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利益集團強弱不同，變法阻力不同，宋朝遠大於秦國

第三點就是變法阻力不同，秦國的貴族勢力不強，因此更容易清除，商鞅的政策也更容易執行下去。比如說商鞅的軍爵制度，雖然損害貴族利益，卻給了老百姓升官發財的好機會，任何士兵，只要殺掉足夠多的敵人，就可以晉升為貴族，能吃上肉，這對窮人來說是最大的誘惑，商鞅得罪了貴族，收買了窮人，因此，貴族可以洩憤殺掉他，卻不能廢掉他的政策，商鞅的變法由此成功。

但王安石不一樣，王安石的政策，本來也是惠及窮人的，比如青苗法，為了防止民間肆無忌憚的高利貸，因而建議國家向農民提供貸款，然後到時收取20%利息（民間高利貸75%），這樣農民度過了難關，國家財政也充裕了，但是很可惜，宋朝的官僚利益集團比秦國強大的多，他們強大到足以讓一個好政策變為地地道道的劣政。

比如在青苗法執行過程中，很多官員將質量最差的種子交給農民，收取時卻要求最好的糧食，再比如，很多官員對青苗法進行指標上的強行攤派，要求很多不需要貸款的農民必須像官府貸款，由此導致民怨沸騰，本來應該獲得改革紅利的農民最後卻成了政策犧牲品。

由於官僚集團對政策的刻意扭曲，王安石的變法沒有一項真正的惠及民眾，最後，變法遭到了官僚和民眾的一致反對，如此眾叛親離，變法能不失敗麼？

中國官僚集團有多強大，後來的明朝也能一窺一二，朱元璋那麼殘暴，那麼屠殺官員，官員們依然我行我素，前赴後繼的貪汙腐化，這種利益的頑固性遠不是刑法可以解決，跟王安石面對的官僚集團比，商鞅面對的舊貴族勢力簡直不能同日而語。

我們常說生不逢時，如果王安石生在春秋戰國，他也會成為一個名震四海、成績斐然的改革家吧。

埃爾文的理想鄉

我是作家、歷史研究者煮酒君，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說起中國歷史上最出名的變法改革，非商鞅變法跟王安石變法了。

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了兩場變法截然不同的結果呢？

能處理好社會矛盾的變法才是好變法

商鞅變法之所以能夠成功，就在於他處理好了當時秦國的主要社會矛盾。到了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自耕農、地主階層。此時新興的自耕農、地主跟原來的貴族、奴隸主之間關於土地的爭奪成了各國內部主要的社會矛盾。商鞅變法廢除“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化，並鼓勵自耕農去開墾土地。雖然“廢井田”得罪了貴族、奴隸主，但是卻得到了更廣大的自耕農、地主的支持，緩和了當時的主要社會矛盾。

王安石變法時期，最主要的社會矛盾是土地兼併嚴重。很多農民因為土地的兼併，而失去了土地。王安石變法中，雖然也有諸如“青苗法”、“方田均稅”等旨在保護廣大農民利益、幫助農民渡過災荒之年的政策。但是在實際執行中因為基層人員操作不當，反而讓農民更快的破產。

比如青苗法規定：“諸路以見存常平、廣惠倉的一千五百萬石錢各為本，如是糧谷，即與轉運司兌換成現錢，以現錢貸給廣大鄉村民戶，有剩餘也可以貸給城市坊郭戶。民戶貸請時，須五戶或十戶結為一保，由上三等戶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貸請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貸請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別於五月和十月隨二稅償還，各收息二分。”這項政策本來是為了壓制民間借貸，政府給予農民極低的利息借錢幫他們度過困難，避免農民出售土地，抑制土地兼併的浪潮。但是在實際執行中，卻出現了高利息、強借的現象。基層官員為了提高政績，不管你需不需要一律強制要求借貸。最終導致了學多農民因為還不起借款利息而破產賣地。

