明早在宋代就已經出現了玻璃窗，那時比較稀奇，所以釋寶曇特意作了這首詩。
明董說《西遊記補》第十回“萬鏡臺行者重歸 葛藟宮悟空自救”中寫道：“行者周圍一看，又不知打從那一面鏡中跳出，恐怕延擱工夫，誤了師父，轉身便要下樓；尋了半日，再不見個樓梯。 心中焦躁，推開兩扇玻璃窗，玻璃窗外部都是絕妙硃紅冰紋闌干。”
明佚名《螢窗清玩》第三卷《遊春夢》寫道：“忽從玻璃窗窺見玉環倚柳俏立，臨水觀魚。”
這兩段文字說明，在明朝，玻璃窗已經不再是稀罕物了，小說中已屢屢寫到。
或許有人會說這些記載都不是北京的情形，北京或許是在乾隆三十五年之後才有玻璃窗的呢。那麼，我要問，為什麼《紅樓夢》裡就一定要是北京的情形呢？但即便是北京的情形，玻璃窗也出現在乾隆三十五年之前。
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歲暮雜務》曰：“歲暮官署封印，諸生散館。送灶神後，掃除祠堂舍宇，糊裱窗槅，貼彩畫玻璃窗眼，剪紙吉祥葫蘆，還帳目，送節禮，謝先生，助親友饋炭金，整齊祭器，擦抹什物，蒸糕點，炸襯供，調羹飯，治祭品，擺供獻，雕茶果，神堂懸影，院內設松亭，奉天地供案，系天燈，掛琉璃。”
《帝京歲時紀勝》一書為《光緒順天府志·藝文志·紀錄順天事之書》所著錄，雲：“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存。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潘榮陛的《帝京歲時紀勝》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即已刊行，而其中就記載了北京的玻璃窗，明顯早於童先生所說的乾隆三十五年。
其實，童先生也知道乾隆三十五年之前北京是有玻璃窗的，他再次引用了京都熱線網的園明滄桑網的信息：“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十八日，奉旨於圓明園後殿仙樓下做雙圓玻璃窗一件。按:此係圓明園內安玻璃窗之首次記載。”接著他說：“我以為，工匠在‘圓明園後殿仙樓下’做的這一件‘雙圓玻璃窗’，不僅僅是圓明園內首次安裝的玻瑞窗，而且是我國首次安裝的玻璃窗!”
“我以為”三字，想當然的意味十分濃厚，我們前面所舉的例子也徹底推翻了他“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十八日，工匠在‘圓明園後殿仙樓下’做的這一件‘雙圓玻璃窗’，是我國首次安裝的玻璃窗”這一觀點。
但是，童先生依然有話可說，他可以說，你所舉的這些玻璃窗都是彩色玻璃、圓玻璃，而不是怡紅院中“用平板玻璃片鑲嵌”的玻璃窗。只有乾隆三十五年圓明園淳化軒後殿安裝的玻璃窗，才“極有可能是庚辰本作者構思‘玻璃窗’的素材。”
但實際情況是，早在康熙時期就已使用平板玻璃了。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 卷十五“玻璃”條曰：“以玻璃為方圓鏡、為屛風。……每裁鋸為大小物，或以鑲嵌壁障。潘尼所謂灼爚旁燭，表裡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鞬喩其淸者。”
（屈大均）
這裡屈大均說到的玻璃，可以做成圓鏡，也可以做成方鏡，還可以做成屛風，可以隨意裁鋸，並且“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鞬喩其淸”，非常清澈透明，這不是與怡紅院窗戶上的平板玻璃一模一樣嗎？
屈大均，生於1630年（明崇禎三年）10月10日，兒時隨入贅邵家的父親居住在南海縣西場（即今之廣州荔灣區西場）。1640年（明崇幀十三年），隨父親歸原籍番禺，恢復屈姓，更名大均。1646年（清順治三年）補南海縣生員。曾參與抗清鬥爭。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臺灣還歸清廷之後，他停止反清活動，移志於對廣東文獻、方物、掌故的收集編纂。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6月27日，他在家鄉病逝。
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對玻璃的記載，說明早在康熙時期，類似怡紅院窗戶上的平板玻璃已經出現。
無獨有偶，同樣是康熙時人的高士奇在《蓬山密記》中記載了同樣是平板玻璃製成的大鏡子：“上命近榻前，觀新造玻璃器具，精瑩端好。臣雲：‘此雖陶器，其成否有關政治。今中國所造，遠勝西洋矣。’上賜各器二十件，又自西洋來鏡屏一架，高可五尺餘。”
綜上所述，我國製造玻璃窗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宋代，而到清康熙時期，用平板玻璃製作窗戶已完全能夠實現，不必等到乾隆三十五年以後。同時，也沒有證據證明明朝的玻璃窗不是平板玻璃所制。因此，以“玻璃窗”根本無法確定庚辰本定稿於乾隆三十五年以後，《紅樓夢》的成書完全可以在乾隆三十五年之前，而且根據最近紅學各家的研究成果，《紅樓夢》成書於康熙時期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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