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利益集团强弱不同，变法阻力不同，宋朝远大于秦国

第三点就是变法阻力不同，秦国的贵族势力不强，因此更容易清除，商鞅的政策也更容易执行下去。比如说商鞅的军爵制度，虽然损害贵族利益，却给了老百姓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任何士兵，只要杀掉足够多的敌人，就可以晋升为贵族，能吃上肉，这对穷人来说是最大的诱惑，商鞅得罪了贵族，收买了穷人，因此，贵族可以泄愤杀掉他，却不能废掉他的政策，商鞅的变法由此成功。

但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的政策，本来也是惠及穷人的，比如青苗法，为了防止民间肆无忌惮的高利贷，因而建议国家向农民提供贷款，然后到时收取20%利息（民间高利贷75%），这样农民度过了难关，国家财政也充裕了，但是很可惜，宋朝的官僚利益集团比秦国强大的多，他们强大到足以让一个好政策变为地地道道的劣政。

比如在青苗法执行过程中，很多官员将质量最差的种子交给农民，收取时却要求最好的粮食，再比如，很多官员对青苗法进行指标上的强行摊派，要求很多不需要贷款的农民必须像官府贷款，由此导致民怨沸腾，本来应该获得改革红利的农民最后却成了政策牺牲品。

由于官僚集团对政策的刻意扭曲，王安石的变法没有一项真正的惠及民众，最后，变法遭到了官僚和民众的一致反对，如此众叛亲离，变法能不失败么？

中国官僚集团有多强大，后来的明朝也能一窥一二，朱元璋那么残暴，那么屠杀官员，官员们依然我行我素，前赴后继的贪污腐化，这种利益的顽固性远不是刑法可以解决，跟王安石面对的官僚集团比，商鞅面对的旧贵族势力简直不能同日而语。

我们常说生不逢时，如果王安石生在春秋战国，他也会成为一个名震四海、成绩斐然的改革家吧。

埃尔文的理想乡

我是作家、历史研究者煮酒君，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说起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变法改革，非商鞅变法跟王安石变法了。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两场变法截然不同的结果呢？

能处理好社会矛盾的变法才是好变法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处理好了当时秦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自耕农、地主阶层。此时新兴的自耕农、地主跟原来的贵族、奴隶主之间关于土地的争夺成了各国内部主要的社会矛盾。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化，并鼓励自耕农去开垦土地。虽然“废井田”得罪了贵族、奴隶主，但是却得到了更广大的自耕农、地主的支持，缓和了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

王安石变法时期，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土地兼并严重。很多农民因为土地的兼并，而失去了土地。王安石变法中，虽然也有诸如“青苗法”、“方田均税”等旨在保护广大农民利益、帮助农民渡过灾荒之年的政策。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因为基层人员操作不当，反而让农民更快的破产。

比如青苗法规定：“诸路以见存常平、广惠仓的一千五百万石钱各为本，如是粮谷，即与转运司兑换成现钱，以现钱贷给广大乡村民户，有剩余也可以贷给城市坊郭户。民户贷请时，须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由上三等户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贷请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贷请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别于五月和十月随二税偿还，各收息二分。”这项政策本来是为了压制民间借贷，政府给予农民极低的利息借钱帮他们度过困难，避免农民出售土地，抑制土地兼并的浪潮。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出现了高利息、强借的现象。基层官员为了提高政绩，不管你需不需要一律强制要求借贷。最终导致了学多农民因为还不起借款利息而破产卖地。

王安石变法本意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实际上却加剧了社会矛盾。这是一场地主阶层、农民阶层都不支持的变法，其结局注定是失败的。

统治者、变法者、反对者、执行者的差异

首先看统治者的支持这点，秦孝公为了变法强国甚至发出来“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样的承诺。在变法的支持上，秦孝公可谓是毫不保留的支持。反观宋神宗，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态度摇摆不定，时而支持时而反对。

