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是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的巨幅绢画，大约成于北宋徽宗宣和、政和年间，以高超缜密的写实与艺术手法，描绘了北宋末期汴京城市面貌与生活，被称为神品。它七次进宫或由国家收藏，六次出宫；还被有记录的15位私人收藏者一度拥有。其间有约三百七十年流落民间。它历经坎坷，而能保存下来，是中华文明之大幸、世界艺术之大幸！
这幅近一千年前的巨画，内容有河道、城门、树林、远近山、684个人物、95匹畜生、122座房屋、29艘船艇、15辆车、20多家店铺及28顶轿等，让我们能具体而微地看到千年前中华国都的繁荣状况和鲜活的市民生活。《清明上河图》有许多比较重要的历史知识，了解这些历史知识，对于研究宋代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史大有裨益。
1、汴京是全球最早的高度发达的新型商贸城市。北宋开国以来，由于统治思想的转变，逐渐发展出新经济与城市管制的新政策，为新的城乡关系及新型城市化创造了条件。北宋建立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便开始了资本主义初阶的城市化——市民阶层的形成、新的城市管理制度及城市文明的新阶段。以国家财政收入估计，北宋的经济中工商业与农业各占一半，至北宋后期，即1077年，在以钱银计算的岁入7070万贯中，工商税占了七成。由于商业税和专营税大部分来自城市，因此，北宋经济可称为“新经济”及“货币经济”。有不少历史学家因而称北宋为“商贸国家”。有学者估算北宋在1000年的GDPGDP为265.5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2.7%，人均GDP为2280美元，而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1800年人均GDP只有1250美元，约是八百年前北宋经济水平的一半。
2、北宋汴京与唐代长安相比更具开放性。唐代长安虽在文化和种族政策上，是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城市，各种民族、文化、宗教和商业活动，在此受到包容与礼遇，但它的里坊制和市肆制却显示了它是以行政功能为主的城市，市民及工商业活动属次要，并受到严格的时空限制。工商业不可以临街、自由布点及随时营业，对市民来说，晚上都要留在坊内，实质上每个晚上除了特别的节日及庆典外，都是戒严的。北宋初，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政策，准许开夜市：“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自三鼓已来，不得禁止。”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打破了自周以来行政型及封闭式城市的两大体制：里坊制和市肆制。
3、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城市功能的完善和政策的开放，使汴京居民及工商业者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从事制造、贸易、营商和演艺娱乐的自由。史料记载：当时繁华的东京城，五星级大酒店（正店）就有七十二座之多，每家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商人计算利益的算盘劈啪作响，不舍昼夜，店小二戥金称银，焚膏继晷；州桥夜市人山人海，“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以勾栏瓦肆为核心，周边布满众多的小商小贩、占卜、医疗服务摊档，以及街头戏曲或杂技、酒楼、茶馆、食肆和妓院等；专业街和大型综合性娱乐场所满布全城，其分布形式竟与今天的世界大城市纽约、伦敦、香港和东京等一致。宋朝还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商贸流通达四海。
4、北宋政权重视海上贸易，除了对东南亚和南亚派遣贸易代表团外，还在沿海五大海港城市设立对外的海上贸易管理机构：市泊司，依专门法规——市泊法，对外商外贸进行管理。宋朝依靠强大的海上力量和先进的航海技术，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保持贸易往来。南宋每年的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期的总和，中国商人基本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主要港口。作为海关机构的市舶司每年创造的关岁竟达岁入的20%，成为南宋的重要收入。
5、北宋是酒文化最顶峰的朝代。宋朝实行酒类专卖，为强化酒类营销，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自宋神宗起，朝廷大开“设法卖酒”之风。宋代官办的酒楼众多，如“和乐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太和楼、西楼、太平楼、丰乐楼、南外库、北外库、西溪库”等，它们均属于户部点检所管辖。户部点检所本来是宋代专司酒库的官署，主要是管理酒业的经营专卖，但由于每所酒楼均有数量不菲的官妓，一般数十名，其职能与外延到对官妓的管理。据《梦粱录》记载，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其中，性感妩媚、气质高雅、多才多艺的官妓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康三娘、沈三如等；私妓如钱三姐、季惜惜、吕双双、胡怜怜、沈盼盼、普安安、徐双双等，备受欢迎。熙宁中，王安石实行新法，政府散“青苗钱”，为此在谯门设置了酒肆，百娃持钱走出者，便诱之饮酒，十钱便花去二三钱了。又怕市民不来饮酒，则命官妓坐肆作乐，以蛊惑民心。据史载，王安石为此曾褒奖过几位销售业绩不错的妓女。南宋时，每年春秋新酒上市开卖时，各酒库还特命众妓女乘骑着彩，招摇过市，迎送酒样，以吸引人的眼球，激起酒徒尝鲜的欲望，促进新酒销售。这种促销方式，与现代的车模类似。北宋初，酒税达185万贯，占全国货币税收10%。神宗时（1077年）酒税升至1310万贯，占货币税收25.9%，占全国总税收的18%左右。在汴京，同年的酒税达40万贯，约等于京城商业税的收入。
6、北宋是中国煤炭开采和扩大使用时期，使中国的新能源和工业革命领先于西方数百年。北宋先进的凿井技术和发达的采掘业，促进了新能源和工业革命。在《清明上河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煤炉、私人售煤店和运煤的骡队，表明煤炭使用范围和使用量都比较大。煤炭因热值高，促进了优质铁大量生产，因而对兵器、货币铸造、陶瓷和造船等行业，都有巨大推动作用。北宋年产铁量7.5万吨至15万吨，而英国在1640年产铁只3万吨，而且以木炭冶炼。在北宋，产铁的州府分布也很广，有27个至36个。西方文化史大家约翰•霍布森认为，工业大师是中国而不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在北宋而不是五百年后的英国。
