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吏圖畫 （圖源網絡）
乾隆五十五年（1790），廓爾喀軍隊侵入西藏，乾隆皇帝命福康安偕參贊大臣海蘭察率軍反擊。乾隆五十七年，清軍到達西藏，連戰連捷，將廓爾喀軍隊驅回喜馬拉雅山南麓，迫使廓爾喀乞和。作為對這次戰功的褒獎，福康安被任命為武英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加封一等輕騎都尉世職，並於乾隆五十八年加封為忠銳公。
然而，沒想到，這位威名赫赫的大帥剛從西藏歸來，就遭到一名戶部小吏的索賄，並給福康安好好地上了一課“跑部錢進”陋規的常識課。
福康安徵西藏歸來，有一戶部小吏求見他。為了將一張名片遞到這位福大帥手中，此人前後也花了十萬兩銀子。那麼，這位小吏為何要見福大帥呢？他自稱是來“賀喜求賞”的。這不是明擺著來索賄的嗎？福大帥勃然大怒：“么麼小胥，敢向大帥索賄賂乎！”但轉念一想，這傢伙如此大膽，一定會有什麼要說的，且讓他進來。小吏進來後，福康安厲聲而問，但這小吏並不怯場，侃侃而談，竟說出了一番“跑部錢進”之陋規的大道理。
小書吏說道：“說我索賄肯定不敢。但是，大帥您此次用兵，用款達數千萬兩之多。那麼，報銷的冊籍太多，必須多添人手，日夜趕辦，要在幾個月之內，全部辦完並上奏皇上。皇上此時關注西藏的捷報，正在興頭上，定會一喜而定。然而，僅僅就戶部現有的人手，一樁樁卷宗地申辦，辦完一件上報一件，沒有幾年的工夫是不可能完成的。到那時，今天一份奏報，明天一份奏報，你讓皇上天天看你的軍費報銷案，必定會厭煩。這麼多的軍費報銷，哪會沒有一點不合規矩的呢？那時，如有人乘機發些議論，到時必興大獄！我這是為大帥您考慮，並不是為戶部這些小吏著想的。”小吏一番話出口，福康安如醍醐灌頂，恍然大悟。他馬上下令“大為激賞”，讓糧臺給戶部特撥了200萬兩銀子，用於軍費報銷案的處理。
這位京城戶部小吏給福大帥上的一課，其實是清朝“部費”陋規的基礎常識課。
按照大清帝國的財務制度，軍費報銷的過程一般是這樣的：一、花錢的部門先對要求報銷的事項進行統計，填寫清冊，送交戶部（財政部），這叫“投文”；二、戶部接到報銷清冊後要對各項花費是否符合規定進行審查，看有沒有“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核估不實”等等“虛開浮估”的情況，這個過程類似於審計；三、戶部如果發現報銷清冊中有不合規定的情況，就要求申報部門重新核實，這叫“批駁”；四、等一切報銷項目都符合規定了，戶部題寫希望准予報銷的奏摺，交最高領導——皇上審批，皇上一般都會同意，因為戶部已經對報銷清冊進行審查，一切都是符合規定的，皇上沒有理由不同意；五、如果皇上簽字同意報銷，那麼一切就OK了，戶部給申報部門一個批文，整個報銷流程就結束了。
我們從報銷流程中可以看出，報銷是否順利，關鍵是戶部的審計，審計的關鍵又在“批駁”，也就是如果戶部說報銷項目不符規定，那你的報銷就不能通過。而且，戶部之說的理由非常“正當”。這一切，就給了戶部小書吏“增加收入”一個很大的空間，那就是對要求報銷的賬目可以不憑公審計，而是看你送不送錢。這些錢有一個專門的詞——“部費”。給了“部費”，即使不符規定，賬目漏洞百出，他們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你通過；如果不給“部費”，即使完全符合規定，賬目天衣無縫，他們也可以找個理由打回去，讓你核查清楚了再來報！