其次从变法者的能力来看，商鞅是谁啊，法家法治派的名士，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变法政策基本都符合当时秦国的国情。而王安石呢，毕竟还是文人出身，虽然有变法之才，但是文人身上特有的理想主义也间接害了他，很多政策空有理想却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再看一下反对者的反扑这方面，商鞅变法在秦孝公在位时期，反对者丝毫没有办法推翻、反对。等到秦孝公去世后，新君秦惠文王虽然诛杀商鞅，但保护新法，并且将反对者中最有势力的甘龙、杜挚也剿灭了。反观王安石变法，反对力量强大，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司马光、苏轼等人。在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重新当上宰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王安石的变法。

而王安石变法很多政策之所以搞砸就是因为基础官员执行不到位，就像前文提到的青苗法。因为实际执行中高利息、强借现象的出现，导致了这项政策的结果与目的背道而驰。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不能像商鞅变法一样成功，就在于它没有解决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再加上统治者、变法者、反对者、执行者样样都不如当时的秦国，其结果注定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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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君谈史

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主持秦国变法。商鞅先学习吴起，导演了一场“南门徙木，立信于民”的戏码，命人在南城门立了一根木头，承诺如果有人将此木搬到北城门，就赏赐十金。搬一根木头有如此重赏，人们认为这肯定又是“忽悠”，没人相信。商鞅又下令将赏金加至五十金。此时有人将信将疑把木头搬到北城门，商鞅马上派人兑现赏金。百姓认为官府守信，相信商鞅说话算数，便拥护改革，使商鞅的新法得以顺利实施。商鞅在秦国进行了两次变法。主要是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奖励耕战，发展农业，这是他变法的总原则。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鼓励老百姓积极种粮，粮食种的好，还可以拿多余的粮食买个官做，一时间，秦国人个个都是种粮大户，人人都是农业专家。第二是打击工商业，让老百姓不要老想着做生意赚钱，老老实实回家种地。第三是鼓励军功，发展军备。老百姓在战场上杀掉一个敌人，爵位提升一级，增加九亩土地和房子；杀掉五个，就能当上管理五家农户的村民小组长，以此类推。秦国人本来就彪悍，这样的政策一出，个个就像冷血杀手无人能敌。第四是限制旧贵族特权。百姓们杀的敌人多了，官职不够用，商鞅就限制那些旧贵族的特权，贵族们如果没有新功，一律取消贵族待遇。反正要想重新恢复待遇，提人头来见。第五是建立连坐法，用严厉的法治统治人民。商鞅规定，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老百姓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别家告发就能进爵升官，不告发的话拦腰砍断。第六是迁都咸阳，做好进攻东方各国的准备。第七是普及县制，国君的亲戚朋友不再搞分封了，而是将全国基层单位全部纳入中央政府的统治，这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为秦国实现统一六国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改革家的下场总是令人唏嘘不已。秦国从一个吃不上饭、别人看不起的“矮矬穷”，一下子成为诸侯国中的“高富帅”，成为战斗力爆表的著名打手，商鞅居功至伟。但他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再加上为人冷酷，酷到一个朋友都没有。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被诬之以谋反的罪名。商鞅在逃亡的途中，想住个酒店都不行，因为没有身份证，好心人怕别人告发被腰斩，也不敢收留他。商鞅想逃到魏国去，魏国不要，因为商鞅在秦国的时候，曾经用阴谋诡计坑了魏国一把。最后为了表达对秦国的忠心，商鞅率领部队去攻打郑国，结果还是被抓回来，施以车裂之刑，全族被灭。

从熙宁二年开始，王安石密集实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若干新法。但是，王安石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原来为民谋利的新法，在执行过程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含义，从安民到害民，一字之差，无数百姓生灵涂炭，这是理想主义者王安石所没有想到的。但是理想主义者只关心整体，不关心局部，只关心如何将改革进行到底，而不顾及其他。王安石相信目的正义是终极的目标，而不去关心手段是否正义。因此，尽管王安石承受着来自朝野上下的压力，他决心排除万难把改革进行到底，纵然前路漫漫，但他将“虽千万人，吾往矣”。

