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再叫一声：阿嬷！
东山 张海武 閱過山丘 2016-11-28
梦里再叫一声：阿嬷！
阿嬷的一生，让我想起余华笔下《活着》的富贵，始终在接踵而至的苦难中活着。阿嬷生前，我不及报答她的养育之恩；阿嬷死后，我想提笔寄托哀思的心愿由来已久，却因笔力不逮而迟迟不敢动笔。阿嬷离世已整整三十年，但她似乎未曾走远。昨夜，阿嬷又一次踏梦而来，梦醒后，留下我独自在暗夜里关关哀鸣。
阿嬷生于乱世之中，目不识丁，她有过怎样不堪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
阿嬷二十岁嫁给爷爷，面对的是一个家徒四壁的寒门。爷爷那时已父母双亡，和年幼的弟弟（也就是我叔公）相依为命。年轻的爷爷以贩盐为生，经常挑盐翻山越岭到一两百公里外的山区叫卖，一出门就要一二十天。据说爷爷曾几次途中遭遇土匪抢劫，差点丢了老命。我虽从未见过爷爷一面，但很敬佩爷爷兵荒马乱中闯荡江湖的胆识。可惜的是，爷爷好赌，是村里有名的“浪荡仔”。爷爷卖盐回来，往往不先入家门，而是先去赌场，直到把身上的铜板挥霍一空，才厚着脸回家。我无从知晓阿嬷曾为此与爷爷激烈争吵的细节，我只听说，阿嬷心碎之余，独力扛起养家糊口和照顾小叔子的重担，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度日。
不久，战火波及农村大地，走投无路的爷爷把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尚未成人的小叔子甩给阿嬷一人，被迫弃商从军。为了活命，阿嬷有时不得不挖野菜、剥树皮充饥。爷爷远赴战场期间，厄运降临阿嬷头上，她两个亲生的孩子相继夭折，大的病亡，小的饿死。几年后，稍微喘过气来的阿嬷抱养了两个女婴，其中，大女婴后来成了我的母亲。所以说起来，我和阿嬷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年少的我偶然听母亲提起这段曲折家史后，曾几次好奇向阿嬷探询究竟，阿嬷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三缄其口。甚至逼问急了，阿嬷还会生气。长大后，我终于明白，也许深藏阿嬷心底的隐痛，每一次的重提，对她的伤口不啻于一种血淋淋的撕裂。
民国三十七年，阿嬷终于完成了长嫂为母的夙愿，帮小叔子娶了媳妇，安了家。民国三十八年初，春寒料峭，爷爷随着解放战争的大势已定，幸运地活着回家。爷爷从战场上捡了条命回来后，终于浪子回头，憧憬着和阿嬷一起共建美好家园。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在我这家乡（东山岛）大肆抓壮丁——史称“兵灾”事件。按当时强征壮丁条件，爷爷因为年龄偏大，并不在公布的壮丁名册之中，而叔公却难逃一劫。那时叔婆已身怀六甲，一时间小夫妻俩惶惶不可终日。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怎么办？这时阿嬷站了出来，她一边安慰愁云满面的叔公叔婆，一边出乎意料地力劝爷爷代弟去充军。当时爷爷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他预感到这一去也许一辈子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爷爷始终举棋不定，毕竟他刚从战场上九死一生回来，毕竟他已厌倦了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尽管他也很想帮他弟弟一把。但阿嬷不理会爷爷的担忧，始终不为所动。她扔给一句令爷爷心寒和无奈的狠话：“反正我过惯了没有你的日子，你忍心让你弟弟刚结婚不久就抛妻弃子？”爷爷临走的那一夜，一手抱起一个养女，左右亲了又亲，泪眼婆娑地喃喃自语：“我的金囡呀，是你们铁石心肠的阿娘不容我啊！”
但是乱世之中，人算不如天算。爷爷前脚刚走，叔公后脚也跟着被抓去台湾，阿嬷煞费苦心的成全，像竹篮打水一场空，化为泡影。其实按事后的态势看，爷爷替不替叔公，他最后十有八九也一样会被抓壮丁。从此爷爷和叔公一个去台湾花莲，一个去台湾高雄，与阿嬷和叔婆天各一方，音信沓无；从此阿嬷和叔婆开始了让人唏嘘不已的守活寡生涯，各自拉扯着一个破碎的家庭走向渺渺明天。如爷爷所料，他真的一去不复返，最后孤零零客死他乡，连遗骸也不知所终。而叔公直到38年后两岸解冻，才得以重归故土。
解放后不久，即1953年7月16日，国民党从我的家乡登陆，最后一次反攻大陆，随即东山岛保卫战打响。在两天一夜的激战中，阿嬷毅然走上前线，自发为解放军送水送饭并参与抢运伤员。在一次抢运伤员时，一颗子弹从阿嬷的发梢呼啸而过……小时候邻里大人绘声绘色这段硝烟弥漫往事时，他们总会由衷地说：“你阿嬷真不怕死，村里没几个大男人比得上她！”阿嬷类似被人津津乐道的善举还有一回。那是在文革期间，一位姓蔡的公社干部被打成“右派”，他在接连的批斗中惨遭毒手，最后奄奄一息的他，被关在村子一间祠堂里。当天夜里，阿嬷冒着受连累的危险，偷偷地撬开了祠堂的偏门，背出蔡干部，把他藏在一处闲置的柴草间里。阿嬷佯装去柴草间或取或送柴草，乘机给蔡干部送吃送喝，还帮他敷药。蔡干部恢复了元气后，在阿嬷的带引下，终于摸黑从村子后山小道上逃离了是非之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以后，这位蔡姓干部官至县委办公室主任。记得小时候，他经常提着糖果饼干之类的礼物来看望阿嬷，执着阿嬷的双手嘘寒问暖。