因此，如果說“炭敬”、“冰敬”、“別敬”的錢大多花在“部”裡有審批權的大人物身上，那麼，“部費”則主要是落入了“部”裡地位不高的小人物——書吏的腰包。你別看書吏只是一些普通辦事人員，他們的工作是抄抄寫寫，類似於現代辦公室裡最底層的文員，不少人還是個“臨時工”。可是，他們手中掌握的權力則使任何地方官吏不得不仰首視之。對這種“潛規則”，即使當時顯赫一時的湘軍、淮軍主帥曾國藩、李鴻章為軍費報銷也是無可奈何。曾國藩託人和戶部書吏接洽，討價還價的結果是給8萬兩，而且已是很大優惠了。李鴻章託人找書吏探探口風，反饋回來的消息說，書吏的胃口很大，要求給一釐三毫的回扣。所謂“釐”，就是報銷一百兩給一兩，一釐三毫，就是報銷一百兩給一兩三錢。當時湘軍、淮軍要報銷的軍費是3000多萬兩銀子，按一釐三毫算“部費”需要40萬兩，相當於現下人民幣8000萬元。
乾隆寵臣、軍機大臣福康安畫像
“跑部錢進”的“部費”黑幕覆蓋著清朝廷的各部，除了軍費報銷的“部費”，還有“秋審部費”。各省每年必有案件呈報，這就要給刑部送辛苦費。如四川按察司按慣例每年送600兩銀子，刑部小吏才在五六月間派人把秋審奏摺的底稿送到四川，以便川皋做準備，應付部駁和皇帝的查問。再有“晉升部費”，州縣官晉升，徑直赴任的，照理由吏部發出正式通知即可。但是，如果吏部小吏不見該員的孝敬，就不給發文，以示拿捏。當年浙江有一個候補知縣，應當補某缺。吏部來了一份文書，說這一缺該當你補，但按例你的給我1000兩。知縣思忖補缺理所當然，沒有理會吏部小吏明目張膽的索賄。結果，那個缺位頂補給了別人，知縣急忙請求部吏幫忙，那小吏說這次來不及了，若要為將來計，你要另給5000兩，否則只能在兩班中註銷一班。知縣籌不到這筆鉅款，只好註銷保舉一班。最終，部吏告之保舉的實缺名額被你註銷了。吏部一個小小書吏，沒有任何品秩，若索賄不遂，也可以把個知縣折騰的半死。
“小吏”，是清代政治體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清代從中央各部院，總督、巡撫衙門，到地方道、府、州、縣各級機構，除了主官外，就是這些具體辦事的吏胥了。他們既有文職人員，也有雜役人員。這些小吏、佐雜人員雖然大多沒有品級，卻有定額，而事實上吏胥的人數遠遠超過規定。清代繼承中國封建專制王朝對官員的限制，如官員的南北迴避制度，官員不久於一地一任，故而調動頻繁。但官員屬下的小吏不受迴避制度限制，他們長期盤踞京城一地，專司一職，熟悉京城風土人情，成了“坐地虎”。另外，清代法律繁複，律例並行，非專業人員一般難以掌握，官員多為科舉出身，處理一般事務性問題能力低下，勢必依賴這些小吏承辦和執行具體事務。再有，這些小吏地位低下，類似於臨時工，待遇又很差，只有少數人有微薄的“工食銀”，於是手中的這點權力就產生了謀求法外收入的動力，對要求報銷的賬目不去憑公審計，而是看你送不送錢。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才有了一個小小書吏敢於到封疆大臣福大帥口中套食之事。清中葉以後，社會向近代化轉型，而體制僵化如故，必然出現官僚弄權於上、吏胥舞弊於下的局面。正如當時有識之士指出的那樣：“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以籍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愈巧”。惜乎，小吏之“智”之“巧”，乃是國之大不幸也！
閱讀更多 碼農讀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