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以为史
清朝的修定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在清朝灭亡民国建立的时候就开始修。不过那时修史者都是清朝的遗老遗少，他们在书中对清朝极尽褒奖之能事，甚至把孙中山都说成了贼寇。北洋政府当然不能同意，下令让他们重新修定，但是那个年代政治极不稳定，还没修多少，北洋政府就失败了。那些已经编成的清史就称为《清史稿》。
到了新中国，清史的修定工作就提上日程了。毕竟我们国家是一个热爱历史的国家，修定历史、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但是清史的修订困难很大。首先，用言文还是白话文就是一个困难。本人估计会用半白话，起码不像二十四史那样晦涩了，但也绝不会用纯白话。二十四史里最长的是宋史，800多万字。但是清史已经至少写了3000万字了，可见内容之多，讨论之深，都是空前的。希望历史专家学者们早日完成《清史》的修订工作，再现一部历史巨著。
谈古聊金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谈谈的，一般来讲，当朝为前朝修史，当朝的历史仅作记录，不专修成册的，但一般来讲有记载比较真实的起居注这一类文体。
我们知道官修史书的体裁凡例都是有固定的，自史记以后几乎成为规范，加上有纪事本末，通鉴等等，比如明清还有实录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官史的一部分，至于清朝有没有没官修史书呢？因为有清一代，时局变幻，清灭亡之后，并非一朝替换，而是群雄并起，政府换人像走马灯似的，所以修史书这事呢！虽没有定稿，但也有一部清史稿！可暂且作为清朝的官史，但是清史稿虽然体裁类似，但是内容粗糙，不为现代史家所认同，但也无可奈何了，至今也没有新修的清史，加上清宫档案的散佚和毁坏，流落民间或者被傅斯年等人带往台湾，国内保留的已是不全，难以窥其全貌，修史更是难上加难！
通称的官修史书为二十四史，《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按照官修史书的凡例体裁，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民国三年（1914年），经民国国务院呈文，大总统袁世凯设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柯劭忞等人为总纂，总领清史修撰工作，参与者先后有一百余人。《清史稿》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所以清史稿是一部官修的未定稿正史，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初稿或者一稿而已，但是不可否认，其史料丰富，内容庞杂。
所以说因为清史稿的存在，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官修史书，只不过大业未成啊！确实遗憾！况且当今学者已无修古史之能力，说不定修出来的连清史稿都不如，就浪费国家资源了，确实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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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没有呢？
大型《清史》编纂工程正在进行啊，耗资几个亿呢！已经整理出版了一大批书籍，而且已经完成了初稿，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就能看到一大套完整的清史！
这个项目是2002年底启动的，国家专门设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我也参加过一些相关工作，工程很浩大，体裁采取的是“新综合体”，包括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
至于民国时期的官修清史，我曾写过专门文章，有兴趣的仔细读读吧。
一、复古思潮与清史馆之设
易代修史，是中国古代优良的史学和文化传统，尤其自唐代设馆修史制度化后更成为一种惯例，与国史纂修共同构成官方史学的基本格局。新生的民国同样延续了这一传统，单独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其设立承载了更多的政治意图，作为民初复古思潮的组成部分而存在。
袁世凯当政后，试图恢复帝制，并实施了一系列带有复古意味的举措，时人曾将1914年称为“复活年”：
“去年中华民国之历史，可一言以蔽之，曰复活。科举死久矣，去年乃有考试知事之举，是科举复活也。相国之在清朝，固已同日溘逝矣，而东海为国务卿，则有相国之称，是相国复活也……他如祭天祀孔之典礼、老爷大人之名称，无不同时复活。”
溥仪也曾回忆称：
“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兴奋的事情越来越多。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等等举动，令人眼花缭乱。”
