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平等，爱才美丽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正所谓“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雨霖铃》）。当此时，春蚕和蜡炬既是彼此立下的誓言，也是分别后长相思念的喻证：女为悦己者容，相思催人老，晓来临镜，她焉得不忧从中来？长夜难眠，清宵独立，月光与诗句一样凄冷，他哀何以当？然而，风软花残的伤别也好，心有千千结的眷念也罢，只因为彼此情真意浓，我们才能在凄恻低徊的意境中感到甜蜜的温柔，获得审美的愉悦——李商隐的这首《无题》，才能成为独步千古的爱之独唱。

试想，如果所有的牺牲由一人承担，这段感情，这种关系，这首诗，还当得上“美好”二字吗？心安理得的索取者固然冷血可憎，而当真不求回报，一味做“爱的奉献”的另一方，由于丧失了起码的平等意识和自我意识，其“无限雌伏，无限献媚”（王小波《洋鬼子和辜鸿铭》）的姿态不也令人鄙夷吗？

牌坊的诞生

身为教师，我最反感的就是“春蚕”“红烛”类的比喻，不是因为它的滥俗，而是因为在它的背后，隐含着对教师的深刻愚弄。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这里，蚕是教师，烛还是教师，而居高临下、理直气壮地令其“到死丝方尽，成灰泪始干”的，当然是巍然至尊的“人民的教育事业”或“祖国的未来”了——这里所褒奖的、提倡的，乃是教师对社会单方面的无怨无悔无私无己的付出。

案牍劳形又心力交瘁，动辄得咎不堪重负，衣食窘迫面有菜色，工资拖欠诉告无门：忍着扛着熬着吧，和你所肩负的重任相比，和民族灿烂辉煌的未来相比——“这点痛算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才喻于利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苦不累还叫教师吗？“人民教师”的伟大正在于斯。

仿佛是在不经意之间，最初的赞美成了蛮横的苛求，长期不公正的待遇变成了合理的存在。“文革”时期看电影，一见到青松高山，观众就知道：有人要牺牲了；而现在，一提到春蚕红烛，大家就“很自然”地联想到教师。其中意味，几多凄惨，几许冷酷——

重重蚕丝包裹着的，层层烛泪覆压着的，是对教师职业尊严的无视。而这，和旧时的牌坊有什么不同？

火红年代的遗民

众所周知，教师中乐于以蚕烛自喻或发誓要为蚕为烛的大有人在。如果他们是真诚的，那么这种自己拿自己不当人待的“高尚情怀”，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受虐心理。

我们都该记得，在过去不久的那个火红年代里，全国人民都患上了“崇高症”。大家争着抢着，不要做人而要做螺丝钉，做铺路石，做砖头瓦片，结果呢，八亿革命群众成了一窝疯子和傻子，在20世纪的人类舞台上集体扮演了一出超大规模超级丑陋的活闹剧，造成了全民族道德和心智的大倒退。在今天看来，这种丢人现眼的结局是必然的，因为“在道德这个最高层面上，人不能是手段，只能是目的。”

不是抽象的国家利益，而是具体的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实现，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标志。经历了那场颠覆性的灾难，“人”的意识终于获得了苏醒和张扬。正是在无数普通家庭具体个人的富裕和发展中，今日之中国才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前进态势。钉石砖瓦之说作为死掉的语言，和印满豪言壮语的旧报纸一起，去了它们应该去的地方——这是来之不易的解放和进步。

然而同类的蚕烛之喻，却在教师中仍有市场。以开启智慧为己任的一些人，浑浑然做了那个愚昧年代的遗民，这真是一件没有面子的事情。用一句大俗话来说，这就叫做被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战国策·齐人有冯谖者》）

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见外，虽欲与常马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韩愈《马说》）

不平则鸣。千载以前的封建文人尚能如此，捧读先辈的呐喊，错将麻木当高尚的“先进人物”，怎不汗颜？

砸碎牌坊

当然，牌坊上还会刻着别的字，比如“园丁”“工程师”“阳光下最受尊重的职业”等等，听起来，似乎比公然让老师做春蚕做蜡烛含蓄了不少。然而，谁都知道：在中国，越是堆满了溢美之词的地方，就越有令人触目惊心的丑陋和不公需要掩饰——颂歌多是唱给“下面的人”。

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理直气壮地找争取自己的物质利益，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温饱权。不能信奉那些“安贫乐道”的鬼话。贪得无厌的“主子”总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如果我们以自己的“价廉物美”而沾沾自喜，那就成了鲁迅所说的“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砸碎牌坊！

本文选自源创图书《给我一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薛瑞萍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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