7、北宋对以生活用品及药品为主要零售的小商贩免税。京都商税院对四类二十七种商品征税。汴京当时的商业税主要是住税和过税两大类。住税即交易税——“居者市鬻”所课税，抽3%；过税是流通税“行者剂货”所课税，抽2%。此外还有物业税、津渡税、格纳税。但以生活用品及药品为主要零售的小商贩免税，从而直接鼓励了小市民创业，促进了个体商贩的发展。
8、北宋是个重文轻武、重读书及更重科举考试的朝代。科举考试频度高，而且录取的名额也大超前代。自两宋的三百二十年间，共开科112次，进士合格者2万余人。北宋初进士考试的内容是策、论及诗歌。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后便取消了诸科，只开进士科，并免去诗赋一卷，改为“经义策论”，以提高贡举的实用性。科举制的发达，使宋代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不过，北宋末期，由哲宗至徽宗的二十二年（1099——1121年），政府被旧党控制，停办科举，改由太学直接培养自己朋党出仕，对科举造成严重冲击，造成用人唯亲，使北宋末政府腐败不堪。张择端绘画《清明上河图》时，正值科举停办，图中的读书人不是赶科场的士子。
9、北宋马匹比较少，除了中高级官员和少数富人才骑马，或用马驾车运输人员与货物。这从《清明上河图》可见端倪，图中绝大多数牲口都是骆驼、牛、骡、驴。宋朝兵器的质量与数量都优于草原民族，军队人数也很可观，但战马少，优质战马更少，骑兵力量不足。中原政权发展骑兵也很拖累国家。大宋特设机构和官员，从边远地区购买并向内地运送马匹，岁逾万匹，沿途耗资巨大，而中原因气候、环境等原因，很多地方不适于放牧和训练骑兵，盖与游牧民族相比，中原幼马存活率和成马体质都有不小差距，养军马成本高，亦造成很大损失。后唐明宗李嗣源曾询问枢密使范延光全国的马匹数目，范延光回答说：“全国共有三万五千匹。”唐明宗很感慨，说“太祖在太原时，骑兵只有七千人。先皇自始至终也仅有一万匹马。现在有这么多军马，还不能一统天下，这是我养兵练将无方啊。”范延光随即上奏说：“国家养的马匹太多了，一个骑兵的开销，可以养五个步兵，三万五千名骑兵的费用可以抵得上十五万步兵的开支，这么多奇兵既不能发挥作用，又白白消耗国家财力。”唐明宗说：“诚如卿言。肥马贫瘠吾民，民何负哉？”
骑兵需要马匹，优秀的骑兵需要优质马匹，中国有两个地方盛产马匹：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东北在蓟北之野，西北在甘凉河套一带。养好马尤其是优质军马，需要成群结队养，需要高寒地带，需要长山大谷，并有丰美水草和旷野。游牧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决定了匈奴具有汉民族不可比拟的骑兵优势。这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交战，以少胜多，甚至独霸中原、主宰华夏的重要原因。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是他留给子孙的一大隐忧。赵匡胤黄袍加身时，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国。赵匡胤若想统一天下，巩固国防，必图燕云十六州。因为，燕云十六州地处关塞要地，是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的天然防御线，中原失去燕云十六州，就等于门户洞开，草原铁骑随时都可长驱直入，严重威胁大宋的安全。燕云十六州掌握在异族手中，使得北宋的北部边界既无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和坚固的防卫线，又无发展马政可依托的天然优质牧场，仅仅依靠茶马互市和国内零星的牧马场，组织不起强大的骑兵军团，成为后来北宋灭亡不可忽视的因素。
10、由于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绿色革命，在北宋晚期，资本主义萌芽一片青葱。宋代通过绿色革命，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为1:100，欧洲则为1:10或1:15，粮食产量是欧洲的10~12倍，百姓生活不断改善，北宋一位大臣曾抱怨说：现在农夫走卒也居然穿上了丝制的鞋子了。宋代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手工业从农业分离蓬勃发展，煤炭采掘业和冶铁铸造业发达，钻井技术先进，陶瓷业、纺织业繁荣、造船和航海业兴旺，对人类发展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在宋代出现或在实际中广泛应用，雇佣劳动、集资合伙、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等新生事物均已端倪可见，规范商业行为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市场管理部门如“和剂局”“惠民局”应运而生，维护商品经济秩序的相关法律体系逐步健全，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劳资矛盾显现，市民阶层兴起，海内外市场日趋扩大，非农税收成为国家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一派青葱。北宋时国家财政收入激增，最高时达到一点六亿两白银；南宋时最高年财政收入也达到一点二亿两白银。在我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能达到这个水平。世界知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统计图表显示，中国人均GDP水平在战国到唐朝几乎没有明显上升，反而是北宋、南宋的三百年间有较明显的上升，大约从元初以后一直到19世纪初500多年间处于停滞状态，此后就大幅度下降。这是什么原因？其直接原因是先金后元发动的残酷战争，蹂躏和扼杀了宋代原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导致生产力的停滞、落后，并由此阻滞了城市化进程和市民阶层的成长。市民阶层的成长滞后，又导致了市民阶层价值追求的反封建文化成长的滞后，从而使“民主与科学”迟迟不能敲响苟延残喘的封建社会的丧钟。有学者痛心地说，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两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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