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荆公
分析之前，先说一下，应该是清代早期为何兴盛考据学。
一个最宏观的原因，大家也都注意到了，那就是“文字狱”等政治因素。满洲建立清朝后，试图华夏化，重用汉族士大夫，但对此抱有很强的警惕性，希望保持自身“骑射”特征，不被汉族文化所同化。
文字狱的发生，有偶然也有学术与政治密不可分等方面。在反清复明思潮尚未完全消弥之时，采取高压措施遏制汉族士人在思想上的火花与不满，并兼有暴力流血事件，构成了文字狱的主要模式。在这种政治恐怖之下，汉族士大夫开始皓首穷经，进行与现实基本无关的复古考据，解释经典。
实际上除此之外，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汉学—宋学之争贯穿了宋代之后的学术史。在晚明大变局中，兴盛的经世致用之学由于明清鼎革，逐步被考据取代之后，义理微言大义与尊重古典，杜绝牵强附会之间，往往聚讼不决。
今文经学以公羊学为出口，衍生出关于中国几千年变化的大路径，公羊三世说、运命说相伴而生。而乾嘉考据学派，则看重训诂、音韵、舆地等古典学术，一度达到了极为精致的状况。学术派别之争也促使不少人进入考据学领域，但并不是没有反对考据的声音。
嘉庆末年，今文经学开始占据主导。之后刘逢禄、魏源、龚自珍等人，皆在今文经学与公羊学框架下，阐释古代学术，引申当世意义。道光年间，经世学派兴起，逐步把汉宋合流，兼采今古，同时与西学互相结合，形成很有气势的经世之学。到了晚清，又演变为“新学”，成为清代学术史演变的大致轨迹。
可以说，兴盛考据学，既有政治原因，也有学术内在理路的原因；考据派瓦解，有现实原因，也有学术走入死胡同的方面。最好放在长时段分析，线索里界定，这样才会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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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清代的考据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有相似之处，都是复古，并说考据学的精髓与欧洲科学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与人们通常的认识可能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实不难理解，欧洲科学的逻辑基础是归纳法，清代考据学的基础也是归纳法，两者之间共同的就是通过充分的证据对问题加以证明，只是不同的是，西方科学精神用在了外部世界，人们不断拓展视野，发现宇宙万物的规律，造就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极盛的现代社会。清代考据学的科学精神则用于古代的经典解释，而且设定了许多限制性的前提，只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施展考证的精神。说来也是比较悲剧。
不过，梁启超先生并不悲观，他认为这其实是在中国科学尚未昌明发达之前整个民族极好的理性基础，为未来中国人接受科学技术做好了思维上的准备。想想一百多年前，中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从一个骄傲自豪的泱泱大国一变而沦为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整个民族都陷入到一种自卑甚至觉得中国人天然不如西洋人的状况，而梁先生在研究过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后，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自信声音：中国人富有学术的本能，中国学者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人格非常可贵，经过清代考据学两百年的熏陶，“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从梁先生此书写成到现在，已经将近一百年，回过头再来看他的判断，无疑是非常精准的。
清代为什么兴盛考据学，这样的问题的梁先生也有明确的回答：一、对明代心学空疏的反动；二、社会安定，容易形成好学风气；三、异族入主中原，汉人精英耻于臣服，只好躲进古代经典中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所；四、旧学派权威垮台，导致自由研究的精神的兴盛。后来，学者们对于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原因还有比较多的讨论，比如文字狱的恐惧，江南经济的繁荣，印刷业的发达，朝廷喜欢笼络文人钻入故纸堆，官员幕府的存在，等等，都可谓言之成理。
但我始终认为，梁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他的《清代学术概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些著作，其中最为关注的点是民族理性精神在不同时代的进展，或者这么说，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自有其演进的路径，到了一定阶段，对于古代学术全面整理所带来的科学精神的养成，是水到渠成的。虽然仍然有局限，但在从晚明开始持续与西方科学的对话过程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其实是一直在成长过程之中，即使今天，也依然在成长之中。
必须说明的是，在钱穆先生的同名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虽然理性精神未曾提出，但对思想自有其进路这一点的阐发，更加详实。
考贰拉
因为文字狱！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兴文字狱，几十万人被杀死，导致文人士子都不敢创造研究新东西，谁知道自己弄出来的东西会不会犯了皇帝的忌讳？随便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能引来杀身之祸，所以他们只能“移其心力，毕注於经学，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孟森《明清史讲义》）。我研究古人的东西，古人写的跟我没关系，你总不能再杀我了吧？
清朝文人雅士，最喜欢干的事就是钻进故纸堆里，对古人的文章校勘、注疏，若是能发现一段新野史、一个四书五经的新观点，则立刻欣喜若狂，恨不得昭告天下自己的新发现。在这种风气下，考据学在清朝发展至顶峰，甚至出现了“乾嘉考据学”这样的称号，类似于“康乾盛世”，意思就是乾隆、嘉庆朝就是考据学的盛世。
清朝的考据学家们，先是研究儒家典籍，恨不得把书中每一个字都揉开了掰碎了，不研究出几个意义来就不算完，即所谓的：“每识一字，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
