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西湖大學拿到了教育部的批文，我國曆史上第一所民辦的、含理工生命等多個學科的小型、綜合性、劍指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橫空出世。他的首任校長就是施一公，2015年擔任清華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終身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首批“千人計劃”特聘專家。施一公為什麼會想要放棄清華大學副校長的身份，去一個民辦高校當校長？讀了這篇文章，你或許能明白他的想法……
01
父親意外去世，我的世界觀、價值觀崩潰了
我很幸運，高中時被保送去了清華大學，入學的時候懵懵懂懂，但從學校出來，我覺得自己好像已經把這個世界看得很明白了。在清華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情，對我影響非常大，那是大三剛入學的時候，我的父親突然離我而去。
在9月21日上午最後一節課下課之前，我們班突然進來一位傳達室的大爺，他問，在座的有沒有叫施一公的。我說我就是。他說你家裡出事了，趕快出來。我當時心裡一凜，不知道什麼事。我大姐給我發來電報，7個字：父病危，速歸速歸。我拿著書包，直接奔往火車站跑，十二點跳上了第一班去鄭州的特快上，我很少流淚，但是在火車上，我一直忍不住流淚。晚上9點多到鄭州，我等不及等公共汽車，從火車站跑回家裡，希望能夠見我父親一眼。跑到家，我看到家裡的花圈，看到父親的輓聯。我很崩潰，無法抑制感情。
我難以想象，為什麼這事會發生在我們家，為什麼要我承受這一切？大學三年級的我價值觀、世界觀崩潰了。多次我會半夜兩三點跑到圓明園，讓自己的體力在狂奔中消耗為盡，大哭一場，凌晨回到宿舍，開始一天正常的生活。
我父親去世以後，我不再像以前那樣，懵懵懂懂地、簡單地繼續學業。我想了很多，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改變社會。當時我想從政，因為我覺得，從政可以最直接地給一個城市、一個鄉村、一個省、一個行業帶來福祉。80年代的中國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在衝擊我們。我從政的想法，兩年之後，就放棄了。
我提前一年畢業，迫不及待走上社會，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去香港經商，合同都簽了，但還沒履行，合同又失效了。沒有就業就失業了。我想了一晚上，在清華大學生宿舍7號樓的3樓，決定出國留學。
02
不要輕易被以金錢論英雄的價值觀牽引
我剛去美國的時候很迷茫，我曾經想轉行，轉計算機，轉經管。我覺得我一定要好好撫養我的母親，想掙錢，想了很多，但沒有想到，一旦進入實驗室以後，發現在科學研究這個殿堂，是如此之神妙，超乎你的想象。
1995年，我在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物理系拿到博士學位，儘管覺得自己已經基本上板上釘釘，會去做學問了。我仍然去面試了幾個位置，期望不讓自己留遺憾。我拿到了一個保險公司中國首席代表的位置。當時面試我的一位面試官跟我說，小施，中國保險法剛剛放開，你加盟我們，我們進軍中國市場，轉眼間你就能拿到6位數字的收入，你會是中國市場的開拓者。我聽了，覺得這很好玩，但不夠浪漫。
我去面試的主要目的，是說服自己，做學問、做科學是最浪漫的事情。當你真正憑自己的興趣走一條路，要堅定地走下去，不要輕易被周圍的人和事物打動。對於我而言，從事科學研究是一條正路，我不會為周圍的東西所打動。我也希望在座的朋友、同學，能好好走自己的路，不要輕易地被周圍的價值觀牽引，尤其是不要輕易被以金錢論英雄的價值觀所牽引。
我一直在想，我父親對我的期盼。我們這一代學生，一度以為美國是一個美好、自由、完全民主的國家，實際上到了美國之後，我的夢幻破滅了。我在美國被搶過一次，我的車被偷過一次。在美國前兩三年的經歷，讓我開始能夠比較客觀地審視周圍的環境和世界，我的世界觀重新穩定下來，甚至回到了我的父母對我期盼的一種世界觀的這個尺度裡來。
1995年博士畢業，我就想回國。我愛人仁濱問我，你回國能幹啥，中國不缺你這樣的人。我說回國，至少三件事我可以做：我可以去我的中學去當英文老師，去當數學老師；如果中學不要我，說我沒有做老師的資質，我可以去做導遊，我喜歡旅遊，我可以中英文講解；如果還不行，開出租車。北京街頭出租車司機有多酷，侃大山，多豪爽，我也喜歡開車。
但我還有點不甘心，真要回來，我還想讓自己往前走一步。在我看來，用自己的才智為社會創造財富，用自己的力量推動社會前進，是一種浪漫，我又讀了博士後。從1995年，一直到現在，我從事相對比較獨立的科學研究，整整22年。這是最讓我內心得到平靜和滿足的一份職業，我會在自己空閒的時候，給我的爸爸寫幾句話，告訴他我在學術上取得了什麼成就，我的成就將來有可能有什麼樣的應用，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價值。做學術讓我內心重新得到寧靜，得到很多滿足。
03
為什麼極其優秀的中國學生到國外脫穎而出的非常少？
如果你問我，十年前回國有什麼目的？我想影響一批青年人，我想培養最優秀的創新型青年才俊。雖然回國的念頭產生於1995年，但一直到2007年，我才在清華培養第一個博士生。我花了12年做準備。
我常常心裡不平衡。什麼不平衡呢？我這一屆，清華有2251位本科生，畢業後，有一千六七百都去了美國，現在大部分還待在美國，我沒有準確統計數字。我們這麼多極其優秀的中國學生到了國外，能脫穎而出的非常少。
我在普林斯頓當助理教授的時候，去跨國製藥公司參觀，接待我、和我交談的都是白人，而在這個公司打工的，有很多非常優秀的中國人，他們是北大、清華、復旦、交大國內一流名校的學生，他們的智力、能力、學識遠遠高於他們的老闆，他們老闆的老闆。可是他們很滿足，這是件非常遺憾的事。
我們的文化裡，有個觀點——知足常樂。知足常樂用在對生活，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上沒錯，但是我們這些其實接受了大學文化教育的、得到一些特殊教育資源的中國人知足常樂，這就有大問題。所以我心裡一直不平衡，這就是為什麼我自己想回清華。
我有時候想，清華強則中國強。我剛回國的時候，曾信誓旦旦，要改變三分之一的清華學生，讓三分之一的清華學生不再為柴米油鹽發愁。如果做成，這就會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會讓中國變得更加美好。
清華每年3000學生，如果他們沒有在滿足小我的同時能夠把大我、把這個社會放在心上，沒有這種心懷社會的浪漫情懷，這就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
04
研究型大學不要去管就業
大學是核心。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裡談就業。就業只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麼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麼結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師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出了大問題。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是培養專業人才，為行業輸送螺絲釘，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05
學不以致用