王安石的智商惊人，但情商实在不咋地。有一个理论，一个人的成功，智商占20%，情商占80%。这未必科学。但我们知道，智商决定了人能不能做事，而情商则决定了人能不能把事情做好。理想主义者王安石是个特别简单的人，就像大熊猫永远拍不成彩照一样，他的世界是黑白二元色，他的价值判断只有好和坏，是典型的直线思维。他和他的改革团队是正义的化身，除此之外，都是反正义的一方。在这种“非黑即白”思维的指导下，王安石秉承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反对派及中立派实施残酷打击，从而开启了宋代腥风血雨的党争的序幕，北宋朝廷成为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决斗场。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和王安石同样执拗的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至宋徽宗时期，以蔡京为首的一帮宵小又打着变法的旗号，尽废旧法，到南宋又重回保守路线，反正是有宋一朝，路线一直摇摆，政策朝令夕改，在无休止的内斗中耗尽了北宋的元气，以至于“宋人议论未定，而金人已过河”。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固有很多因素，但其性格上的缺陷，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我想到了“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回家过年”，抵赖的判十年去“新疆搬砖”。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显然，最优的结果是两个都抵赖，但每个囚徒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选择坦白，最终导致最差的一种结局，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也就是说，“囚徒困境”的核心理念是博弈全输，合作双赢。

假如王安石能够跨出“囚徒困境”的陷阱，改变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性格，倾听舆论的回声，打捞“沉默的声音”，从而逐步修正自己的改革政策；而如果反对派能够摒弃凡是王安石所做的决定都是无稽之谈，凡是改革的新措施都是祸国殃民的“两个凡是”的理念，中国的历史将会重写。当然，历史不容假设，王权至上的超稳定系统也不可能出现两党执政或是民主协商，所以，王安石逃不掉变法失败的命运。

李亚平先生在其《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实录•都是王安石惹的祸》一文中说，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确实如此，王安石就像一个摸黑赶路的孤独先行者，虽不辞万难决然前行，像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猛士，但他性格中的种种缺点，直接导致了他失败的命运，可见，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冥冥中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好玩的国学

一

两者的背景不同。

商鞅变法前，魏国在吴起变法后，快速崛起，秦国的河西之地被魏国占领。也就是说秦国门户向魏国大开，只要魏国加快侵略秦国的步伐随时有可能灭亡秦国，秦国君臣上下都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外来压力。秦国国力太弱，秦军虽然善战，每次作战一开局基本都能胜利，但随着战争的发展，最终往往因为缺粮草被迫退兵，要么退回关中，要么被敌军追击，最后失地，外加伤亡惨重。再不兴起变法，秦国的灭亡绝对不是一个笑话，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因此变法成为了秦国上下各方的共识，阻力并不大。

王安石变法前，宋朝的危机虽然的所显现，但并不是特别严重。宋朝上下君臣并没有危机感，因此对改革也不是特别上心。宋朝的改革目的是为了强国整军，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并没有多大的好处，也就无法取得官僚集团的支持。单纯依靠的皇帝的支持，是没有办法推行下去的。

二

两者的反对势力强弱不同。

由于秦国在变法前，是七国中间最弱的国家，没有之一。并且秦国从春秋到战国，都是七国中国最没有文化的国家，也没有之一。这就决定了秦国只是一个军事国家，贵族的力量在秦国并不强大。虽然商鞅变法严重侵犯了贵族的权益，在秦孝公的坚定支持下，改革还是推行了下去。也正因为秦国贵族力量的弱小，商鞅变法时，可以让秦国贵族靠边站，不让他们参与到变法当中来。尽管有贵族出来搞破坏，都被秦孝公和商鞅坚决镇压，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和影响力。

而王安石变法时则不同。宋朝推行的是科举制度，也就是说想当官就只能走科举路线，而真正的穷人和小地主很难培养自己的孩子去读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阶层固化。宋朝的官僚集团不仅仅控制了政治局势，还控制了宋朝的经济和文化。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得到官僚集团的支持和认可，这股重要力量时终在与王安石和作斗争，导致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和措施根本没有办法在基层推行下去，甚至走向了改革初衷的反面，最后在举国的反对浪潮中走向了失败。