同样将清史馆的设置视为复古活动之一种。
拉拢前清旧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为消除遗老们对于出仕民国的“贰臣”心理，袁世凯设立了许多名誉机关如礼制馆、国学馆、考文苑等，清史馆亦为其中之一，事实上，这是设馆的主要原因。
1914年1月，在袁世凯授意下，有关熊希龄拟请设立清史馆的新闻开始见诸报端，并称：“中华民国追维让德于大清皇室，特颁优待条文，崇德报功，无微不至。”同年2月3日，国务院向大总统提出正式呈请，指出：
“凡新陈之递嬗，每纪录而成编……盖时有盛衰，制多兴革，不有鸿篇巨制，将奚以窥前代之盛，备后世考镜之资。况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粲然，治具咸饬……惟是先朝纪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尤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兹经国务会议议决，应请特设清史馆，由大总统延聘专员，分任编纂，总期元丰史院，肇启宏规，贞观遗风，备登实录，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于无穷。”
呈文虽将接续易代修史传统列为首要理由，但其核心要旨仍在于对清代文治武功的褒扬，以及将民国的创建视为清廷“让德”的结果。这一对两者关系的定位，显然与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及后来的国民政府截然异趣，实际反映出北洋政府对“正统”的变相追求。
同时，北京政府国务院迅速拟订出《清史馆官制草案》，规划了史馆的地位、职责和人员构成等：
“清史馆掌纂辑清史并储藏关于清史之一切材料……清史馆置官员如左：总裁（特任）、秘书（荐任）、纂修（同上）、协修（同上）、主事（委任）……总裁一人掌全馆事务，直隶于大总统。”
1914年3月9日，袁世凯正式颁发大总统令：
“查往代述作，咸著史篇，盖将以识兴革之所由，资法鉴于来叶，意至善也……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
由所谓“广召耆儒”、“延聘通儒”、“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以及官制草案可知，袁世凯对纂修人员、史书形制和史馆定位等已有较为清晰的角色期待，显然意在消弭遗老对新政权的排斥感。设馆命令颁布后，当局面临的首要任务为纂修人员的延聘，尤其需要确定馆长人选。
据当时报纸报道，徐世昌、陆润庠、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樊增祥、周馥等皆曾进入当局视野，只是由于种种顾虑或复杂关系均未出任。在颇费一番周折后，以遗老自居的赵尔巽终于同意担任清史馆馆长，并“要求政府对于清史馆之用人及编纂问题均不得干涉”，清史馆遂正式成立，馆址位于故宫东华门内，原为清国史馆、会典馆馆址。
应该说，袁世凯在筹设清史馆时的苦心积虑与赵尔巽的最终出山，在前清遗老中间引起不小震动，“有主张修史者，有以为不当修者”，如梁鼎芬就致函赵尔巽直言：“国号虽更，少帝尚在，当此时代，公然编纂清史，对于现今幼主而直书前皇之遗事，宁非不敬之尤者耶？鄙意斯举请即中止，却为稳当。”
当然，态度如此强硬的“顽固”遗老为数并不多，多数人将入馆与入仕作了性质上的区别，并不认为修史是对旧主的背叛，反而认为是特殊形式的尽忠。馆长赵尔巽就曾为自己辩解说：“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舆论亦称其“自民国成立后，本无意于仕途，此次之出任清史馆长，且意欲编纂一至完全之清史，以尽其耿耿之心”。再如，张尔田在解释其师章钰何以入清史馆时指出：“辛亥国变，弃官从好，旅食于京沽间。先生自以为于国事无所裨，而文献之寄不可以无传，故即以读书报三百年养士之泽。”颇能反映遗老对待清史纂修的态度。
就任后，赵尔巽成立了清史馆临时筹备处，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标准筹建修史队伍，要求“必须由翰林苑起家，学问渊博，掌故熟悉，或精通满蒙藏各文者方为合格”，而应者众多，“连日门前车马络绎，冠盖如云，前后求见者约达一千余人之数”。
清遗老多成名于光、宣年间，并在政坛和学坛身居要位，而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其生存空间，不仅丧失了政治职权，而且不少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清史馆的设立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秉笔直书、青史留名的路径，并藉此寻回故朝记忆，缓解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冲击，更能改善生活境况，而袁世凯对民国与清朝关系的定位又大大减轻了被视为“贰臣”的心理负担。在赵尔巽的主导下，先后被聘入馆的总纂、纂修、协修共约一百多人，“十九清之达官”，实际以遗老为主体。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虽在政治立场上多不忘旧主，但并不能就此给其烙上“守旧”的印记，实则他们属于过渡期的知识群体，具有思想上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而这一特点亦反映到《清史稿》的编纂中。
