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宋莊很容易。
從北京一路向東，穿過大片樹林、農田和北方農村常見的低矮磚房，見到“中國·宋莊”的大牌子後，道路豁然寬敞。這裡林立著簇新的灰色建築，依偎在一起的商店、飯館、理髮店、健身房，與城中並無差別。
進入宋莊又很難。
1994年春，第一批藝術家離開圓明園畫家村，進駐宋莊。二十三年來，陸續在此駐紮的藝術家們不斷面臨租金、政策和法律上的壓力與挑戰。
在中國當代藝術最火熱的年月，那些炙手可熱的名字幾乎一半與宋莊有關，他們事業的急速上升令這個偶然被選中的村子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代名詞，併為它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護。但也有更多默默無聞的人仍在掙扎，或已放棄離開。
作為中國當代藝術代名詞的宋莊，並非宋莊鎮政府所在地，或是某個自然村，而是一個文化概念。它覆蓋了以小堡村為核心輻射出去的任莊村、辛店村、白廟村、大興莊等等。
如今，這個曾經的貧困村一躍成為世界範圍內最大的藝術家聚居區，擁有220家畫廊，50家一千平米以上的美術館，70家畫材店，34個藝術區，6000餘間藝術家工作室，10000到15000名藝術家，26000名藝術相關從業人員。
在被稱為最大的藝術家聚居區的宋莊，擁有220家畫廊，50家一千平米以上的美術館，轉讓空間的消息在這
我在一個初夏的中午進入宋莊。柏油馬路在陽光的暴曬下蒸騰著熱氣，頭頂交錯的高壓電線發出滋滋的響聲，街道上車速飛快，行人寥寥，那些龐大的數字不知隱匿在哪扇緊閉的門後。
只有一座形如倒扣的喇叭的雕塑袒露在環島中心。雕塑由村支書崔大柏主張，藝術家方力鈞設計，從底座到頂端依次使用土、磚、瓷、鐵、銅、銀、金七種材料。它被宋莊的藝術家們開玩笑地稱作“土生金”。
土生金
“不要期望每個人都是偉大的藝術家。”藝術批評家慄憲庭在宋莊住了十七年，當年正是他在兩個設計中選中了這座倒扣的喇叭。“這就是一座金字塔。大多數藝術家只是手藝人，他們的價值在於改變大眾的審美習慣，墊起藝術史上的那些少數人。他們的作用就是墊腳石。”
金字塔日夜佇立，講述著這則殘酷的寓言。
老 慄 進 莊
慄憲庭整宿整宿地失眠。來到宋莊以後的生活正與他最初的想象漸行漸遠。
1995年，慄憲庭在最早進駐宋莊的藝術家方力鈞的力勸下，買下一套建國前保留下來的民居，但房子修蓋好之後，一直給其他藝術家住著。直到2000年妻子廖雯懷孕。
慄憲庭
廖雯
在名為《只想住農家小院》的文章中，他這樣解釋自己搬家的理由：“說到我自己到宋莊，更是出於俗之又俗的想法，就是想住一套有小院的房子……我已經過了知天命的年紀，卻對家務活諸如做飯、整理房子越來越充滿熱情，對事業和藝術越來越失去興趣，尤其一想起寫文章就心煩……”
當時慄憲庭開始主動和當代藝術拉開距離。“藝術市場日漸活躍，商業的介入令批評家和策展人都變得不太重要了，藝術界完全變成一個名利場，我心裡就有一種排斥。”搬進宋莊之後，他打算寫一些和之前的藝術批評相比更加深思熟慮的東西。
那時的宋莊和現在不同。據也屬於第一批入駐宋莊的藝術家張鑑強回憶，最早一切更接近一種幻想中的烏托邦——土路，瓦房，路燈也沒有，村裡只有一家飯館，做點家常菜。藝術家燒煤做飯，照顧自己的生活。他們相互之間的走動也更為頻繁，想找誰，直接推門而入，不像現在，家家大門緊閉，見面需要提前預約。慄憲庭說，早期的宋莊，有著自由主義的形態。
但他從沒有“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好運氣。
因為坊間流傳的關於他和方力鈞、羅中立等藝術家之間“點石成金”的傳說，搬離了市區，每天上門的人依然絡繹不絕；而對住在宋莊的藝術家來說，他又是主心骨般的角色，張鑑強狀態不好、覺得沒有出路的那段日子，幾乎天天去他家吃飯。