王安石變法本意是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實際上卻加劇了社會矛盾。這是一場地主階層、農民階層都不支持的變法，其結局註定是失敗的。

統治者、變法者、反對者、執行者的差異

首先看統治者的支持這點，秦孝公為了變法強國甚至發出來“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這樣的承諾。在變法的支持上，秦孝公可謂是毫不保留的支持。反觀宋神宗，在王安石變法期間態度搖擺不定，時而支持時而反對。

其次從變法者的能力來看，商鞅是誰啊，法家法治派的名士，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變法政策基本都符合當時秦國的國情。而王安石呢，畢竟還是文人出身，雖然有變法之才，但是文人身上特有的理想主義也間接害了他，很多政策空有理想卻不符合當時的社會環境。

再看一下反對者的反撲這方面，商鞅變法在秦孝公在位時期，反對者絲毫沒有辦法推翻、反對。等到秦孝公去世後，新君秦惠文王雖然誅殺商鞅，但保護新法，並且將反對者中最有勢力的甘龍、杜摯也剿滅了。反觀王安石變法，反對力量強大，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司馬光、蘇軾等人。在宋神宗去世後，司馬光重新當上宰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廢除王安石的變法。

而王安石變法很多政策之所以搞砸就是因為基礎官員執行不到位，就像前文提到的青苗法。因為實際執行中高利息、強借現象的出現，導致了這項政策的結果與目的背道而馳。

王安石變法之所以不能像商鞅變法一樣成功，就在於它沒有解決最主要的社會矛盾。再加上統治者、變法者、反對者、執行者樣樣都不如當時的秦國，其結果註定是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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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君談史

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為左庶長，主持秦國變法。商鞅先學習吳起，導演了一場“南門徙木，立信於民”的戲碼，命人在南城門立了一根木頭，承諾如果有人將此木搬到北城門，就賞賜十金。搬一根木頭有如此重賞，人們認為這肯定又是“忽悠”，沒人相信。商鞅又下令將賞金加至五十金。此時有人將信將疑把木頭搬到北城門，商鞅馬上派人兌現賞金。百姓認為官府守信，相信商鞅說話算數，便擁護改革，使商鞅的新法得以順利實施。商鞅在秦國進行了兩次變法。主要是六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獎勵耕戰，發展農業，這是他變法的總原則。商鞅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鼓勵老百姓積極種糧，糧食種的好，還可以拿多餘的糧食買個官做，一時間，秦國人個個都是種糧大戶，人人都是農業專家。第二是打擊工商業，讓老百姓不要老想著做生意賺錢，老老實實回家種地。第三是鼓勵軍功，發展軍備。老百姓在戰場上殺掉一個敵人，爵位提升一級，增加九畝土地和房子；殺掉五個，就能當上管理五家農戶的村民小組長，以此類推。秦國人本來就彪悍，這樣的政策一出，個個就像冷血殺手無人能敵。第四是限制舊貴族特權。百姓們殺的敵人多了，官職不夠用，商鞅就限制那些舊貴族的特權，貴族們如果沒有新功，一律取消貴族待遇。反正要想重新恢復待遇，提人頭來見。第五是建立連坐法，用嚴厲的法治統治人民。商鞅規定，以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老百姓互相監視，一家犯法，別家告發就能進爵升官，不告發的話攔腰砍斷。第六是遷都咸陽，做好進攻東方各國的準備。第七是普及縣制，國君的親戚朋友不再搞分封了，而是將全國基層單位全部納入中央政府的統治，這極大地強化了中央集權，為秦國實現統一六國的霸業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改革家的下場總是令人唏噓不已。秦國從一個吃不上飯、別人看不起的“矮矬窮”，一下子成為諸侯國中的“高富帥”，成為戰鬥力爆表的著名打手，商鞅居功至偉。但他損害了貴族的利益，再加上為人冷酷，酷到一個朋友都沒有。秦孝公去世後，商鞅被誣之以謀反的罪名。商鞅在逃亡的途中，想住個酒店都不行，因為沒有身份證，好心人怕別人告發被腰斬，也不敢收留他。商鞅想逃到魏國去，魏國不要，因為商鞅在秦國的時候，曾經用陰謀詭計坑了魏國一把。最後為了表達對秦國的忠心，商鞅率領部隊去攻打鄭國，結果還是被抓回來，施以車裂之刑，全族被滅。

