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晨丨《酒鄉處處見酒香》
數月前，由《小說選刊》雜誌社主辦的“讓小說走進人民”系列活動走進山西汾陽杏花村。著名作家、評論家劉醒龍、王躍文、素素、王山、王幹、杜學文、黃躍華、王國平、米米七月、楊遙、李昌鵬、蔣殊、陳佩香、李曉晨等參加採訪活動。《小說選刊》雜誌社汾酒集團創作基地掛牌成立。採風團一行蒞臨汾酒集團，煮酒論詩、共話清香、佳作迭出！今擇取其中的部分文章陸續刊出，以饗各位看官。
“三杯竹葉穿胸過，兩朵桃花飛上來”。從山西杏花村回來，這句話就一直在我心裡繞來繞去——美人小酌微醺，然後面若桃李，心旌盪漾，於人於己都是莫大的幸福。這也是我雖不勝酒力，卻也偶爾願意喝上幾杯的緣故，小酒下肚，人恰到好處的輕鬆迷離起來，再不管天高地厚、滄海桑田。
各種酒中我最少喝的是白酒，只是偶爾拗不過旁人的哄勸才勉強喝幾口打發過去，我當然品得出好酒的好，也喜歡幾口下去的迷醉，只唯獨不願忍受入口時的幹烈、灼熱和嗆辣。於是在杏花村汾酒廠，勸酒就成了一個重要主題，來到中國白酒誕生的原點，喝少了都是對祖宗和好酒的不敬，更何況滴酒不沾。
車剛進杏花村地界，一股醇厚濃郁的酒香已隨風飄來，“這空氣多少度的？”我問。“你多吸幾口，看看會不會醉”，有人打趣。同行一人直說腸胃不好，言下之意這次就不能喝了，司機不緊不慢操著一口山西普通話說，“胃不好就多喝幾杯，竹葉青包治百病。”滿座皆笑，這一車男女老少估計是都逃不掉一頓大酒了。
所謂大酒，其實一點兒也不粗暴野蠻，山西人勸酒的作風和汾酒一樣給我留下了相當文雅智慧的印象。酒杯各不相同，謎面也內有乾坤，一套仿竹葉造型的酒具四分之一關節處燒成隔斷，主人敬酒時道是“舉一反三”，一正一反喝下等於喝了五六杯,還有顛三倒四、七上八下、九九歸一、十全十美，各有各的喝法和講究，總能讓人在不動聲色、不分前後鼻音的厚道里賓主盡歡。
那日喝的是汾酒的原漿酒，是用來調製各個系列的基酒，一口下去，辣是辣，但不嗆喉嚨不刺鼻眼，中正醇香，後味回甘，立馬醍醐灌頂；又嚐了竹葉青和玫瑰汾，前者略帶中藥的苦澀，後者則滿是玫瑰的甜膩，相較而言我還是更喜原漿的口感——夠勁道，有分量，不矯情，不故作姿態，就像山西人一樣。
在當地隨便遇到的本地人溫和敦厚得幾近笨拙，在道觀裡小心用刷子撣去壁畫塵土的老人家，修復壁畫時一筆一劃都透著思量；問起杏花村講個不停的農婦，說話抑揚頓挫得有些費勁，但怎麼都要把知道的全告訴你；自辦刊物記錄縣裡歷史文化的中年男人，弄一點錢都補貼到刊物上去了，他們看起來有種古拙堅韌又真摯和善的品性，像我熟悉的山西人一樣，我以為，酒和人是相通的。
記得袁枚在《隨園食單》裡寫道，“既吃燒酒，以狠為佳，汾酒乃燒酒之至狠者”，他之所言“燒酒之至狠者”應該和我說的“有分量”大同小異，酒拼的是口感，人活一輩子要緊的也是品性和質地。
晉人傅山是山西的驕傲，幾個月前我在北京畫院的一個展覽上看到他的字畫，其人其字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傅山的字帶著濃重的晉人風骨， 在杏花村申明亭，我又看到了傅山的真跡，據說這也是杏花村最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
想當年那傅山有天喝高興了在此題了一句“得造花香”，這四個字現在刻在那兒瀟灑飄逸如飛龍在天，當地人說琢磨來琢磨去也不大明白具體所指，尤其那個“得”字更是難解其意。我想，他大約是酒至酣時被一陣清風送來的氣息所觸動，其間花香酒香難以分辨，就留下了這四個字。