生於1970年的藝術家張鑑強是早期跟隨慄憲庭來宋莊的藝術家中年齡最小的，在宋莊生活了22年，他只回過兩次新疆老家。除了朋友的展覽，他已經十年沒有看過展，和其他藝術家的交往也並不頻繁。宋莊給了他避世的生活，也讓他因此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每年，慄憲庭都會寫一幅新的對聯貼在門邊。今年的上聯是“紅牆灰壁隔世界”，下聯“藍天白雲遠人間”，橫批“閉門養心”。每年寫，每年都實現不了。
拿夫人廖雯的話說，老慄是個心軟的人，他們家的大門永遠對任何人敞開。
妻子廖雯瞭解慄憲庭，他過不了閒雲野鶴、閉門養心的生活。“老頭真的是心很乾淨，很慈悲的那種人，他是很典型的儒家思想，要爭取藝術自由，把這種自由普照給更多的人。”
他認為全唐詩裡最浪漫的不是李白的“飛流直下三千尺”，而是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後一句更難實現，“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沒這事。但他還偏要在現實裡實現，這完全是一種浪漫，根本不可能。”2005年，慄憲庭曾看到“廣廈千萬間”的可能。
在小堡村的西北角，有兩個不算大的水塘，周圍是一片荒地。那一年，崔大柏找到慄憲庭，商量著要在這裡建一座文化公園。“文化公園哪兒都有，我說你不要做公園了，這兒聚集了這麼多藝術家，是一個資源。”
他幫著崔大柏構畫宋莊藝術園區的藍圖，劃出畫廊區、美術館區、藝術家工作室區。因為對藝術家更熟悉，分配地頭的任務也由他全權負責。
對於房子怎麼蓋，慄憲庭提出了九項原則，包括不準蓋私人別墅、不準在風格上模仿古典庭院或是“歐陸風情”。建就要建得各式各樣，請設計師來設計，這些工作室也將成為宋莊藝術生態的一部分。
那幾年，村裡大力支持，慄憲庭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園區建設中，同時還兼任2006年開館的宋莊美術館館長。當時有個外國人問他，你覺得你是做什麼的？慄憲庭說，我想我是社會工作者。
現在，水塘南邊一群灰白色的工作室中間，有一座遠看五顏六色的院子格外醒目。院子佔地五畝，和方力鈞工作室“勁草空間”僅一牆之隔。藝術區規劃之初，包括宋莊美術館在內的這一片地並沒有正規手續，而蓋工作室動輒要花上千萬，分到地的藝術家們遲遲不敢開工。
這急壞了村裡和慄憲庭。他們本來希望藉助藝術家的力量“捂熱一個攤兒”、實現“建立烏托邦的建築、烏托邦的藝術生態、烏托邦的生活方式”的理想。但到宋莊美術館開始建設時，緊鄰它的北邊卻依然是一片荒灘。
廖雯幫他們做藝術家的思想工作，但說什麼都不如“身先士卒”來得有效。“藝術批評和策展工作並不需要大空間，我其實本來沒想弄這麼大一個硬件。”廖雯坐在空曠的會客廳裡，一邊斟茶一邊笑著說，“但後來我一想，這事也沒辦法，誰都不下水，那我就豁出去了，就跳下去吧。”
院子分成五個部分，會客廳、書房、劇場、小展廳以及慄憲庭資料室。村支書崔大柏出錢，幫她把屋子的外牆漆成六個顏色。“開始刷的時候，工人各種怨言，說太奇怪，這面和這面顏色不一樣，這縫的顏色又不一樣。”廖雯告訴他們，想象一下陽光照耀時，會有陰影，牆面和牆面的顏色也不會一樣。“後來工人明白了，刷得可來勁了。”
工作室和廖雯、慄憲庭的家隔著水塘遙遙相望，外牆刷完後，慄憲庭揶揄她：“方力鈞說你那個牆，紅的紅，黃的黃，刷得跟國旗似的。”
然而房子建好，慄憲庭卻發現三個“烏托邦”都越發不可能實現了。藝術家的到來改變了當地的經濟結構，最大的受益者是農民，當地政府看到這個利益在不停增長，就要把每塊地都塞進去。
“中國沒有文化產業，都是假的，是借文化產業之名做地產。”慄憲庭說。
光 杆 司 令
宋莊開始發展起來的時候，不少地方政府的領導找到慄憲庭，也希望在當地建立藝術村。廖雯告訴他們，宋莊有兩樣東西不可複製。一是先有藝術家，而不是先有房子；二是有村支書崔大柏這樣一個地方官。