從熙寧二年開始，王安石密集實行了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若干新法。但是，王安石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原來為民謀利的新法，在執行過程中被不斷賦予“新”的含義，從安民到害民，一字之差，無數百姓生靈塗炭，這是理想主義者王安石所沒有想到的。但是理想主義者只關心整體，不關心局部，只關心如何將改革進行到底，而不顧及其他。王安石相信目的正義是終極的目標，而不去關心手段是否正義。因此，儘管王安石承受著來自朝野上下的壓力，他決心排除萬難把改革進行到底，縱然前路漫漫，但他將“雖千萬人，吾往矣”。

王安石的智商驚人，但情商實在不咋地。有一個理論，一個人的成功，智商佔20%，情商佔80%。這未必科學。但我們知道，智商決定了人能不能做事，而情商則決定了人能不能把事情做好。理想主義者王安石是個特別簡單的人，就像大熊貓永遠拍不成彩照一樣，他的世界是黑白二元色，他的價值判斷只有好和壞，是典型的直線思維。他和他的改革團隊是正義的化身，除此之外，都是反正義的一方。在這種“非黑即白”思維的指導下，王安石秉承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原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對反對派及中立派實施殘酷打擊，從而開啟了宋代腥風血雨的黨爭的序幕，北宋朝廷成為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之間的決鬥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之後，和王安石同樣執拗的司馬光上臺，盡廢新法。至宋徽宗時期，以蔡京為首的一幫宵小又打著變法的旗號，盡廢舊法，到南宋又重回保守路線，反正是有宋一朝，路線一直搖擺，政策朝令夕改，在無休止的內鬥中耗盡了北宋的元氣，以至於“宋人議論未定，而金人已過河”。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固有很多因素，但其性格上的缺陷，不能不說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這裡，我想到了“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兩個嫌疑犯作案後被警察抓住，分別關在不同的屋子裡接受審訊。警察告訴每個人，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刑一年；如果兩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兩人中一個坦白而另一個抵賴，坦白的放出去“回家過年”，抵賴的判十年去“新疆搬磚”。於是，每個囚徒都面臨兩種選擇：坦白或抵賴。顯然，最優的結果是兩個都抵賴，但每個囚徒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都選擇坦白，最終導致最差的一種結局，這就是所謂的“囚徒困境”。它所反映出的深刻問題是，人類的個人理性有時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也就是說，“囚徒困境”的核心理念是博弈全輸，合作雙贏。

假如王安石能夠跨出“囚徒困境”的陷阱，改變剛愎自用固執己見的性格，傾聽輿論的回聲，打撈“沉默的聲音”，從而逐步修正自己的改革政策；而如果反對派能夠摒棄凡是王安石所做的決定都是無稽之談，凡是改革的新措施都是禍國殃民的“兩個凡是”的理念，中國的歷史將會重寫。當然，歷史不容假設，王權至上的超穩定系統也不可能出現兩黨執政或是民主協商，所以，王安石逃不掉變法失敗的命運。

李亞平先生在其《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實錄•都是王安石惹的禍》一文中說，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是，天還沒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確實如此，王安石就像一個摸黑趕路的孤獨先行者，雖不辭萬難決然前行，像個敢於直面慘淡人生的猛士，但他性格中的種種缺點，直接導致了他失敗的命運，可見，性格決定命運的說法，冥冥中在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

