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是20世纪最富影响力的少数几位哲学家之一。而且他的学说还越出了哲学领域，涉及神学、文学批评、历史学和心理分析。但是，对他的人生与思想含义的争论却始于其生前，延续到今天。乔治·斯坦纳说：“自苏格拉底以来，没有谁能够像海德格尔这样遭到如此不同的毁誉褒贬。”
1922 年在胡塞尔的帮助下，海德格尔受聘于马尔堡大学任哲学教授。1927 年2 月，《存在与时间》正式印行，这本书奠定了他一生哲学活动的基础，被视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著作，他因此而声誉鹊起，成为了德国哲学界的第一号人物。1933 年初，在德国出现了纳粹的法西斯专政。此后5年间，德国大学教师被解雇受迫害的有2800 人，但海德格尔却在该年秋天带领960个教授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并一度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1945 年盟军占领德国以后，他因这段历史受到审查并被禁止授课。
海德格尔无疑是一个正直的哲学家，但他为什么会与纳粹同流合污？这与他的哲学思想有什么关系？这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人们对于海德格尔的评论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没有人明确指出他的哲学中的进化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对于他的错误根源的分析都不够到位。海德格尔的广义进化思想要从德国“1914年思想家”说起。
一、海德格尔的广义进化思想
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关于民族的思考在恩斯特·特勒尔奇的《1914年的理念》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德国“1914年思想家”信奉广义的达尔文理论，认为处于弱势的、“正在衰微”的民族向强势的、处于“上升”时期的民族臣服是自然的法则。并认为当时的世界处在内在价值崩溃的危机中，德国人是内在性独一无二的继承者和灵魂守护人，德国人是“诗和思的民族”，因此德国人是世界的精神领导者。
“1914年思想家”信奉的广义达尔文主义理论属于广义进化的历史观，但这些理论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没有严格的文字表述，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例如很容易把进化理解为弱肉强食。其实，弱肉强食是进化的一种表现，但不等于进化。例如鲨鱼与海豹相比是低级生物，鲨鱼吃掉海豹是弱肉强食，但不是进化。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的不严格表述很容易滑向错误和反动的种族主义结论。民族和其他人群的弱肉强食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但随着文明的进步，人道和民主的进步方式必然取得主导地位。
海德格尔说过他反对进化论，其实，他不是反对进化论，而是认为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不彻底。海德格尔的“历史性”的概念是《存在与时间》第二部分的核心范畴之一,也是他“投身”于政治的基础。海德格尔与“1914年思想家”一样，也是从德国人的内在性中推演出了德国人的世界精神领袖的使命。同时他的广义进化思想还包含民族竞争之外的内容，例如对于进化的本质的理解。
他讲过一个螺旋桨的例子：“据说，自然界也有自身的历史，这样的话，那么黑奴也可以说有历史。难道自然真的没有历史吗？当一个事物随风而去时，它确实变成了过去，但并非每一个逝去之物都进入了历史。当一架飞机的螺旋桨转动时，并没有任何事情真正‘发生’。然而，假如这架飞机把元首（希特勒）送到墨索里尼那里，那么历史就发生了。这次飞行变成了历史……这架飞机的历史性不取决于那个螺旋桨的转动，而取决于这个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未来结果。”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特殊的飞行之所以具有历史性是因为这次飞行可以导致民族内在性的增强，即导致进化。能够导致进化的事件才构成历史，不能导致进化的事件只能构成过去。
广义进化是指系统的复杂有序化过程。有序意味着系统功能的增加，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主要指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社会组织的产生。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社会增强内在性基本就是指这种有序化。
二、海德格尔对个人与集体的选择
海德格尔与“1914年思想家”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把广义进化的历史观上升为哲学，即他的民族的自然选择理论与集体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相联系，而集体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又影响到此在的本体论地位，并导致了他的本体论思想的转变，即导致个人的本体论地位被集体主义和进化主义的本体论地位取代。
“此在”（Dasein）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详细论述了个人的此在的本体论优先地位。这是海德格尔的伟大功绩，这种个人主义思想为他的哲学理论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人的利益具有本体论的优先地位，意味着这种优先性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不管它是本真的还是非本真的，是善是恶，是美是丑，人的利益永远是优先的。如果它的优先地位是有条件的，那么这就不是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但是，海德格尔确立了个人的此在的本体论优先地位之后，又转而推崇集体的此在。他认为，此在有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两种形式，海德格尔歌颂的民族英雄属于本真的此在，背离民族使命的和普通人的此在属于非本真的此在。非本真此在主要有：“无聊的谈话、好奇心、模糊性、堕落和自弃、关切、向死之在、焦虑、恐惧、厌倦等。”为了拯救个人的此在，就只能依靠集体的此在，这样“德意志意识形态”就登场了。