崔大柏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藝術造鎮試驗中，崔大柏和藝術家們都最大可能地發揮著想象力和創造力。
藝術家來到宋莊的理由，正如慄憲庭在《只是想住農家小院》中寫到的，“純屬偶然”。
1993年底，計劃搬離圓明園的藝術家們開始尋覓新的落腳點。當時，小堡村以農業為主，有300畝西瓜地、白菜地，200畝蔬菜大棚，600畝果樹。畫家張惠平的學生靳國旺是小堡村人，他告訴老師，小堡村有不少村民進城居住，留下了很多空院子。
雖然大多數院子破敗不堪，但是面積大、房價便宜，再加上地理位置離市區近，很快，方力鈞、劉煒、嶽敏君、高惠君、張惠平和王強便成為了第一批在小堡村買房的人。當時，靳國旺找到村支書崔大柏，說自己家裡的房子和幾個親戚的房子都想賣給畫畫的，希望他在手續上簽字。
“農民從一年掙幾百塊錢，到現在見著好幾千塊錢了，有什麼不好嗎？賭一把，歡迎他們過來，之後的事再說。”崔大柏並未干涉，他開會規定了底價，只高不低，賣給了什麼人，一律不管。
“他能直覺到什麼對他有利，比其他村書記有水平。”嶽敏君曾在採訪中這樣評價他。
但崔大柏對“藝術家”沒有概念。看著陸續住進村裡來的陌生人，光著頭的、梳著小辮的、褲子上有口子的、趿拉著鞋的，“這算藝術家嗎？”他有些疑惑。再一打聽，搞的是當代藝術。“過去聽過國畫、油畫，當代藝術是怎麼回事兒？不理解。”但轉念一想，這些人大多是“這美院，那美院”畢業的，“他們的智力和文化程度得比普通村民要高吧”。
後來，崔大柏和方力鈞等五六個人吃過一頓飯，那是他和這些買房人第一次正式接觸。席間，方力鈞建議村裡修點路，再修修下水道，安上路燈，方便出行。錢的話，村裡能出多少出多少，不夠的，他們贊助。
崔大柏的想法和他們不謀而合。他年輕時經常去市區玩，覺得馬路寬一點，有路燈，生活會很幸福，一旦將來人流、車流大了，也省得再來回來去的修路。於是1995年，村裡開始修徐宋路，至今它仍然是宋莊南北向的主幹道。
沒過幾年，隨著搬進來的流浪藝術家越來越多，鎮裡和區政府的視線漸漸轉移到了這裡，小堡村被通州區定為兩個治安亂點之一。壓力最大時，崔大柏天天被叫到區裡開治安會。慄憲庭曾經形容他是一個膽大包天的“瘋子”，但崔大柏有他自己的理由。
“第一，農民確確實實得到了一部分利益。第二，咱們真正瞭解的情況上面也並不清楚。再有一點就是心太軟，不忍心轟他們走。”
在小堡村，崔姓是大姓，崔大柏是家裡最小的孩子。1977年高中畢業後，他回鄉進了村委會，做了幾年的共青團民兵連長。1984年，他離開大隊，自己幹起了泥瓦匠。
廖雯聽崔大柏講過一次做泥瓦匠時的事。“他有特別專業的一套，磚怎麼砌，工具怎麼用，怎麼勾縫，怎麼做防水，說得真的是花開花落，我說這是我認識你以來最放光的一次演講。”廖雯忍不住有點佩服他，“一個人能做好工人，就能做好領導，就像好士兵能做將軍一樣。”
2002年，崔大柏主導了一場“換地”行動。當時，農田效益一畝地200元錢，而工業用地，一畝就能掙4000元。為了實現“工業致富”，崔大柏將小堡村的耕地全部換成建設用地，甚至還把鄰村沒人用的建設用地指標也包了圓。
在他的主持下，村裡開始整治環境，建起了“佰富園工業區”，幾年間陸續引進152家企業，現在年納稅額將近一個億。而在此之前，小堡村在宋莊鎮的24個村中，年收益連年排倒數。
2003年，崔大柏被評為當年通州區唯一的“全國勞動模範”。在一篇題為《只要一門心思辦實事，讓老百姓服你並不難——小堡村村支書崔大柏自述》的文章中，他說了這樣一段話：“我現在就擔心兩樣事：一是農民從一產上轉出來後不知道幹什麼能增收，大多數人是等著收租金，可這生不了財；二是目前本村只出了6個大學生，精神文明建設還要加把勁。”
在藝術家王笠澤看來，這段話意味著，那時的崔大柏便已計劃起了稱得上“瘋狂大手筆”的宋莊文化產業園區。
和一般的村幹部不同，在崔大柏眼中，藝術家不僅僅是購房者和租客，更是獨一無二的資源，必須保護，並且納入村子整體的規劃中來。