好玩的國學

一

兩者的背景不同。

商鞅變法前，魏國在吳起變法後，快速崛起，秦國的河西之地被魏國佔領。也就是說秦國門戶向魏國大開，只要魏國加快侵略秦國的步伐隨時有可能滅亡秦國，秦國君臣上下都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外來壓力。秦國國力太弱，秦軍雖然善戰，每次作戰一開局基本都能勝利，但隨著戰爭的發展，最終往往因為缺糧草被迫退兵，要麼退回關中，要麼被敵軍追擊，最後失地，外加傷亡慘重。再不興起變法，秦國的滅亡絕對不是一個笑話，而是迫在眉睫的現實。因此變法成為了秦國上下各方的共識，阻力並不大。

王安石變法前，宋朝的危機雖然的所顯現，但並不是特別嚴重。宋朝上下君臣並沒有危機感，因此對改革也不是特別上心。宋朝的改革目的是為了強國整軍，與官僚集團的利益並沒有多大的好處，也就無法取得官僚集團的支持。單純依靠的皇帝的支持，是沒有辦法推行下去的。

二

兩者的反對勢力強弱不同。

由於秦國在變法前，是七國中間最弱的國家，沒有之一。並且秦國從春秋到戰國，都是七國中國最沒有文化的國家，也沒有之一。這就決定了秦國只是一個軍事國家，貴族的力量在秦國並不強大。雖然商鞅變法嚴重侵犯了貴族的權益，在秦孝公的堅定支持下，改革還是推行了下去。也正因為秦國貴族力量的弱小，商鞅變法時，可以讓秦國貴族靠邊站，不讓他們參與到變法當中來。儘管有貴族出來搞破壞，都被秦孝公和商鞅堅決鎮壓，沒有形成大的氣候和影響力。

而王安石變法時則不同。宋朝推行的是科舉制度，也就是說想當官就只能走科舉路線，而真正的窮人和小地主很難培養自己的孩子去讀書，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階層固化。宋朝的官僚集團不僅僅控制了政治局勢，還控制了宋朝的經濟和文化。王安石變法並沒有得到官僚集團的支持和認可，這股重要力量時終在與王安石和作鬥爭，導致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和措施根本沒有辦法在基層推行下去，甚至走向了改革初衷的反面，最後在舉國的反對浪潮中走向了失敗。

三

兩個人在變法中的策略不同。

商鞅變法前，也曾遊歷各國，對當時天下的政治局勢非常瞭解。他明白，靠秦孝公和他本人是沒有辦法把變法推行下去的。於是商鞅最大限度的爭取秦國中上層官員的支持，尤其是秦國王族成員。因為秦國其它貴族力量的弱小，秦國權力主要集中在秦國王族手中，只要爭取王族貴族的支持，就基本能保證變法能推行下去。

新知傳習閣

商鞅變法成功的最大便利在於，秦國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沒有所謂的儒家，法家，等等各個階層的阻礙，既得利益者的所受的損失比較小。商鞅再就是變法決心大，奉行到底。義無反顧。商鞅的改革是戰國最徹底的改革，秦國完成了社會性質的轉變，奠定了未來秦統一的基礎。秦孝公的強有力支持也是最大的助力。即便是如此。太子老師甘龍反對變法，也被割了鼻子。可以說。商鞅的變法是殘酷的，血淋淋的。就連商鞅自己都作法自斃。死於自己的新發之下。