二、《清史稿》的编纂过程
纂修队伍初步组建后，清史馆开始正式运转，而体裁、体例的确立是第一步工作，这是历代官方修史的传统，因为采用何种编纂形式并非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制约内容的安置，实际上直观反映了再现客观历史的路径和方式，同时又与正统论、春秋笔法、笔削标准、是非判定、价值取向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民国取代清朝又在性质上有别于以往的王朝更迭，故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本应充满新旧思想的交锋。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民主共和进程，而清史馆的设置又是其中重要环节，袁甚至在设馆命令中已经作出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表述，因此有关清史编纂的体裁并未经过大的讨论就达成一致，差异仅在于具体体例的确定方面。
当时，清史馆就体裁、体例问题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馆内外学人（以馆内纂修人员居多）纷纷就某一方面建言，比如于式枚等撰《拟开馆办法九条》、梁启超撰《清史商例》、吴廷燮撰《清史商例》、金兆蕃撰《拟修清史略例》、张宗祥撰《陈纂修清史管见数则》、朱希祖撰《清史宜先修志表而后纪传议》等。多数人认为清史“为结束二十四史之史，清史以后体例如何，自当别议”，但清史乃“与二十四正史并列之书，实在矣数千年帝制结局之作”，故而主张沿用纪传体，并在类目上“大体近法《明史》，而稍有变通”。纪传体并非单一体裁，而是带有综合性质，能够容纳丰富的史实，从不同层面反映历史演进情形，但同时也是君主专制制度在史书体裁上的映射。其时，“新史学”已风靡全国，以章节体为主的新式体裁已颇为流行，对旧式体裁的改造也方兴未艾，但以遗老为主体的清史馆显然未能表现出足够的求新意识，而是恪守传统，致使不少具有创新价值、反映时代进步的看法被有意忽略了。比如，有人提出志、传应添加图，认为：“旧史无附图者，近代舆图，日以精密，工技之精，非图未辨，左图右史，古学所重，大约疆理、河渠、邮传之志，礼器之数，兵之船械，皆非有图，无以证明……既无因袭，亦可特创。”有人建议增加民俗志，认为：
志宜兼详民事。中国旧史，大都详朝廷制度，略民间礼俗，《史记》独多言民事，千古称之，今宜扩而充之。凡民间礼俗之大，居处饮食之细，及一切日用风教有关者，良窳得失，灿然无遗。
此类意见虽不占多数，但毕竟说明新的科学精神和史学理念已开始向官方修史领域渗透。
修史机构能否有序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然而，清史馆开馆之初，馆长赵尔巽并未制定详细的工作条例，仅设置总纂诸员分撰表和功课簿，依据馆员专长而分配任务，要求馆员每两个月到馆交稿一次。由于秉承袁世凯羁縻“遗贤”的宗旨，上述考核制度多流为形式，并不具有实质上的约束作用。严格的监督和审查机制的缺失致使史馆组织涣散，出现许多“领执笔名义者、坐领厚薪者、饱食而嬉者”，他们“每天聚着谈谈，随便撰写一些，全无条例，有如一盘散沙”，甚至出现“有请人代撰者，其代撰之人，更不知学术”的荒诞现象，因此最初几年虽成稿数量众多，纪、传、表、志等均粗具初稿，但质量参差不齐。对此，朱孔彰曾建议对“全史体例加以审正，而慎选总领之人，商定分纂之办法，庶不致紊乱无纪，冀可观成”，惜未被采纳。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军阀割据、混战渐次粉墨登场，在动荡的局势下，清史馆因丧失政治象征意义而被新政权体系迅速边缘化，最直观的表现就在于经费的骤减：“馆中经费骤减十万，其后递减，月至三四千。此三四千者，犹不时至，或参以国库券公票之类。”馆员随之大半散去，仅余二十多人。不过，政治负担的减轻以及素餐之人的离馆反而让赵尔巽能够放手整顿，他进一步统一凡例，明确分工，并特聘邵章为提调，专司其事，负责与编纂人员联系，同时整理先前已撰好的文稿，又在缪荃孙建议下制定了“以时代为段落，择人分任”的统稿、审查原则，馆风遂大为改善。然而，直皖、直奉战争的爆发令东华门经常关闭，馆员无法“调书考证”，经费亦几近枯竭，“在馆人员，等于半尽义务”。最终馆内仅余十四人，并被迫进行馆外兼职，以维持生计。无奈之下，馆长赵尔巽向吴佩孚、张宗昌等寻求支持，而“诸军帅慕义乐善，而重公之名德……皆慨输巨款”。