幸運的是，2004年新上任的宋莊鎮黨委書記胡介報，也有著“文化產業情結”。他了解當時國家對發展文化產業的要求，也知道美國著名的藝術群落蘇荷區。面對宋莊近300名當代藝術家，他和崔大柏很快站在了同一條戰線上。
據王笠澤介紹，2003年那陣，村裡曾經不再賣房子給藝術家，原因是崔大柏認為一次性賣出不如每年收租給村民帶來的收益大。而開始“藝術造鎮”後，崔大柏很快和慄憲庭形成了共識：要搞文化園區必須要有一部分藝術家骨幹，這些骨幹應該住到這，把根扎到這，安居才能樂業。
在村辦企業陸續向文化產業轉移的同時，崔大柏頗具魄力地拿出了村裡的20畝地，給938路公交車做運輸總站，起點在佰富園，穿過通州區，終點在國貿。這條線路大大縮減了宋莊和市區間的交通成本，也為引進藝術家創造了便利。
於是大刀闊斧地引進藝術家，建設藝術區，北塘藝術區建起來後，崔大柏又在東邊，原本是文革時期備戰備荒的地下工事的位置，新建了一片國防工事藝術區。他重拾泥瓦匠老本行，親自上陣操刀設計，蓋起了四五百個工作室。
“他腦子很清醒，明規則也懂，潛規則也懂。他是一個行動家，實踐家。宋莊要沒有崔大柏是不成的，那也就是一季花開了就敗了，最多兩季，怎麼可能像現在這樣，開了幾十年花。”王笠澤說。
當了近三十年村支書，崔大柏每天風風火火，忙得不可開交。無論是說話還是走路，他的節奏都非常快，只有開車慢，時速總保持在30邁以下。但他終歸上了年紀，頭頂的頭髮越來越少，頸椎也開始出現問題。有時候有人問起接班人的問題，這個光桿司令也只是無奈。
藝 術 家 被 告
2006年10月的一通電話，打破了藝術家王笠澤本應平靜的退休生活。
電話中，宋莊法庭通知他去取傳票——三年前賣房給他的村民反悔了，要求法院判決當初的買房合同無效。
從藝術家成為民事案件的被告人，56歲的王笠澤坐在自己的工作室裡，看著灑落在畫布上的斑駁陽光，突然生出了“人若螻蟻，命若浮塵”的感概。而介入這個案子之後，他才意識到這不僅是他個人的住房危機，也是藝術家進入宋莊以來面臨的最大危機。
這麼多年的經歷下來，王笠澤意識到困擾政府和藝術家雙方最大的問題是對藝術家身份的認定。他認為流浪藝術
1984年，中央黨校面向新聞行業開課，報社三個人報名，就他一個考上了。畢業時，以預防犯罪為主題的論文還拿到了司法部的二等獎。“我這個人就這個好處，無論幹啥事都想幹好。”王笠澤留著花白的絡腮鬍子，說話時總是笑眯眯的。
離開黨校後，他進入體制內，從司法廳，到組織部，再到政法委，拿到了司法部頒發的律師資格證，“徹底脫離了美術行當”。1992年，王笠澤到海南創辦法制報，一干就是七年，又在海南省司法廳做了一年的宣傳處長後，他決定提前退休。
“不再看別人的眉高眼低，不再捲入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不再寫那些套話連篇的報告、公文和自我作踐的思想報告，不再假惺惺地拍手、鼓掌、舉手，以至必須隨時強裝的苦笑、傻笑和諂媚之笑。”王笠澤在2013年出版的《宋莊房訴紀實》中寫道。
在官場上度過了半生，王笠澤念念不忘的，始終是自己的畫筆。促使他選擇提早退休的，是“一介書生的最後殘夢”——“遠離城市的喧囂，遠離官場的是非，每日作畫、讀書、種菜、除草，像個農夫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何力於我哉？’”
還在海南時，計劃重新開始畫畫的王笠澤就將宋莊視作自己“悠然見南山”的歸宿。
來到北京後，為了找回感覺，他插班進入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進修。當時正趕上2003年非典爆發，校園封閉，為了方便進出，王笠澤從西安美院的校友老師那裡拿了教工證的封皮，每天“冒充老師”到學校畫畫，用二十多天完成了一幅素描《大衛》。
時隔多年，再次完成一幅作品的意義對他來說不言而喻。這幅《大衛》至今掛在工作室裡。