三

两个人在变法中的策略不同。

商鞅变法前，也曾游历各国，对当时天下的政治局势非常了解。他明白，靠秦孝公和他本人是没有办法把变法推行下去的。于是商鞅最大限度的争取秦国中上层官员的支持，尤其是秦国王族成员。因为秦国其它贵族力量的弱小，秦国权力主要集中在秦国王族手中，只要争取王族贵族的支持，就基本能保证变法能推行下去。

新知传习阁

商鞅变法成功的最大便利在于，秦国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没有所谓的儒家，法家，等等各个阶层的阻碍，既得利益者的所受的损失比较小。商鞅再就是变法决心大，奉行到底。义无反顾。商鞅的改革是战国最彻底的改革，秦国完成了社会性质的转变，奠定了未来秦统一的基础。秦孝公的强有力支持也是最大的助力。即便是如此。太子老师甘龙反对变法，也被割了鼻子。可以说。商鞅的变法是残酷的，血淋淋的。就连商鞅自己都作法自毙。死于自己的新发之下。

王安石的变法三大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王安石变法的写照。在北宋 中期，儒家思想已经固话，已经是北宋的主流思想和国家主流思想。既得利益的阶层已经固话，任何触及损失的这些利益者的改革都会遭到强烈反抗，在就是王安石用人不当，小人主政，为了升官而变法，不是为了变法而升官。可以说啊。朝臣大都反对变法，致仕元老重臣张方平，韩琦，富弼都反对。身边没有可用之人，只好启用新人，这些人未必支持新法，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而已。尤其王安石不妥协，不协商也使得一些中立大臣站在新法对立面。使得王安石在朝堂上没有一个朋友，拗相公说的是很对的。而宋神宗赵顼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所以支持王安石变法，但由于两宫反对和老臣反抗，导致宋神宗摇摆不定。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说明了宋神宗不是一个果敢刚毅的雄主，生性温和，立场不鉴定。变法遇到旧党抵制和较大阻力时，神宗就妥协和退缩。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调整的新旧党两股势力。但越是这样新旧两党的抵制越大。最终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宋神宗的气魄不够宏大，思想不够深刻，性格不够刚毅。没有秦孝公的能力。和支持变法到底的勇气，所以导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但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没有受到处分。其他新旧两党在政治上也许都有受到过伤害，但至少生命没有受到任何威胁，这是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也是两宋善待士大夫的原因。比之商鞅好了许多许多。

清水空流

商鞅(约前390年一前338年)，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后封于商，又称之商鞅。少好刑名之学，钻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影响很大。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三次入见秦孝公，提出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治国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赞许，并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以历史进化的理想驳斥旧贵族的法古、循礼思想"。为实行变法进行舆论导向。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进行变法改革。第一次于秦孝公六年公布：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三鼓励耕织，发展经济；四制定严刑厉法。

新法公布后，受到很多人的拥护，但也遭到旧贵族的反对，太子明知故犯，破坏新法，商鞅也依法处理，太子虽是国君继承人，不能施刑，就对太子老师进行处罚。以后，再也没人敢违背新法了，以后的以后，也给商鞅埋下祸根。

变法初见成效，孝公十年，又颁布加速封建改革的法令：一普遍实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二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三统一度量衡，有利经济发展。

商鞅变法，促进了封建经济发展，巩固了封建政治统治，是时代的潮流，也是发展的趋势，也使秦国日益富强，为秦始皇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王安石(1021一1086年)，江西临川人，字介甫，号半山。曾进士及第。

多年地方官的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的贫困化的根源在于权贵的兼并，也感觉到宋朝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曾在宋仁宗时上万言书，提出“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要求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更好地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达到富国强兵。