之后，到了道光、咸丰时期，西方列强依靠先进科技打败清朝，这时候他们又一派天朝上国的姿势，拼命考证“西学中源”，从古人的书里到处找证据，来证明西方的科技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如西方数学好，就说“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
考据学在人文科学上是有一定意义的，但过度考据，甚至是全民考据，就有些说不过去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在清朝时被西方列强强逼着签了多少条约，打了多少败仗，死了多少百姓，在泥沼里苦苦挣扎了一百年才出来。
渔樵侃史
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原因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字狱可以算是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尽管很多现当代学者试图从学术内在理路上去说明，考据学的兴起是基于学术演变的需要，而非单纯收到政治压力所致，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无视文字狱的影响。
当然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下科举制度这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清代考据学者中，科场上的成功者并不多。虽然有钱大昕、王鸣盛、阮元、孙星衍等进士出身，官运不差的例子，但是绝大多数只是举人，比如戴震、段玉裁、刘台拱、焦循等等，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人连举人都不是，比如朱文藻、顾千里、臧庸，都只是秀才。这样一些没有功名在身的学者，他们赖以谋生的方式，就是依靠自己的学识，去投靠那些号称亲贤爱士的大佬们，充当他们的马甲为他们编书校书。比如朱文藻之于阮元，顾千里之于张敦仁、秦恩复，无不如此。正是因为科举制度的存在，造就了大量科场失意者，他们没有机会在官场上崭露头角，只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在读书做学问上，而恰恰又可以通过学问来养活自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条，我们可以看到，乾嘉时代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籑诂》、《皇清经解》等等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诞生出来的。
清代考据学在中国学术史中看似光芒万丈，其实有光的部分就有影。在毕沅、阮元这些巨大光源的背后，都有众多处在阴影之中的学者，他们中间很多人没有机会显露出自己的名字，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光源处，而往往忽视了影的存在。所以要讨论清代学术，不可忽视科举制作为制度的推手。
pku小动物
回答这样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角度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我们也可以反问一句，清代学者除了考据之外，他们是否有别的学术出路？中国学术最昌明兴盛的两个时期，是春秋战国与晚清民初。前者伴随着郡县制的统一王朝而戛然而止，后者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最终定于一尊，二者皆肇因于寻找出路、解决问题，终结于解决了问题、走出了路。从结果看去，前者埋葬了封建制度，后者终结了帝制传统，都相当于开天辟地，创新纪元了。这样的历史成就，细节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根本原因必然要归结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甚至是帝制传统内部，儒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代表人物董仲舒、韩愈和李翱、程朱、陆王等，各有各的时代特征，也都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激发出的新见解，董仲舒面临的是帝制初创、郡县和王国犬牙交错的局面，韩愈面临的是佛老盛行和藩镇割据、中央财税兵役无法落实的苦恼，程朱面临的是经济力量无法转变为国家力量的困窘，王阳明则面临的是阴阳二面、希世浮伪的官僚集团政治对实际经济事务的漠不关心，故而他们才应激而发。
于是，我们想要回答清代考据学盛行的原因，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着手。很显然，农业经济力量是明清王朝的根本支柱，这已经是延续三千年之久的支柱产业了，到了明清时代，实在没有什么新的力量可以挖掘了，重要的是追求平衡和稳定的文官集团政治也不希望发展新的力量，以免打破统治的平衡和稳定，同时也避免手忙脚乱无法应对，文官集团自身可以一如既往地懒政下去，悠哉悠哉的吟风弄月、过士大夫们舒适的生活。清朝取代明朝也不过是对这种农业经济力量进行了重新整合而已，清初圈地扫荡了旧贵族而创造了新贵族，摊丁入亩政策则把张居正想做却没做成的事完成了，新贵族的本质跟旧贵族没啥区别，充其量等于是“荣华富贵”的所有权从一茬人手里换到了另一茬人手里罢了，荣华富贵的制造源泉始终是农业。如此一来，没有什么新的力量出现，也就没有什么新的问题被提出来，所有的根本性问题都已经被程朱陆王们解决掉了，剩下的只能是整理国故、深研考据了，也没有人会突发奇想去寻找另一条出路。当时，政治稳定，国家一统，几近于国泰民安太平无事，客观上也有物质财富基础来支撑这些人悠哉悠哉地考据深研。直到1840年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震耳欲聋的响起，他们才震惊地看到农业经济力量之外的工商经济力量的威力，才开始意识到把经济力量有效地升华为国家力量的重要性，又匆匆忙忙的开始了另寻出路。
松拉图的理想
大多史学家将此归因于清代文字狱屡兴。试问一句，明代也有文字狱，为何不兴盛考据学呢？因此文字狱只能是考据学兴盛的一个助力，但不能说是直接原因。
清代考据学家们对传统文化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一般历史考据学家多高寿，赵翼享年八十七岁，王鸣盛七十五岁高龄，钱大昕七十六岁。大概是因为处在一个“盛世情调，学人世纪”里，忘却世俗进行考据，能保持心情愉悦吧！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