非典結束，王笠澤在離小堡村不遠的白廟村買了院子。那幾年的日子過得格外悠閒，宋莊供應油畫顏料和畫布的店還寥寥無幾，王笠澤和同村的畫家每一兩個禮拜騎車去一趟燕郊買畫材，順便見見朋友，其餘的時間都在埋頭創作。而市場也給予了積極的反饋，那三年，他所有的畫都賣了出去，每幅都能從中介手裡拿到十幾萬。
就在王笠澤以為這樣的狀態將繼續下去時，命運又和他開了個玩笑。直到自己被起訴，王笠澤才知道，當時已經有13個相似的案子在宋莊法庭立案，近20名藝術家成為被告。
農民起訴的依據是土地管理法中的條款：農村土地屬於集體所有，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以及國務院常務會議的規定：城鎮居民不得到農村購買宅基地、農民住宅或“小產權房”。
去法庭取傳票時，法官告訴他，案子很簡單，只要是城裡人買農村的房屋，合同一律無效。然而，土地管理法只規定這類交易無效，但並沒有一部法律規定，交易無效、房屋退回之後的補償問題如何解決。
“如果不是告到我頭上，我也不會有這種非參與不可的勁頭。”王笠澤笑著說。
他還記得官司出來以後，慄憲庭曾經對他說：“老王，你不是律師嗎？這個官司打到你頭上，算是找對人了。你不是為自己打官司，你是為藝術家打官司，責無旁貸啊。”
王笠澤明白，這場官司不僅關係到他自己，還關係著藝術家群體能否在宋莊紮下根來。當時在宋莊的六七百名藝術家，已經有一半買了房，一旦官司結果不樂觀，很可能引發大規模遷離。
“老王特別好，我很信任他。他真的有點像原來的那種老共產黨員，有責任感，沒有壞毛病，也不貪心。”廖雯評價。
面對當時無頭蒼蠅一般的“難兄難弟”，有著二十多年司法從業經歷的王笠澤挑起了重擔，除了自己的案子，他還代理了方力鈞和女藝術家李玉蘭的案子，並和其他被訴藝術家一起，為打官司做準備。
作為長期規劃的“藝術造鎮”剛剛啟動一年，這樣的局面也讓村鎮政府感到深深的擔憂。他們一面馬不停蹄地組織人手整理空閒房屋向藝術家出租，一面做村民的工作，爭取減少起訴。鎮裡向通州區多個部門求援，壓下了剩下的全部立案。但已經立案的14個案子，只能在判決上想辦法。
受理案件的北京市二中院判決此類案件的習慣是直接宣佈合同作廢，雙方合同金額退回。“有些人傾其所有在那裡蓋了房，結果一打官司，把你原來貼進去的錢還給你，但這個損失是彌補不了的。而且一打官司，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間非常大，人家原房主和法官熟，也有就給你幾萬塊錢把你趕走的。”王笠澤說。
多年的體制內工作經驗，令他非常明白該如何借力。四年間，他和藝術家們一邊在法庭上力爭，一邊與村鎮政府合作：“從一開始，鎮政府就明確支持藝術家，兩者之間的利益沒有發生衝突、沒有出現矛盾。”但也有藝術家不理解，說王笠澤是“宋江”。
被“招安”的聲音也傳到了他耳中。他生氣卻又無奈。“實際上，正是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主動和當地政府領導對話、溝通，才使得現實利益的對抗性因素逐步弱化，事態才得以朝著利於解決問題的方向發展。”他在《宋莊房訴紀實》中解釋。
在村鎮政府和被訴藝術家共同的努力下，最後判決是，每一座房子被收回，房主都要給藝術家30萬元左右的補償。
“他在這兒沒說過他那些經歷，就租了個小院，畫畫，準備養老了。土地的事一出，他就挺身而出幫著弄，還寫了一本書。後來我們另眼相看，原來還有這麼一個高人。”廖雯說。
而這也意味著王笠澤潛心創作的願望徹底破滅了。因為房子被收回，他搬進了崔大柏在北塘藝術區專門準備的一座小院子裡，第一年免費，之後每年5萬元房租。
從那以後，因為熟悉藝術家、體制內、法律三套話語體系，王笠澤越來越忙。越來越多的宋莊藝術家上門進行法律諮詢，而村裡無論大事小情，也都愛來問問他的看法。這幾年，他扮演著藝術家和政府之間的潤滑油的角色，留給畫畫的時間不到三分之一。