你們沒聽錯，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學某一門課沒什麼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實在大學學習，尤其是本科的學習，從來就不是為了用。但這並不意味著用不上，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革新，你都是無法預測的，這個無法預測永遠先發生，你預測出來就不叫創新。
大學裡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麼怎麼辦？其實很簡單，大學多樣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這對大學有嚴重干擾。
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但我想問一句，轉化從哪兒來。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後者。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無論是多麼基礎的發明，只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術業有專攻，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
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諮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
06
中國的大學生，均值很高，但方差很小
我一直在思考，創新如何鼓勵？中國的大學生，我們的均值很高，但方差很小。我們不喜歡大家標新立異，我們喜歡大家都循規蹈矩，走路、坐姿、衣服、髮型，都儘量統一，這種情況下培養的學生，思維方式也受禁錮，會阻礙創新。
我在中國長大，又在美國待了十幾年，我總在比較其中的優劣。美國教育的公平由公立大學保障，但這個社會科技的卓越，基本上由私立大學保障，從西海岸的加州理工、斯坦福、到東海岸的普林斯頓、哈佛、耶魯，超一流的這些學校都是私立的。
而作為一個國家，它的實力體現、國家安全保障靠卓越，而這個卓越一定要靠特殊方式來保障。怎麼做到呢？比如，在美麗的西子湖畔，在杭州，創辦了第一所現代化的、世界級的、研究型的民辦大學——西湖大學。我希望民辦大學和公立大學交相呼應，民辦大學成為公立大學的補充，他們共同為國家為社會培養高精尖的人才。
過三十年，五十年，我們的後代能夠對世界說，我們中國人做出了跟我們的民族和我們的歷史相配的貢獻，推動世界文明的發展，而這一點要達到，需要創新，這種創新需要全社會一起努力。
07
中國創新人才該如何培養？
如今我們的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20名開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對這個數字。我們有14億人口，我們號稱我們勤勞、勇敢、智慧，我們號稱重視教育、重視科技、重視人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還可以找各種各樣的理由，我們還是剛剛起步，文革剛剛結束三十多年，但無論怎麼樣，我希望大家能有這樣的意識，就是我們的科技實力、創新能力、科技質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開外。
有的人或許會懷疑，認為我說的不對，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麼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佈祖國大地了，怎麼可能科技實力排在20名開外。我想說的是，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佔的是什麼優勢，我們佔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請大家別忘了1900年我們簽訂《辛丑條約》賠款九億八千萬白銀的時候，中國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強，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沉重的現實。
我在海外的時候，只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拼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晚宴時，與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不管怎麼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麼發展，怎麼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面。
我們一定要看看歷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如今，中國的科技雖然取得了重大發展，與美國卻依然有不小差距。當務之急是要解決頂級科技人才問題。要向美國學習，吸收全球頂尖人才。
中國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與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我問大家一句，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當有人在出頭的時候，比如像我這樣，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麼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科學與民主是兩個概念，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重視教育。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是，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我聽了以後嘆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我們有1400萬中小學教師，我們雖然口口聲聲希望孩子培養創新、獨立思考的思維，但我們的老師真的希望孩子們多提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嗎？這和我們的部分文化，師道尊嚴又是矛盾的，所以我們在創新的路上的確還揹負了沉重的文化枷鎖。
我想我今天的意圖已經達到了，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的開始了。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地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本文由“壹學者”綜合整理自施一公2017年9月16日在央視《開講啦》的演講、施一公2014年9月16日在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第三屆年會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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