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所周知杨绛先生在翻译上的成就更让我们钦佩。她和丈夫钱钟书先生更是被尊为“译界泰斗伉俪”。在italki上和外教上英语课的时候，有些对汉语文化非常精通的或者有强大学术背景的老师也会给我提到杨绛先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作为一名语言学习者，杨绛先生教诲了我们些什么。
精通三外，笔耕不辍
杨绛先生从48岁开始学习西班牙语。1976年翻译完成《堂吉诃德》，1978年问世。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
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以近９０高龄翻译柏拉图《斐多篇》，这篇苏格拉底赴死前与弟子探讨“灵魂”的文章寄托了她最深切的哀思。
堂吉诃德，一波三折
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每日坚持，从不间断，至1962年已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这时，她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堂吉诃德》版本开始翻译。至1966年的“文革” 初期，她已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但就在这年8月，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从此失踪。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有一天，她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如获至宝的她本想把译稿偷回家，但未能如愿，只好求人妥善保管。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一位仗义的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1972年春，杨绛从干校回京，家中房屋被人占用，他们夫妇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堂吉诃德》的。因为译文搁置多年，读来好像断了气似的，无奈只好从头再译。她趴在床前的书桌上工作，一本一本大字典只好摊放在床上，当然这次重译省力得多了。
大家人格，长者风范
杨绛先生曾对社会上一些奢靡之风感到痛心。她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1921年的文章给薛鸿时说，“ 世人皆言文明增进，生活之程度亦增高……然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当先求人格之增高，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
虚怀若谷，琢磨切磋
杨绛先生的早年翻译受到傅雷先生的鼓励，后来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外文所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董衡巽先生回忆说，他在北大读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和同学一起到朱光潜先生家去。作为年轻学生，他们总爱问一些希奇古怪的问题，譬如说“全中国英文谁最好？”、“全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光潜先生回答说，翻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散文（即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散文翻译杨绛最好。
有次，她求钱钟书帮她校对一遍，钱钟书拿了一枝铅笔，把她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说：“这些看不懂。”杨绛说：“书上就是这样说的。”但钱先生强调说：“我不懂。”杨绛明白这是她没把原文转换成能理解的中文，所以继续重译，直到钱先生点头表示看懂了，她也由此摸索到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并说：“要说我的翻译技巧，就全是从这些失败的经验中摸索出来的。”
“洋主子”尽责，对本国读者尽忠
杨绛先生常说，翻译是件苦差使，译者“一仆二主”，得同时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主子就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
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原名《托美斯河的小拉撒路》，之所以翻译成《小癞子》就是对主仆都尽了忠尽了责。《新约全书》的《路加福音》里有个癞皮化子名叫拉撒 路，后来这个名字泛指一切癞皮化子，又泛指一切贫儿乞丐；同时，汉语里的癞子也并不仅指皮肤上生有癞疮的人，而泛指一切流氓光棍，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 “癞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还有古典小说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也常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个名字 也意义相同，所以杨绛便巧妙地将书名译作了《小癞子》。
母语外语缺一不可
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 句的意义，还需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 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弦外之音，只能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 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 ，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地表达更难。
“信、达、雅”的“雅”
我 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堂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词义欠醒。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 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字” (Lemotjuste)。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 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这么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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