非典結束，王笠澤在離小堡村不遠的白廟村買了院子，每一兩個禮拜騎車去一趟燕郊買畫材，順便見見朋友，其餘的時間都在埋頭創作。2006年房訴案之後，他的生活不再平靜。
“但是我自己真正滿意的，還是退休後這十七年。我畫了一些畫，不光把我的業務恢復了，還提升了。我打了一場官司，驚天動地的。就這麼十幾年，比之前幹那些事摞起來還要高一些，也行了。”
如果說在宋莊這片藝術江湖中，慄憲庭是一扇門面的話，王笠澤就是《一代宗師》中趙本山扮演的丁連山——裡子，在這座毫無先例可循、拔地而起的藝術小鎮中，用自己的方式潛移默化地推動著規則的建立。
館 長 方 蕾
噩耗傳來，村裡要無條件收回宋莊美術館。方蕾身在雲南，懵了。
合同籤的是五年，到2017年5月為止，而當時是2016年1月，新一年的展覽排期已經做好，作為館長的方蕾正琢磨著是時候讓美術館更上一層樓了。
方蕾
見到方蕾之前，我途徑宋莊美術館。
這座磚紅色建築大門緊鎖，透過積滿灰塵 的落地玻璃，可以看到空空如也的白色展 廳。正門邊掛著2016年10月宋莊美術館 建館十週年特展的海報，上面寫著，Keep Calm and Art On（保持冷靜，藝術下 去）。它孤獨地站在正午的陽光中，就像被 時間封印在了一年以前。
“我自己的想法是，村裡應該很明確知道美術館的意義，他們不會無故中斷它的，所以當時只想我們先簽五年，後面再說。”但現實讓她心寒。
方蕾2011年搬到宋莊，而她和美術館的淵源要追溯到更早些時候。當了一年館長之後，慄憲庭為了美術館更規範化、專業化，從2007年開始，他不止一次地找過方蕾，希望她來接任。
那時，方蕾剛剛幫助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拿到位於798藝術區的空間，開始了進駐中國的一系列籌備工作。“做過尤倫斯，我特別知道一個美術館要怎麼花錢、應該是什麼範兒。宋莊美術館這麼大一個體量，我說我做不了。”
直到2012年，方蕾得到消息，說村裡要把美術館的場地改作他用了。
在方蕾心中，宋莊美術館地位特殊。
坐落在這片野蠻生長起來的藝術家群落裡，它和中國當代藝術共生共榮，代表著它的狀態和水平。“一般來說，美術館要不就是地產背景或者金融機構背景，或者是私人的，宋莊美術館不一樣，它是完全從藝術中生髮的，在中國藝術界獨一無二。”
方蕾留著一頭蓬鬆的長卷發，聲音爽朗，心直口快，是個急脾氣。從早年學藝術、畫畫，到後來成為小有名氣的策展人，對於推動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她始終抱有一腔熱忱。
經過一番思慮，她接手了宋莊美術館，條件只有一個，村裡不要插手。而代價是，除了免除五年的場租，村裡也不再給予任何資金支持。
“你要花別人的錢，別人可能會對你有這樣那樣的要求。”採訪那段時間，離宋莊美術館不遠的一家美術館正在舉辦通州區的一個科技展。方蕾拒絕這樣單純出租場地的模式發生。
方蕾開始了一系列調整。先是固定開閉館時間。原來，參觀的人來之前經常要電話詢問是否有展覽，有的話拿鑰匙開門看一眼。“現在我們不回答這個問題了。”
開館時間確定為每週二到週日，早十點到下午五點，週一閉館。
接著就是重組團隊，重新培訓展務人員，撤掉一批活動展牆，調整館內設施。展覽開始以一年為單位進行排期，2012年辦了9場，“我的想法就是頻率快一點，讓外界感覺我們一直有活動”。一年後，一切逐漸步入正軌，方蕾開始放慢速度，變成一個半月或是兩個月一個展。
因為堅持美術館的非盈利性質，錢成了時刻困擾方蕾的問題，所有費用都需要她自己承擔。“這樣的話她出門就背了一個大包袱，非常辛苦地去四處找錢。”廖雯說。
為了節省經費，本身就是策展人的方蕾策劃了大部分的展覽。“一年五到八個展，我會安排這些展覽是不同風格、不同面貌、不同形態、不同人群的，讓它們看上去不是一個人做的。”
在她看來，對一個真正的美術館來說，最重要的是它是否具有學術價值。曾有人建議，直接找12個藝術家，一人做一個個展，一年就過去了。方蕾覺得無聊。“我不會做一般意義上重複的事情，太沒有挑戰了。”