1926年，鉴于全稿已粗具规模，史馆决定用两到三年时间进行终审定稿，并重新分配任务，即：柯劭忞总阅本纪、王树楠总阅志、吴廷燮总阅表、夏孙桐与金兆蕃总阅列传等。1927年春，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赵尔巽以“时势之艰虞”和“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为由，决定将史稿付印。部分馆员对此持赞同意见，希望以刊印后的稿费补发欠薪，而夏孙桐等则极力反对，认为史稿错漏太多，“断不可冒昧行之”，否则恐贻笑世人，并建议“实事求是，逐加修正，务延总阅，全体讨论，以期详审”。但赵尔巽意在有生之年完成清史编纂心愿，遂坚持己见，并称：“吾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不久，赵尔巽病重，适逢袁金铠来京，遂委以刊印之事，而袁又假手金梁负责。同年8月，赵尔巽病故，由柯劭忞代理馆长，并再次缩短刊印之期，造成大量书稿来不及审核、修正即付刊印。全书赶在北伐胜利之前仓促印刷完毕，计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共五百三十六卷，八百余万字。当时，共印制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被金梁未经馆长批准即运往关外，称为“关外本”；留在馆内的七百部被馆员发现多有金梁私自增改之处（如增加康有为、张勋传，修改部分列传，删改艺文志序，增加校勘记等），遂重加纠正，称为“关内本”。后来，关外再次重印，对部分列传、史表等做了删改，称为“关外二次本”。
读史品生活
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就开始修订了，由宣统三年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主持修订。因为主持者就是清朝的遗老，所以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的采用明史。也开创了宣统记这一种格局。
这帮遗老遗少，简直就是对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虽然这帮人生活在民国，比较搞笑的是，他们称太平军为粤匪，辛亥革命为倡乱，倾向性非常严重 ，所以在1929年的时候易培基。要求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因为里面很多涉及到藐视先烈，宣扬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的内容。
清史稿的版本也比较多，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和联合书店影印的日本印本等等，影响最大的是关外本和关内本。清史稿在设立初期的时候拨款经费比较充足，所以成书比较快，1917年张勋复辟之后，举步维艰，所以很多人都跑掉了。就这样断断续续的，后来主持的赵尔巽自己年老怕等不了了，干脆仓促成书刊印。
知常容
第一，所谓官修史书，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被官方认可的，比如以《史记》为代表的二十四史，这些都是官方认可的正史。而且，其中的很多部史书本身就是由官方钦定并组织人员编撰的。其二，是指在二十四史之外的其他一些史书，比如《资治通鉴》，虽然不属于正史，但也是官修史书。
第三，《清史稿》之后，确实官方未再为清朝修史。但是《清史稿》总的来说还是反映了清朝的历史全貌，而且也是北洋政府的官修史书，因此不能说清朝灭亡后没有官方史书。
老眼读书
修清史很困难！
因为修清史的先觉条件就是要正视大清皇朝的功与过！这点就不可能让政府重修清史，修的主观色彩太浓有不符合史料应有的价值！客观了又与革命理论和执政理念有冲突。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执政者与平民百姓想的本来就不一样！
大清皇朝黑的已经无法附加了，人人讨厌，可是真正研究历史的学者有几个不停的大骂清廷呢？
还是那句话功过不相抵，做人看事要端正，历史不是弱者创造的也不是弱者书写的！
用户3214556909714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未定稿。
主编是赵尔異，编撰历时十余年，一直到1927年，终于完成初稿。当时由于时局动荡，赵尔異，就把《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清史稿全卷536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记录从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到1912年清帝退位为止。
但是此书编写人很多事满清遗老，站在清朝一方赞扬清朝，敌视、污蔑革命，遭到很多人批评。
《清史》是我国一个重大学术性文化工程，编纂于2004年全面启动。编委会主任：戴逸
从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启动《清史》编撰工作至今，国家清史编委会委员已经6次更换其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