王安石的變法三大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王安石變法的寫照。在北宋 中期，儒家思想已經固話，已經是北宋的主流思想和國家主流思想。既得利益的階層已經固話，任何觸及損失的這些利益者的改革都會遭到強烈反抗，在就是王安石用人不當，小人主政，為了升官而變法，不是為了變法而升官。可以說啊。朝臣大都反對變法，致仕元老重臣張方平，韓琦，富弼都反對。身邊沒有可用之人，只好啟用新人，這些人未必支持新法，不過是為了升官發財而已。尤其王安石不妥協，不協商也使得一些中立大臣站在新法對立面。使得王安石在朝堂上沒有一個朋友，拗相公說的是很對的。而宋神宗趙頊一生都在追尋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強盛的國家，再造漢唐盛世。所以支持王安石變法，但由於兩宮反對和老臣反抗，導致宋神宗搖擺不定。王安石兩次罷相，都是神宗向守舊勢力妥協的結果。說明了宋神宗不是一個果敢剛毅的雄主，生性溫和，立場不鑑定。變法遇到舊黨抵制和較大阻力時，神宗就妥協和退縮。他要調整政策，相對平衡地調整的新舊黨兩股勢力。但越是這樣新舊兩黨的抵制越大。最終達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宋神宗的氣魄不夠宏大，思想不夠深刻，性格不夠剛毅。沒有秦孝公的能力。和支持變法到底的勇氣，所以導致王安石變法的失敗。

但王安石變法失敗以後，沒有受到處分。其他新舊兩黨在政治上也許都有受到過傷害，但至少生命沒有受到任何威脅，這是最值得稱道的地方。也是兩宋善待士大夫的原因。比之商鞅好了許多許多。

清水空流

商鞅(約前390年一前338年)，衛國國君的後裔，公孫氏，後封於商，又稱之商鞅。少好刑名之學，鑽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影響很大。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三次入見秦孝公，提出帝道、王道、霸道三種君主治國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讚許，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以歷史進化的理想駁斥舊貴族的法古、循禮思想"。為實行變法進行輿論導向。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開始進行變法改革。第一次於秦孝公六年公佈：一編定戶籍，實行連坐；二獎勵軍功，禁止私鬥；三鼓勵耕織，發展經濟；四制定嚴刑厲法。

新法公佈後，受到很多人的擁護，但也遭到舊貴族的反對，太子明知故犯，破壞新法，商鞅也依法處理，太子雖是國君繼承人，不能施刑，就對太子老師進行處罰。以後，再也沒人敢違背新法了，以後的以後，也給商鞅埋下禍根。

變法初見成效，孝公十年，又頒佈加速封建改革的法令：一普遍實行縣制，加強中央集權；二開阡陌封疆，承認土地私有；三統一度量衡，有利經濟發展。

商鞅變法，促進了封建經濟發展，鞏固了封建政治統治，是時代的潮流，也是發展的趨勢，也使秦國日益富強，為秦始皇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王安石(1021一1086年)，江西臨川人，字介甫，號半山。曾進士及第。

多年地方官的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的貧困化的根源在於權貴的兼併，也感覺到宋朝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曾在宋仁宗時上萬言書，提出“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要求實現對法度的變革，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更好地解決國家財政問題，達到富國強兵。

他的主張也得到有識之士的厚望，期待他早日登臺執政。直到宋神宗即位之時，也感覺到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冗官、冗兵、冗費日趨嚴重，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國庫空虛，變本加歷地搜刮，又搞得民怨沸騰，矛盾激化。諸多弊政，也使神宗有意改革變法。

神宗求知心切，立志做個大有作為的明君，也希望王安石執政來改變現狀，在神宗親自督促下，王安石推出了一整套新法：

"均輸法"，舊制是國家只按帳簿的規定來徵收，豐年不敢多取，歉年不敢不足。可朝廷用度卻無定數，遇有額外支出，就派人臨時搜刮，又根本不管產地與時令，這種情況也給富商提供了屯積居奇的機會，從中牟取暴利。官吏也藉此相互勾結，分紅受賄。而均輸法則根據實際需要和庫存情況，及時購置和貯備，從而侵犯了富商和權貴的利益。

青苗法，舊制是農民借貸依靠高利貸。而新法要求農民自己估計自家糧食產量，在青黃不接之時向官府借貸，秋後償還。這又侵犯了放高利貸者的利益。…………

改革必然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必然促使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感和對抗，由於強大的阻力，在仁宗朝的慶曆新政很快流產，主持改革的范仲淹也被迫出京。王安石也不例外，兩次遭受挫折，兩次被迫辭官。