在20世纪30年代初，海德格尔不遗余力地想把存在的基本概念从个体的此在转向日耳曼民族的此在。海德格尔认为集体利益在本体论中应该具有优先地位，因为集体利益（主要是日尔曼民族的利益）优于个人的地位。这在1933年12月的演讲里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个体，无论他身处何地，都是毫无价值的。而我们这些身处国家中的人民的命运却是充满价值的。”“国家的意志就是一个民族实施自我统治的意志。我们置身这个民族的大在之中。我们的成为自己就是（成为）这个民族”。
海德格尔原本认为，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先地位的人的利益是每一个主体的利益，不是集体利益，也不是他人利益，是个人主义，不是人本主义。把多数人的利益作为正义的标准需要证明，也能够证明——如果不把多数人的利益作为正义的标准，必然伤害每一个个体的利益。所以，把多数人的利益作为正义的标准是维护每一个主体利益的手段。从个人主义到人本主义和进化主义需要证明意味着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真善美或其他价值标准都不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但海德格尔没有认清这种关系，因此他不是在补充自己原来的理论，而是否定了自己原来的理论。
三、进化与个人的矛盾
从个人的此在转向集体的此在之后，海德格尔就开始用集体的此在来否定个人的此在，即他认为为了集体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海德格尔说：“只有这样一种存在者，它就其存在来说本质上是将来的，因而能够自由地面对死而让自己以撞碎在死上的方式反抛回其实际的此之上……他才能够在把继承下来的可能性承传给自己本身之际，承担起本己的被抛状态，并在瞬间为‘它的时代’存在。唯有那同时为有限的本真时间性才使得命运这类事物——亦即本真的历史性——成为可能。”
可以说，1933年的海德格尔与1927年的海德格尔之间发生了一次本质性的转变，他从原来个人主义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转变为反对个人主义了。海德格尔反对个人主义的立场在与萨特的争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萨特在其纲领性战后讲座“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中试图把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调和起来。他声称：“我们正好处于一种情形之中，在那里存在的只是人类。”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则作出针锋相对的回应：“我们正好处于一种情形之中，在那里主要存在的是大在。”
广义进化就是系统不断复杂有序化，系统规模增大是复杂化的主要方式之一。人类社会在进化过程中，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结构不断复杂，从家庭、氏族到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内忧外患面前，这种规模扩大和复杂化必然成为每一代人不断追求的目标，自然也会成为海德格尔追求的目标。在广义进化当中，系统的有序度也不断增大，有序度的大小以系统的功能来衡量。国家的功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功能，当一个国家政通人和，即有序度很高的时候，各项事业就会兴旺发达。这种民族共同体“聚合”的充满诱惑的辉煌当然是海德格尔梦寐以求的。
海德格尔早就看到了纳粹对个人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践踏，但为了他的进化主义的理想，他宁愿忍心牺牲个人主义和人本主义，只是他一开始没有想到这种牺牲能大到什么程度。二战和文革之类悲剧的本质都是为了进化主义的理想过度地牺牲个人主义和人本主义。当这种牺牲达到一定程度时，进化的理想就破灭了，进化变成了退化。进化主义与个人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马尔库塞在谈到海德格尔的这个转向时说：“存在主义在历史上始于同西方唯理论和唯心论的一场伟大争论，以便重新确立这个思想传统中有关个体存在的历史具体性。然而，存在主义终结于对其自身起源的彻底否定；和理性作对驱使他盲目地投入到了现行政权的怀抱。在替现行政权服务和辩护过程中，存在主义背离了那个伟大的哲学，它一度被颂扬为西方思想的巅峰。”
四、是药三分毒
既然进化主义思想误导了海德格尔，那么我们还应该相信进化主义吗？其实，很多正确的理论都可能使人误入歧途。就像吃药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一样，是药三分毒，吃错了药，病情加重，不能去砸药铺。进化主义本身没有问题，但在如何推进进化的问题上，海德格尔找错了门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海德格尔已经完全否定了西方传统价值观，他把民主制度在内的整个传统价值等同于虚无。他认为大众的意见具有非本真性，他说：“在真理中断然没有公论”。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争论、大家与小家的争论自古以来一直是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上最大的难题之一。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是一个让所有人困惑的问题。既然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海德格尔栽在这里也就不奇怪了。
海德格尔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德国的悲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之后，德国割地赔款，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这时，希特勒提出一个让国家走向富强的方案，而且初步实施之后成效显著，这对德国人民的吸引力有多大是可以想象的。另一方面，既然这是一个从理论上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警惕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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