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德坤
全文即將刊登於《新知》2016年2月刊
阿加莎·克里斯蒂
同時寫作宗教性小說、罪案小說、間諜小說的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創造了一個獨特的世界，人們稱之為“格林蘭”（Greeneland）。毋庸置疑的，也存在著一個“克里斯蒂蘭”（Christieland）。如果為其尋找一個恰切的象徵，莫過於批評者指出過、克里斯蒂本人也意識到了的——她筆下那一具具不怎麼帶血的屍體。
克里斯蒂世界發生的罪案，儘管被譏諷過是於文雅的罪案，卻一點也沒沖淡瀰漫其間的濃郁邪惡氛圍。說偵探小說裡存在邪惡之氣，猶如說言情小說中有甜膩味道一樣簡易。而這邪惡之氣如同那甜膩味道一樣，出了虛構小說的框架之外，就不太靠得住。現實感強的人，會覺得它們終究不過存在於紙上的王國。可我們得說：克里斯蒂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她所描述的那種邪惡不是蹈虛的。
有人讀偵探小說，是讀匪夷所思而又不失可行性的詭計、策略；有人讀偵探小說，是讀大偵探勇闖龍潭虎穴的騎士精神；有人讀偵探小說，是讀整體如莊嚴建築的巧妙構架；有人讀偵探小說，是讀微妙的心理因素；有人讀偵探小說，是讀罪案世界反襯出來的日常生活。後面幾類讀者相對來說比較少，但不能懷疑他們的存在。比如，布朗神父的創造者G·K·切斯特頓就曾說：福爾摩斯故事的重點其實很少放在情節上；“硬漢派”偵探小說家雷蒙德•錢德勒甚至在名文《簡單的謀殺藝術》中說：福爾摩斯故事在情節上是無法成立的——其最精彩的地方往往是福爾摩斯與華生之間有趣的對話。在心理層面上，這兩個人物真實可信。即是說，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是可以遇見福爾摩斯與華生的。
切斯特頓還給偵探小說下定了這樣的高標準：“理想的偵探小說應該既保有驚險刺激的外表，又能展現細膩的心理描寫與深刻的哲思。這起碼在理論上是成立的，雖然事實上並不多見。”（《理想的偵探小說》）博爾赫斯也說：“在蹩腳的偵探小說中，破案的‘包袱’是物質方面的：一扇秘密的門、一把假鬍子。而好小說的‘包袱’是心理方面的：一句謊言、一種思維習慣、一種迷信。”（《切斯特頓〈邦德先生的悖論〉》，收錄於《文稿拾零》）
我們回過頭來看克里斯蒂。她筆下自然不缺奇詭的佈局，如人們津津樂道的《無人生還》、《東方快車謀殺案》；細膩的心理描寫，幾乎遍佈每一部作品；哲思，在我看來，《陽光下的罪惡》、《帷幕》等一系列作品中亦不乏，不能說在在都是深刻的，但在這些思索的基礎上可挖得更深，導出其延長線。
克里斯蒂作品最精彩之處，在於其孜孜矻矻於描摹的日常性邪惡，我們說的“哲思”也是建立在這日常性邪惡之上。何謂“日常性邪惡”？克里斯蒂常說的一句話是：“人人都有謀殺的慾望。”或者，不必用“謀殺”這個字眼，我們大可說：人人都有使壞的傾向——幾個不起眼的小動作、幾句輕微的挑撥的話語，造成行為者自己可能都預料不到的後果。即使我們並未做那些小動作、說那些話，但在我們心裡也是確確實實演繹過的；另一方面，有時候，我們沒說什麼話、沒做什麼事，同樣也犯下了“心之罪”。用一個已用爛了的詞語，可稱之為“平庸之惡”，或用克里斯蒂以筆名“瑪麗•韋斯特馬科特”（Mary Westmacott）寫的六部情感小說的總標題來形容，即“心之罪”（crimes of the heart）。在克里斯蒂筆下，有多少“紅鯡魚”
[1]
[a1] 犯了“心之罪”？使得整個局面更加撲所迷離。以數量來說，“紅鯡魚”才是“克里斯蒂蘭”的主體才對，而非那些真真切切的謀殺犯。也即是說，走在大街上，比起波洛先生、馬普爾小姐，我們更容易遇見“紅鯡魚”。
克里斯蒂傳記作者勞拉•湯普森將那些少暴力少血腥的殺伐稱為“英國式謀殺”。喬治•奧威爾曾給“英國式謀殺”下過定義，說完美的“英國式謀殺”多發生於中產階級家庭，謀殺者有專業身份：牙科醫生、律師之類。最主要的謀殺動機是性與金錢。奧威爾這裡強調的也是其日常性。
這麼說不少人肯定不同意。克里斯蒂筆下沒有大魔頭，沒有非日常性的邪惡？那麼《東方快車謀殺案》、《死亡約會》、《帷幕》等作品中的被害者又算什麼？《陽光下的罪惡》中有一場圍繞著蛇蠍美女阿琳娜的爭論：以萊恩神父為代表的大多數人認為，阿琳娜就是邪惡的化身；波洛則認為，圍繞著阿琳娜的輕薄男人才是。但恐怕雙方都搞錯了，所謂邪惡，永遠不會只凝聚在一個特殊的點上，正如書名所示，它毋寧是彌散在廣闊的日常的空間內。一場災劫，從來不是因為有一個幕後的邪惡人物在操控。那樣的邪惡人物不存在。阿琳娜一類人物，固然有其存在的客觀性，但在克里斯蒂那裡，她更多地是發揮了一種希區柯克意義上的“麥格芬”作用：她本身是空泛的，圍繞著她卻形成了一張罪惡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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