他的主张也得到有识之士的厚望，期待他早日登台执政。直到宋神宗即位之时，也感觉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冗官、冗兵、冗费日趋严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变本加历地搜刮，又搞得民怨沸腾，矛盾激化。诸多弊政，也使神宗有意改革变法。

神宗求知心切，立志做个大有作为的明君，也希望王安石执政来改变现状，在神宗亲自督促下，王安石推出了一整套新法：

"均输法"，旧制是国家只按帐簿的规定来征收，丰年不敢多取，歉年不敢不足。可朝廷用度却无定数，遇有额外支出，就派人临时搜刮，又根本不管产地与时令，这种情况也给富商提供了屯积居奇的机会，从中牟取暴利。官吏也借此相互勾结，分红受贿。而均输法则根据实际需要和库存情况，及时购置和贮备，从而侵犯了富商和权贵的利益。

青苗法，旧制是农民借贷依靠高利贷。而新法要求农民自己估计自家粮食产量，在青黄不接之时向官府借贷，秋后偿还。这又侵犯了放高利贷者的利益。…………

改革必然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必然促使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感和对抗，由于强大的阻力，在仁宗朝的庆历新政很快流产，主持改革的范仲淹也被迫出京。王安石也不例外，两次遭受挫折，两次被迫辞官。

更有甚者，别出心裁，真乃侠以武犯禁，士以文乱法，青苗法的推行，变成老百姓强制摊派纳税。免役法本意是让不想服役的人用钱免役，政府再用这笔钱雇人。可在执行时，又让贪官钻了漏洞，另外增收附加税，中饱私襄。

王安石的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宦官太监，两宫皇后、皇亲国戚的利益，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对，新法推行时期又恰逢大蝗、大旱，大雨等自然灾害，又赶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吕惠卿嫉妒，曾布反感，使王安石处境非常困难。又遇到王安石儿子王雱年纪轻轻病逝，让王安石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屡次要求辞职。庆幸的是宋神宗虽摇摆不定，却苦苦支撑十六年，使财政税收略有增加，扭转了入不敷出的局面。

后宋哲宗十岁继位，由高太后(祖高琼)垂帘听政，一朝权在手，便重新起用守旧派人物，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对变法派进行排挤、打击，全盘否定新法，掀起轰轰烈烈的"元祐更化"废黜新法运动。

新法的运动也连累苏轼走了背运，王安石变法，他反动，被贬颖州；司马光拜相，苏东坡却主张对新法不能全盘否定，又被贬儋州。写了个"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德厚致远

首先，我们看看变法的内容。

商鞅主要目的是把加强君权，提高战争能力。

采取的手段一是加强管制，推行连坐，兄弟析产分居，这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人和人之间的组织性，把人原子化。

二是削弱贵族，贵族一方面占有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并有效忠于其的武力和平民，严重制约了君权独大，所以终极目的是要彻底消灭贵族，君之外全是原子化的个人。用军功制取代贵族，但是注意，就算你是军功制下的受益者，你也不会拥有原先贵族的武力和平民，你只能从中央获得待遇，也就是说你是完全仰赖于中央的，而不像贵族很大一部分根基在于他的部下和效忠于他的平民。

三是让社会资源往战争倾斜，也就是重农抑商，鼓励耕战，凡是和战争无关的都要压制。

四是钳制社会思想，让人们只知道耕战，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活内容。举措就是燔诗书、禁游士。诗书会让人们怀疑制度，追求其他人生，游士能传播思想，还有个人能力，不肯归于耕战行列，所以都要禁掉。

再看看王安石的变法，主要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和军队孱弱问题，取士问题则是为推行变法服务的。采取的措施主要如下。

一是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成立了一些类似国企的组织，通过本金优势和政府本身可以限制竞争对手和客户的优势，获取收益。