更有甚者，別出心裁，真乃俠以武犯禁，士以文亂法，青苗法的推行，變成老百姓強制攤派納稅。免役法本意是讓不想服役的人用錢免役，政府再用這筆錢僱人。可在執行時，又讓貪官鑽了漏洞，另外增收附加稅，中飽私襄。

王安石的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宦官太監，兩宮皇后、皇親國戚的利益，引起他們的激烈反對，新法推行時期又恰逢大蝗、大旱，大雨等自然災害，又趕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呂惠卿嫉妒，曾布反感，使王安石處境非常困難。又遇到王安石兒子王雱年紀輕輕病逝，讓王安石精神受到極大刺激，屢次要求辭職。慶幸的是宋神宗雖搖擺不定，卻苦苦支撐十六年，使財政稅收略有增加，扭轉了入不敷出的局面。

後宋哲宗十歲繼位，由高太后(祖高瓊)垂簾聽政，一朝權在手，便重新起用守舊派人物，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等，對變法派進行排擠、打擊，全盤否定新法，掀起轟轟烈烈的"元祐更化"廢黜新法運動。

新法的運動也連累蘇軾走了背運，王安石變法，他反動，被貶穎州；司馬光拜相，蘇東坡卻主張對新法不能全盤否定，又被貶儋州。寫了個"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德厚致遠

首先，我們看看變法的內容。

商鞅主要目的是把加強君權，提高戰爭能力。

採取的手段一是加強管制，推行連坐，兄弟析產分居，這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削弱人和人之間的組織性，把人原子化。

二是削弱貴族，貴族一方面佔有著大量的社會資源，並有效忠於其的武力和平民，嚴重製約了君權獨大，所以終極目的是要徹底消滅貴族，君之外全是原子化的個人。用軍功製取代貴族，但是注意，就算你是軍功制下的受益者，你也不會擁有原先貴族的武力和平民，你只能從中央獲得待遇，也就是說你是完全仰賴於中央的，而不像貴族很大一部分根基在於他的部下和效忠於他的平民。

三是讓社會資源往戰爭傾斜，也就是重農抑商，鼓勵耕戰，凡是和戰爭無關的都要壓制。

四是鉗制社會思想，讓人們只知道耕戰，不知道還有其他的生活內容。舉措就是燔詩書、禁遊士。詩書會讓人們懷疑制度，追求其他人生，遊士能傳播思想，還有個人能力，不肯歸於耕戰行列，所以都要禁掉。

再看看王安石的變法，主要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和軍隊孱弱問題，取士問題則是為推行變法服務的。採取的措施主要如下。

一是加強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參與，成立了一些類似國企的組織，通過本金優勢和政府本身可以限制競爭對手和客戶的優勢，獲取收益。

二是把勞役改成錢，相當於一種人頭稅。

三是方田均稅，就是清理田地，把田的所有權搞清楚，按照田的量和質來繳稅。

四是通過保甲、裁兵、將兵、保馬等措施，試圖提高軍隊質量。

五是改變取士方式，要打造忠於新法的公務員團隊。

對比一下商鞅和王安石，很明顯，商鞅的變革要劇烈的多，阻力也會大得多，如果打比方，商鞅的程度就好像49前後的變化，王安石連改開的程度都比不上。

為什麼更激烈的商鞅能成，更溫和的王安石卻始終處於激烈的爭議中？只能從陰暗面來解釋了。

商鞅這群法家雖然很混蛋，老百姓討厭他們，但君主喜歡啊。前面那位說得到老百姓支持的，你是不是斯德哥爾摩症患者？作為你會喜歡支持商鞅？除了君主其他的都不可能喜歡。

但不喜歡不要緊，君主可以把原先的掌權者慢慢換成對君權依賴更深的職業官僚，例如類似李斯這種人，他們只有圍繞君權才能顯赫，沒了君權他們屁都不是，商鞅改革到秦孝公死，近二十年，必然建立了一群這樣的受益者。新君上位，新君也愛這一套啊，誰不喜歡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然而商鞅作為前朝老臣，必須死騰出位子了，戲還是這臺戲，只是主角要變成新人。