同行有朋友猜測，此處的“得”念成dei，如此一來就變成了汾酒需有花的香氣的意思了，這麼說大概也通，只是今天當我觸摸到申明亭裡那眼冰涼的古井時，已經很難想象他當年帶著醉意大筆一揮時內心泛起的酒意和豪情了。而傅山當時所書的那首詩——“長夜夢不成，到處野草生。斟酒盡善村，寄意在申明”，內裡又蘊藏著多麼深的無奈和悲涼。
據說，竹葉青酒也是傅山調整配方後所得，後人評價他“學不如書，書不如畫，畫不如醫，醫不如人”，乍一聽有些莫名其妙，細一琢磨還真是內斂、精妙、實至名歸的褒獎之辭。
好吧，本來想說汾酒，可卻被傅山拐了去，實在是因為山西的文化有一種深遠厚重、不可小覷的影響力。古語有云，敬如在，禮將周，在晉人地盤上行走總有一種“敬如在”的執念——敬天地萬物，如有神在，你知曉所到之地的博大深邃，是即便一杯酒一塊磚也可述說千百年的流傳。
這裡有酒，但不只是酒。汾酒後來走遍了中國，串聯悠遠的歷史。清光緒年間，寶泉益酒坊誕生；1915年，義泉泳的落成實現了中國白酒歷史上最早的資本運營，明清時的資本主義萌芽在山西的酒坊裡獲得了新的生命。山西人以他們中正醇厚並善於謀劃的方式將汾酒打造成今天的模樣，隨汾酒一起遠播流散的還有屬於此地的晉商文化。
在汾酒博物館，“人吃一口鍋，酒釀一眼井，鋪掛一塊牌”的模式依稀可見，閻錫山的經營策略言猶在耳，新中國成立後的國宴菜單上汾酒赫然其中。更有趣的是，喝慣了紹興老酒的魯迅竟然也好這一口，甚至專門帶了學生來一嘗這北地之酒，認為“南紹北汾名不虛傳”。山西人冀貢泉在應許廣平之邀撰文回憶魯迅時提到，“魯迅雖為紹興人氏，卻獨喜喝汾酒，我多次特地把魯迅所喜歡品嚐的山西名特產杏花村汾酒贈送給他。”
當然，從這裡我讀到更多的是冀先生自己對汾酒的鐘愛之情，客人前來拜訪並贈以汾酒，主人無論如何都會有如此致意，魯迅似乎也沒有表達出幾分特別的情感，但這一段文壇往來卻平添了些許故事和趣味，也成為後人對於魯迅先生的一種想象。所以從這裡看來，一部汾酒的歷史也成為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旁證了。
道理就是這樣的。在博物館裡陳列的各種國家寶藏中，酒器絕對是不可忽視的一類。山西博物院裡那隻著名的“憤怒的小鳥”不就是青銅酒器？那尊商代鴞卣被澆鑄成兩隻貓頭鷹相背的樣子，透著典型的屬於北方的審美。
商晚期時，善飲之人就是拿起這樣的酒器對飲、吟唱、祭祀，酒神降臨的時刻，人們在艱難的勞作征戰之餘喘息片刻，載欣載奔，晉地出土的酒器想來大半都曾汾酒飄香，多少年後，“憤怒的小鳥”不知怎的被埋進土裡——那喝酒的人去了哪裡，那酒的味道又飄散至何處？
順著長廊細看，汾酒的瓶子也幾經變化，體現出那個時代的審美。記得有人還專門寫文章回憶汾酒的包裝，最惦念的竟是大約30幾年前極簡約清亮的“手榴彈”，據說這種包裝“標貼美觀如鄰家之淑女，瓶蓋之牢固、之簡潔如古宅之門鎖”。
於是，我懷著極大的熱情在那滿牆的瓶瓶罐罐中尋找“手榴彈”的影子。這樣的尋找很有意思，看每個都像，每個又都不像，只能反覆比對以求探查出蛛絲馬跡。終於還是找到了，其實也是普通的樣子，但我卻覺得收穫頗豐，大約，得到滿足的不僅是純粹的好奇，更是終於走進朋友的記憶之中的默契與慨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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