二是把劳役改成钱，相当于一种人头税。

三是方田均税，就是清理田地，把田的所有权搞清楚，按照田的量和质来缴税。

四是通过保甲、裁兵、将兵、保马等措施，试图提高军队质量。

五是改变取士方式，要打造忠于新法的公务员团队。

对比一下商鞅和王安石，很明显，商鞅的变革要剧烈的多，阻力也会大得多，如果打比方，商鞅的程度就好像49前后的变化，王安石连改开的程度都比不上。

为什么更激烈的商鞅能成，更温和的王安石却始终处于激烈的争议中？只能从阴暗面来解释了。

商鞅这群法家虽然很混蛋，老百姓讨厌他们，但君主喜欢啊。前面那位说得到老百姓支持的，你是不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作为你会喜欢支持商鞅？除了君主其他的都不可能喜欢。

但不喜欢不要紧，君主可以把原先的掌权者慢慢换成对君权依赖更深的职业官僚，例如类似李斯这种人，他们只有围绕君权才能显赫，没了君权他们屁都不是，商鞅改革到秦孝公死，近二十年，必然建立了一群这样的受益者。新君上位，新君也爱这一套啊，谁不喜欢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然而商鞅作为前朝老臣，必须死腾出位子了，戏还是这台戏，只是主角要变成新人。

再看王安石，新法这么长时间，虽然也在努力建立忠于新法的公务员团队，然而旧党始终存在并且很有影响力。这说明什么？皇帝没有皇帝嘴里说的那么支持他，皇帝还是想维持一定的制衡，和商鞅根本上不一样。皇帝虽然想富国强兵，然而紧紧握住权力更重要。王安石的措施虽然富国强兵，然而对加强君权并没有多大影响，或者说到了宋朝，君权早已异常稳固，不需要怎么加强。所以神宗虽然口头全力支持，但一直在玩平衡，绝没有秦孝公那种真正的全力支持。富国强兵虽好，秘传的统治心法不能丢。

王安石变法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要把豪富阶层的蛋糕切到国家来，却又不能够在政治上把他们的代表彻底撵回家，一有变动，就只能草草收场了。

寻常味

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变法运动。不仅在中国出名，在世界史上也有一定的名气。很多国外的历史教科书就提到过中国的这两场变法运动。造成商鞅和王安石变化成败的因素很多，比如，个人素质，支持者，执行机构等等，如果要逐一详细分析，我相信可以写上几千页纸。不过，我可以抓住最主要的一条原因来分析分析它们的成败。

简单的说，商鞅之所以变法成功，是因为他的变法，让秦国绝大多数人都切切实实的享受到了变法之前不可能享受到的福利。而王安石的变法，只让支持王安石的一小部分官员享受到了福利，北宋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真真切切的从他的变法举措里面得到任何福利。如果一项变法，长时间得不到福利，无论是皇帝也好，大臣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会对变法产生怀疑，无论这个变法里面的内容说的多么的高大上。

在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贵族和平民阶级之间没有流动性，贵族永远是贵族，可以一天吃8个鸡腿，他们没有任何工作，就是整天炸鸡掼蛋。而平民每天在暴日下面啃泥土，却只能喝一点野菜粥。商鞅变法，打破旧传统，只要你上阵杀敌，杀敌越多，军功越大，几颗脑袋值几亩良田几处美宅，那是明码标价，一手交脑袋，一手交地契。平民从变法里面有了真真切切的好处，大大的福利，甚至可以升到贵族，恨不得天天上战场，上了战场就瞪着一双红眼，默默的数人头，那可是一叠一叠的人民币啊，如同红了眼的恶狼，把六国吓得屁滚尿流。

而王安石变法呢？他的变法肥了哪些人?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他的变法?我举一个例子，本来王安石规定，官府可以借给农民多少钱，按照官方的利息还债。可是，有些人为了完成任务，强迫老百姓借…总之，没有任何人在王安石变法之中得到福利。

王安石用人也有毛病，只要是支持变法的，不论是好人还是小人，一律提拔重用。而这些所谓"支持"变法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支持。这些变法的执行者都是小人，不过把这场运动看成是巴结王安石大人的工具，同时千方百计通过变法为自己捞好处。

这样一个没有真正支持者，实际上所有人都在反对的变法，怎么可能不失败?