再看王安石，新法這麼長時間，雖然也在努力建立忠於新法的公務員團隊，然而舊黨始終存在並且很有影響力。這說明什麼？皇帝沒有皇帝嘴裡說的那麼支持他，皇帝還是想維持一定的制衡，和商鞅根本上不一樣。皇帝雖然想富國強兵，然而緊緊握住權力更重要。王安石的措施雖然富國強兵，然而對加強君權並沒有多大影響，或者說到了宋朝，君權早已異常穩固，不需要怎麼加強。所以神宗雖然口頭全力支持，但一直在玩平衡，絕沒有秦孝公那種真正的全力支持。富國強兵雖好，秘傳的統治心法不能丟。

王安石變法的結局是可以預料的，要把豪富階層的蛋糕切到國家來，卻又不能夠在政治上把他們的代表徹底攆回家，一有變動，就只能草草收場了。

尋常味

商鞅變法和王安石變法，都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變法運動。不僅在中國出名，在世界史上也有一定的名氣。很多國外的歷史教科書就提到過中國的這兩場變法運動。造成商鞅和王安石變化成敗的因素很多，比如，個人素質，支持者，執行機構等等，如果要逐一詳細分析，我相信可以寫上幾千頁紙。不過，我可以抓住最主要的一條原因來分析分析它們的成敗。

簡單的說，商鞅之所以變法成功，是因為他的變法，讓秦國絕大多數人都切切實實的享受到了變法之前不可能享受到的福利。而王安石的變法，只讓支持王安石的一小部分官員享受到了福利，北宋的絕大多數人都沒有真真切切的從他的變法舉措裡面得到任何福利。如果一項變法，長時間得不到福利，無論是皇帝也好，大臣也好，老百姓也好，都會對變法產生懷疑，無論這個變法裡面的內容說的多麼的高大上。

在商鞅變法之前的秦國，貴族和平民階級之間沒有流動性，貴族永遠是貴族，可以一天吃8個雞腿，他們沒有任何工作，就是整天炸雞摜蛋。而平民每天在暴日下面啃泥土，卻只能喝一點野菜粥。商鞅變法，打破舊傳統，只要你上陣殺敵，殺敵越多，軍功越大，幾顆腦袋值幾畝良田幾處美宅，那是明碼標價，一手交腦袋，一手交地契。平民從變法裡面有了真真切切的好處，大大的福利，甚至可以升到貴族，恨不得天天上戰場，上了戰場就瞪著一雙紅眼，默默的數人頭，那可是一疊一疊的人民幣啊，如同紅了眼的惡狼，把六國嚇得屁滾尿流。

而王安石變法呢？他的變法肥了哪些人?為什麼幾乎所有人都反對他的變法?我舉一個例子，本來王安石規定，官府可以借給農民多少錢，按照官方的利息還債。可是，有些人為了完成任務，強迫老百姓借…總之，沒有任何人在王安石變法之中得到福利。

王安石用人也有毛病，只要是支持變法的，不論是好人還是小人，一律提拔重用。而這些所謂"支持"變法的人，並不是真正的支持。這些變法的執行者都是小人，不過把這場運動看成是巴結王安石大人的工具，同時千方百計通過變法為自己撈好處。

這樣一個沒有真正支持者，實際上所有人都在反對的變法，怎麼可能不失敗?