阿嬷，一个没有文化，一个最底层的农村妇女，在大难面前，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善良天性，让我高山仰止，自叹弗如！
时间一晃，阿嬷两个养女终于长大成人，我父亲入赘成了上门女婿。父亲部队复员不久，即当上了大队支部书记，我们兄弟姐妹也相继来到人间，一家人其乐融融。阿嬷终于迎来了一段苦尽甘来的好日子。就在阿嬷准备安度晚年时，命运再次予阿嬷寒薄——我父亲突然英年早逝。父亲去世，痛不欲生的母亲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淖，日日以泪洗脸。我少年懵懂的天空仿佛也在父亲走的那天凌晨，彻底坍塌了。然而，在我父亲去世的前前后后，阿嬷却从未在众人面前流过一滴眼泪，强颜处理着一切后事。阿嬷知道，她不能垮。她知道，她如果垮了，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将失去最后一道屏障。人们看到，阿嬷满头青丝仅仅几夜之间就像染上了一层霜花，可是谁能看到，阿嬷心头永远的创口却独自在漫漫长夜里渗血？
父亲的去世，真正苦的是阿嬷。她以早年对抗劫难的生存经验，再次成为家里的擎天柱，直至油尽灯灭，撒手人寰。阿嬷最后凄风苦雨的十年，是我一辈子无法模糊的记忆。
那时农村正处于吃大锅饭的尾声，面对悲戚过度而病怏怏的母亲和一群幼小的孙子孙女，已上六十的阿嬷再显生猛本色。她在无法两全的困境下，只好让我两个姐姐失学回家干农活挣工分，并将最小的妹妹送人抱养，然后她自己每天重新去生产队出工，春耕夏种秋收、挑粪挑水挑土，干的是和年轻人一样重的农活。不仅如此，阿嬷生产队收工回来，还要操持着一大堆永远忙不完的家务活 。阿嬷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要用尽余生尚存的一点力气，来换取我们早日摆脱缺衣少食的窘迫。阿嬷就这样无日无夜地操劳，原本硬朗的腰板很快就佝偻了，没几年功夫几乎弯成了九十度，连外人看了都替她心酸。“一个歹命的大好人！”这是众人提起阿嬷时常说的一句话。阿嬷干不了粗重农活后，依旧起早贪黑，生火做饭、养猪拾草、洗洗刷刷，忙碌的身影像一只自转的陀螺，一刻也不停歇。从小到大，不管我起多早，阿嬷都已经大鼎里煮好了猪食，小鼎里煮好了饭。夜深时，我经常看见阿嬷在灶前一边下意识地切着猪菜，一边打瞌睡把头点得啄米似的……
除逢年过节，阿嬷总固执地坚持最后一个上桌吃饭的习惯，残羹冷饭随便将就，连我们掉在桌上的饭粒和剩菜，她也不肯浪费，都要夹起来吃。即便是残羹冷饭，阿嬷有时还舍不得吃饱，将我们家偶尔打牙祭时的一些干饭和鱼肉留下来，下顿再热给我们吃。印象中，阿嬷几乎没穿过新衣裳，她身上的衣服总是七拼八凑，而且总要穿到补都不能补为止。
阿嬷对自己的节俭近乎苛刻，加上日夜超负荷的操劳，迅速地衰老了，人也变得爱唠叨。阿嬷尤其见不得我们偷懒，因为对她而言，闲着不做事就是一种罪过。那段时间，年轻躁动的我烦透了阿嬷整天的喋喋不休，就经常和她顶嘴。但老实说，兄弟姐妹中，阿嬷最疼的却是我，为我付出最多。这也许是我对父母的感情相较于阿嬷，则远要轻薄的原因。没有阿嬷平时的关爱，我很可能早就失学了。上初中的时候，贫困交加的家境使我一度特别自卑，同学不屑的眼神让我抬不起头来，于是我开始厌学逃学。阿嬷发现后，就满世界地找。阿嬷每次找到我，说来说去无非是这样一句老话：“乖仔呀，做人要看土面不看人面。”虽然我当时只是不忍心看阿嬷拖着衰朽的身躯还在为我的将来忧心如焚，才最终走回课堂，但阿嬷一直苦口婆心的这句“做人要看土面不看人面”朴素土语，却在我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成了我往后直面残酷岁月的精神祖荫。
1986年，我考上外地一所学校，阿嬷也在那时病倒了。临行前，阿嬷把我叫到她的床边，拉着我的手嘱咐道：“乖仔，要好好读书，将来好好工作。你父亲已经在叫我了，阿嬷也要走了……”果然，我去外地读书不久，家里的加急电报就来了：祖母病故，速回！第二天一早，我急匆匆踏上归途。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两百多公里的路程还需要转车，又遇车子途中抛锚，等我赶到村头时，被告知阿嬷已送去墓地下葬了。我撒腿冲向墓地，但还是迟了一步，阿嬷的棺木已一半入土。霎时，我泪流满面，扑通一声双腿跪在阿嬷墓穴旁，磕头再磕头……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每个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跌宕起伏的长篇。阿嬷善良、勤劳、隐忍和顽强的活着意志，犹如一坛历久弥香的老酒，温热着我苍凉的胸膛。一位知名作家说：“……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她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沉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
阿嬷，您的孙子无以为报，只盼午夜梦回时，多叫您几声：阿——嬷！
■东山 张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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