怀疑探索者

首先来说，商鞅变法比王安石变态最大的高明之处在于，商鞅变态得到了广大底层老百姓的支持。而王安石变法尽管成功的话也会让老百姓得到很多实惠，但是他并没有在舆论上和民意上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所以尽管他得罪的是贵族阶级，但是却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可以说不得民心。而商鞅变法很好得到了民心，有很大的民意基础，这让商鞅变法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其次是秦孝公和宋神宗的支持力度不同。秦孝公对变法是毫不保留低支持。宋神宗尽管也非常支持变法，但是他没有秦孝公这么坚定地站在变法者一边。他对王安石不是百分之两百的支持。没有和王安石结成歃血与共的坚固联盟。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最大因素之一。相反商鞅变法当中，商鞅在秦国就是秦王。他代表的就是秦孝公。而宋神宗没有给予王安石这种变法者不可违逆的地位。

三是王安石变法中遇到的对手太强大。商鞅变法遇到的对手其实就是一些旧贵族。而王安石遇到的除了贵族还有很多的文臣集团。文臣可以说是最难缠的一种人。不仅会搞事，也会整人，可以说这是文臣最拿手的把戏。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把好事搅黄，把好人抹黑成坏人。可以说王安石遇到的阻力对手是商鞅的好几倍不止。

四是王安石本人的能力上比和商鞅差了好几条街。王安石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文人。文人做事情比较迂腐柔弱，也比较理想化和空泛化，纸上谈兵头头是道，理论可以动手能力有点偏弱。但商鞅是法家出身，做事情雷厉风行，推行变法自然也是大刀阔斧，不达目的不罢休。而且他年轻时就经过整治磨练，了解国情民风，了解时代需求，自然变法起来就顺心顺手。能够成功也不奇怪了。

西湖清潇

答：商鞅变法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中央高层尤其是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和认可，作为一个臣子，如果得不到君主的首肯，不说变法了，你就是往上升一级都是不可能的。

另外，商鞅的变法方式也用得恰如其份，他充分吸取吴起等人变法失败的教训，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使那照既得利益集团慢慢瓦解，并最终跳出局，使改革道路几乎一马平川，极大地减少了障碍。

在商鞅渐进式的改革下，国力逐渐强盛，自已在政治上的地位已如日中天，对外战争上已变得主动起来。都城己迁往咸阳，建造了宫廷，整顿军纪。在政治组织框架方面彻底废出分封制，大力推广郡县制。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废除奴隶礼会时期的井田制，允许土地交易，统一了度量衡。在整风肃纪方面，革除戎狄陋习，提高全民素质。而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呢？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一：王安石长达万言的改革书虽然很切合当时的弊政，但他的主张过于猛烈，不象商鞅变法那样设置了长达十年的缓冲期，让社会慢慢适应。二：王安石改革的关健点和立足点也找得很准，直接指向神宗皇帝，还说什么只有贤明的君主才支持改革并把改革进行到底，这样的言论不是一般大臣敢说的，这很明显的范了君臣礼义之忌，其实就是有逼迫神宗非改革不可之意。这难勉会得罪神宗皇帝，最起码得不到全力支持和配合，二：王安石改革的另一重要主张是惩治贪官污吏，增加官员薪金，以使他们廉洁奉公。三是：经过科举考试而任命的官员没有多少实际能力，而靠祖萌接班顶替的又没经过考试，不知其才如何。这些选拔官员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这也是王安石在万言书中的言论。

正因为如此，王安石激进式的改革主张，几乎得罪了当时的所有权贵和利益集团，你想在那样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不贪呢？那时的官员，在俸禄上已是世界的高薪了，还谈什么高薪养廉？人的私欲是很难填满的，高薪能养廉吗？另外，当时很多文武大臣都是科举考试出生的，而他又说这些官员没多少实际能力，这样的政治改革在朝议时能得到自上而下的赞成吗？

综上，这就是商鞅改革成功而王安石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不足之处，敬请大神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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