懷疑探索者

首先來說，商鞅變法比王安石變態最大的高明之處在於，商鞅變態得到了廣大底層老百姓的支持。而王安石變法儘管成功的話也會讓老百姓得到很多實惠，但是他並沒有在輿論上和民意上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所以儘管他得罪的是貴族階級，但是卻沒有得到老百姓的擁護。可以說不得民心。而商鞅變法很好得到了民心，有很大的民意基礎，這讓商鞅變法有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其次是秦孝公和宋神宗的支持力度不同。秦孝公對變法是毫不保留低支持。宋神宗儘管也非常支持變法，但是他沒有秦孝公這麼堅定地站在變法者一邊。他對王安石不是百分之兩百的支持。沒有和王安石結成歃血與共的堅固聯盟。這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最大因素之一。相反商鞅變法當中，商鞅在秦國就是秦王。他代表的就是秦孝公。而宋神宗沒有給予王安石這種變法者不可違逆的地位。

三是王安石變法中遇到的對手太強大。商鞅變法遇到的對手其實就是一些舊貴族。而王安石遇到的除了貴族還有很多的文臣集團。文臣可以說是最難纏的一種人。不僅會搞事，也會整人，可以說這是文臣最拿手的把戲。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把好事攪黃，把好人抹黑成壞人。可以說王安石遇到的阻力對手是商鞅的好幾倍不止。

四是王安石本人的能力上比和商鞅差了好幾條街。王安石可以說是一個地道的文人。文人做事情比較迂腐柔弱，也比較理想化和空泛化，紙上談兵頭頭是道，理論可以動手能力有點偏弱。但商鞅是法家出身，做事情雷厲風行，推行變法自然也是大刀闊斧，不達目的不罷休。而且他年輕時就經過整治磨練，瞭解國情民風，瞭解時代需求，自然變法起來就順心順手。能夠成功也不奇怪了。

西湖清瀟

答：商鞅變法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中央高層尤其是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和認可，作為一個臣子，如果得不到君主的首肯，不說變法了，你就是往上升一級都是不可能的。

另外，商鞅的變法方式也用得恰如其份，他充分吸取吳起等人變法失敗的教訓，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使那照既得利益集團慢慢瓦解，並最終跳出局，使改革道路幾乎一馬平川，極大地減少了障礙。

在商鞅漸進式的改革下，國力逐漸強盛，自已在政治上的地位已如日中天，對外戰爭上已變得主動起來。都城己遷往咸陽，建造了宮廷，整頓軍紀。在政治組織框架方面徹底廢出分封制，大力推廣郡縣制。學習外國先進經驗，廢除奴隸禮會時期的井田制，允許土地交易，統一了度量衡。在整風肅紀方面，革除戎狄陋習，提高全民素質。而王安石變法為什麼會失敗呢？

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原因：一：王安石長達萬言的改革書雖然很切合當時的弊政，但他的主張過於猛烈，不象商鞅變法那樣設置了長達十年的緩衝期，讓社會慢慢適應。二：王安石改革的關健點和立足點也找得很準，直接指向神宗皇帝，還說什麼只有賢明的君主才支持改革並把改革進行到底，這樣的言論不是一般大臣敢說的，這很明顯的範了君臣禮義之忌，其實就是有逼迫神宗非改革不可之意。這難勉會得罪神宗皇帝，最起碼得不到全力支持和配合，二：王安石改革的另一重要主張是懲治貪官汙吏，增加官員薪金，以使他們廉潔奉公。三是：經過科舉考試而任命的官員沒有多少實際能力，而靠祖萌接班頂替的又沒經過考試，不知其才如何。這些選拔官員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這也是王安石在萬言書中的言論。

正因為如此，王安石激進式的改革主張，幾乎得罪了當時的所有權貴和利益集團，你想在那樣的時代，，又有多少人不貪呢？那時的官員，在俸祿上已是世界的高薪了，還談什麼高薪養廉？人的私慾是很難填滿的，高薪能養廉嗎？另外，當時很多文武大臣都是科舉考試出生的，而他又說這些官員沒多少實際能力，這樣的政治改革在朝議時能得到自上而下的贊成嗎？

綜上，這就是商鞅改革成功而王安石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不足之處，敬請大神們批評指正。

關鍵字: 王安石 商鞅 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