她就這麼閉著眼睛做了五年。硬著頭皮，像守護自己的作品一樣一心撲在美術館上，卻根本不敢看外界的任何東西，也不去和別人談理想與策略。她害怕自己的注意力被分散。
作為宋莊美術館館長的這幾年，由於經費緊張，方蕾親自策劃了近三十個展覽。
她在“宋莊的冰火兩重天”中低頭狂奔，一邊是藝術和學術，一邊是基層的村民和村幹部。“立足小堡村，放眼全世界，你知道有多難嗎？”2016年接到無條件收回的通知後，那種熟悉的寒心和受傷又一次翻湧而出。她一直認為只要努力去做，自然會被看到和認可，但現在，過去的付出似乎成了夢幻泡影。
她從雲南回到宋莊，開始給美術館“減速”，並且決定不再理睬村裡。2016年正好是宋莊美術館的十週年紀念，方蕾按著原計劃完成了最後6場展覽，算是給自己和美術館一個交代。
但最後一場展覽，並不是一個圓滿的句號。2015年10月，美術館發起公開徵集，希望為每個藝術家做一個小檔案櫃，其中放置對他們的藝術生涯來說意義特殊的物品。“展覽有點難，藝術家可能要思考很久，所以我說盡可能給他們多留時間”，截止日期被定在了一年後的6月30日。
到了2016年10月5日，開幕前10天，他們只收到220件作品，遠遠不到預計的500件。看著偌大的展廳，她崩潰了。
“我以前特別要求完美，特別怕丟人，可能還有點粉飾的心態，雖然我們窮，但是我們來了客人還得體面一點。後來我才發現，所有人都不在乎完美這件事情。最後宋莊美術館十年，是，好不容易熬出來十年，這個生日也過了，大家對它就是這麼一個態度，這都是客觀事實，它就是這麼一個狀態，很真實。”
展覽辦完，方蕾徹底洩下氣來，遣散了員工，將過去的五年統統打包，和美術館一起交還小堡村。
以為塵埃落定時，變故又生，村裡不接收了，希望她繼續之前的工作。“過去的一年其實就是一個慢撒氣的過程，慢慢地減速，停下來，現在他們說你再繼續開，再開個一萬公里。不去，打死也不去，太嚇人了。”方蕾嘆了口氣，“接美術館的時候，我就知道它特別難，但我不知道難在哪兒，所以只能一心往一個更有質量的方向上去。現在知道了，很難再重啟了。”
如果重新開始工作，勢必要在藝術上“更進一層”，這意味著更多的資金投入，但村裡無意提供。快言快語的方蕾突然陷進了沉默。放不下美術館，又無法朝前走，她困在了這個僵局裡，最終還是決定離開。採訪結束的那天，她帶著我夜遊宋莊美術館，算作最後告別。
極 限 自 由
同樣陷入僵局的是慄憲庭與崔大柏自上世紀90年代起建立的情誼。
慄憲庭發現，近幾年，村裡已經把自己從關於宋莊事務的討論中排斥了出去。“一開始所有政府的事都來諮詢我，現在都怕沾上我。”
“不是不用你了。”村支書崔大柏解釋，“現在不是起步的時候了，那時候你更專業，給這個藝術村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個不可磨滅。但現在到了另一個時期，你可能對其他的人，比如說國畫，你對其他的藝術可能不感興趣，或者有排斥心理。那我作為領導就不要再把你推到第一線了。該回避的迴避，該你當主角的時候你就是主角。”
在北塘藝術區以外，越來越多外觀相似的藝術園區拔地而起。崔大柏表示，小堡村正在堅決地走藝術小鎮的路線，目的是讓藝術家有穩定的創作空間和居住環境。另外，村裡正在做申報國家文化特色旅遊小鎮的規劃，之後藝術家的創作區和商業區、旅遊區要嚴格地劃分開來。
小堡村的主幹道徐宋路的兩邊盡是各種類型的藝術空間，更多的建築還在興建中。
仍沒有離開宋莊的藝術家中，現在大致有三類人，一是像方力鈞那樣功成名就的藝術家，有著動輒上千平米的工作室；二是2008年後搬進來的體制內畫家，隸屬於中國國家畫院，工資和社保都由單位承擔；剩下的，承受著房租瘋長的壓力，又面臨著市場和經濟衰落帶來的困境，處境頗為艱難和尷尬。
湖南人廖建華和福建人李滿金就屬於最後一類。他們在宋莊認識、結婚、生子，一直租房子住，生活與創作的雙重困境折磨著他們，但每到幾乎彈盡糧絕的時候，又總能賣出點作品，令一切得以繼續。“藝術就是天上有個太陽，”廖建華說，“你永遠想靠近它，你又永遠都靠近不了，但還是有很多人願意為它犧牲，為它不顧一切。”
