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德坤
全文即将刊登于《新知》2016年2月刊
阿加莎·克里斯蒂
同时写作宗教性小说、罪案小说、间谍小说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人们称之为“格林兰”（Greeneland）。毋庸置疑的，也存在着一个“克里斯蒂兰”（Christieland）。如果为其寻找一个恰切的象征，莫过于批评者指出过、克里斯蒂本人也意识到了的——她笔下那一具具不怎么带血的尸体。
克里斯蒂世界发生的罪案，尽管被讥讽过是于文雅的罪案，却一点也没冲淡弥漫其间的浓郁邪恶氛围。说侦探小说里存在邪恶之气，犹如说言情小说中有甜腻味道一样简易。而这邪恶之气如同那甜腻味道一样，出了虚构小说的框架之外，就不太靠得住。现实感强的人，会觉得它们终究不过存在于纸上的王国。可我们得说：克里斯蒂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她所描述的那种邪恶不是蹈虚的。
有人读侦探小说，是读匪夷所思而又不失可行性的诡计、策略；有人读侦探小说，是读大侦探勇闯龙潭虎穴的骑士精神；有人读侦探小说，是读整体如庄严建筑的巧妙构架；有人读侦探小说，是读微妙的心理因素；有人读侦探小说，是读罪案世界反衬出来的日常生活。后面几类读者相对来说比较少，但不能怀疑他们的存在。比如，布朗神父的创造者G·K·切斯特顿就曾说：福尔摩斯故事的重点其实很少放在情节上；“硬汉派”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甚至在名文《简单的谋杀艺术》中说：福尔摩斯故事在情节上是无法成立的——其最精彩的地方往往是福尔摩斯与华生之间有趣的对话。在心理层面上，这两个人物真实可信。即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可以遇见福尔摩斯与华生的。
切斯特顿还给侦探小说下定了这样的高标准：“理想的侦探小说应该既保有惊险刺激的外表，又能展现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深刻的哲思。这起码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虽然事实上并不多见。”（《理想的侦探小说》）博尔赫斯也说：“在蹩脚的侦探小说中，破案的‘包袱’是物质方面的：一扇秘密的门、一把假胡子。而好小说的‘包袱’是心理方面的：一句谎言、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迷信。”（《切斯特顿〈邦德先生的悖论〉》，收录于《文稿拾零》）
我们回过头来看克里斯蒂。她笔下自然不缺奇诡的布局，如人们津津乐道的《无人生还》、《东方快车谋杀案》；细腻的心理描写，几乎遍布每一部作品；哲思，在我看来，《阳光下的罪恶》、《帷幕》等一系列作品中亦不乏，不能说在在都是深刻的，但在这些思索的基础上可挖得更深，导出其延长线。
克里斯蒂作品最精彩之处，在于其孜孜矻矻于描摹的日常性邪恶，我们说的“哲思”也是建立在这日常性邪恶之上。何谓“日常性邪恶”？克里斯蒂常说的一句话是：“人人都有谋杀的欲望。”或者，不必用“谋杀”这个字眼，我们大可说：人人都有使坏的倾向——几个不起眼的小动作、几句轻微的挑拨的话语，造成行为者自己可能都预料不到的后果。即使我们并未做那些小动作、说那些话，但在我们心里也是确确实实演绎过的；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们没说什么话、没做什么事，同样也犯下了“心之罪”。用一个已用烂了的词语，可称之为“平庸之恶”，或用克里斯蒂以笔名“玛丽•韦斯特马科特”（Mary Westmacott）写的六部情感小说的总标题来形容，即“心之罪”（crimes of the heart）。在克里斯蒂笔下，有多少“红鲱鱼”
[1]
[a1] 犯了“心之罪”？使得整个局面更加扑所迷离。以数量来说，“红鲱鱼”才是“克里斯蒂兰”的主体才对，而非那些真真切切的谋杀犯。也即是说，走在大街上，比起波洛先生、马普尔小姐，我们更容易遇见“红鲱鱼”。
克里斯蒂传记作者劳拉•汤普森将那些少暴力少血腥的杀伐称为“英国式谋杀”。乔治•奥威尔曾给“英国式谋杀”下过定义，说完美的“英国式谋杀”多发生于中产阶级家庭，谋杀者有专业身份：牙科医生、律师之类。最主要的谋杀动机是性与金钱。奥威尔这里强调的也是其日常性。
这么说不少人肯定不同意。克里斯蒂笔下没有大魔头，没有非日常性的邪恶？那么《东方快车谋杀案》、《死亡约会》、《帷幕》等作品中的被害者又算什么？《阳光下的罪恶》中有一场围绕着蛇蝎美女阿琳娜的争论：以莱恩神父为代表的大多数人认为，阿琳娜就是邪恶的化身；波洛则认为，围绕着阿琳娜的轻薄男人才是。但恐怕双方都搞错了，所谓邪恶，永远不会只凝聚在一个特殊的点上，正如书名所示，它毋宁是弥散在广阔的日常的空间内。一场灾劫，从来不是因为有一个幕后的邪恶人物在操控。那样的邪恶人物不存在。阿琳娜一类人物，固然有其存在的客观性，但在克里斯蒂那里，她更多地是发挥了一种希区柯克意义上的“麦格芬”作用：她本身是空泛的，围绕着她却形成了一张罪恶网络。（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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