來宋莊的理由很單純——環境純粹，生活成本低。“就覺得這個地方是畫畫、搞藝術的地方，灰灰的，都是那種很破的農村，沒有公交車、沒有賓館，什麼都沒有。”當時李滿金住在一間三四十平米的屋子裡，一個月的租金僅僅150塊錢，廖建華租了個院子，每個月也不過500元。這樣一待就是十幾年。
慄憲庭面臨的困境更令人絕望。
2013年，連續辦了九年的慄憲庭電影培訓班被叫停。鎮裡的新黨委書記上任，對待流浪藝術家的態度從之前的積極合作，又變回了“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這些人的認識又回到最初的時候了。”看著烏托邦的幻想徹底破滅，慄憲庭心灰意冷，不再和村鎮政府打交道。
這幾年的變化，張鑑強也看在眼裡。“慄老師是文化人，太理想主義了，想要求政治家跟你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這怎麼可能。”
“過去說，哀莫大於心死，聶紺弩說哀莫大於心不死。不死的悲哀更讓人焦慮。”
慄憲庭開始睡不著覺，想著這些自己解決不了的事情。“我承認我是有精神病的。”
和心灰意冷的慄憲庭不同，廖雯想得更開一點。她一邊繼續策展，並且進行當代藝術表演方面的嘗試，一邊扮演著大家長的角色，幫宋莊藝術家們處理著“家事”。
但慄憲庭電影基金的遭遇，也讓她認清一個現實，對於現在的宋莊，“藝術造鎮”實際上已成為承載著商業目的的項目，因此求穩是第一要務。“如果你想搞什麼實驗的東西，他們不管懂不懂都會覺得有問題，聚集的人多了，他們也會覺得不安定，就不會讓你幹。”
廖雯對中國戲曲表演有著多年的研究，“比對美術還迷戀”。她一直想有一個空間折騰當代表演，2005年因“身先士卒”蓋工作室而陰差陽錯地實現了。劇場建了八年，雖然建築面積有一千多平米，但廖雯設計的舞臺卻比一般的舞臺更小，也更高一些，形狀四方，和立面通過弧形連接，沒有座椅。“我故意讓它有一個限制，很緊湊，區別於現實。”
但由於越來越嚴格的政策環境，劇場至今沒能正式啟動。經費找得到，國內外的資源也不少，但她缺乏的是專業的團隊以及一套完整的運營鏈。而現在的宋莊，並不能為她提供穩定的保障，她沒有信心從頭開始建立這套體系。
“我更接受的是莊子那一套，能做的就做，不勉力，盡力而為，做不成，換一個方式，三十六計什麼招都使，硬著不行就軟著幹。守住一個基本的原則和道義就行了。”
慄憲庭是8位表演者之一。那天，他一動不動地在一平方米的臺子上站了一個小時。這像極了他在宋莊的處境。
這場表演她從2004年就開始計劃，十年間無數次提起，卻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實現。因此，在影響力和求穩可能帶來的後果之間，握著這把“雙刃劍”的廖雯選擇了“先做成再說”，內部觀看，僅此一次。
“廖姐畢竟在圈子裡時間太長了，她大學畢業就在這個圈子，她已經看遍了，很多人怎麼從一個小芽慢慢長成參天大樹，她都知道，然後這棵樹到秋天了，落葉了，冬天了，她都經歷了。”張鑑強評價道。
親身經歷讓廖雯明白，想要在宋莊實現當初的藝術理想越發困難，“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搞不成真正的文化了，做生意可能倒成”。但她還在盡一切可能為保持住這片承載了無數人的嚮往，以及慄憲庭最初烏托邦設想的土地而努力。
“我們家老頭有點消極，但我還是比較積極，覺得怎麼著都得掙扎出來，中國這麼大，它不會是死水一潭，怎麼都得掙扎點東西出來。”
攝影 賈睿、尹夕遠 ／ 採訪、撰文 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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