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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三月初八日，嘉慶皇帝從北京出發前往清東陵拜謁乾隆皇帝的陵寢。走到湯山行宮的時候，突然接到兵部的奏報，說“行印”丟失了。按照清朝的制度，各部都有兩枚大印。一枚稱為“堂印”，在衙門辦公時使用，一枚稱為“行印”，隨皇帝出巡時使用。兵部“行印”有調動軍隊、撤換將領、批發軍需之權，竟然丟失，嘉慶皇帝自然十分惱怒。
圖注：嘉慶皇帝畫像
據當時奏報，三月初七日兵部負責看管大印的吏員鮑幹去取“行印”時，發現印匣中並沒有行印，於是趕緊上報。兵書尚書和兵部的一干人等找一天一夜也沒找到，才不得不向皇帝報告。嘉慶皇帝立刻下令，將兵部負責看管藏印庫房的人員監押審訊，涉案官員分別降級處理，同時命莊親王綿課主審此案，大學士曹振鏞、吏部尚書英和作為副審，刑部左侍郎王鼎也全程參與。
圖注：曹振鏞畫像
四月初，嘉慶皇帝謁陵回京，此時距離案件發生已經過去約一個月，而綿課等人的審訊卻毫無頭緒。嘉慶皇帝嚴厲斥責綿課、曹振鏞、英和等人，並將他們和刑部堂官均罰俸半年，承審此案的其他人員罰俸一年。要求綿課、曹振鏞、英和等從次日起，每天必須赴刑部審案，不許拖沓懈怠。蹊蹺的是，綿課等人並沒有積極審理案件，反而於四月十七日上奏，請求對自己議處，實際上是想讓皇帝另派他人審理。
嘉慶皇帝更加生氣，再次訓斥綿課等人，將綿課、英和等先行拔去花翎，曹振鏞降為二品頂戴，王鼎降為三品頂戴，要求到五月初五日必須破案。綿課等人意識到，如果再拖延推諉，恐怕會出現更嚴重的後果，於是開始嚴加審訊。到四月二十六日，案件終於告破。
圖注：王鼎塑像
原來，兵部的“行印”早在上一年“木蘭秋獮”的時候就已經丟失。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八月二十八日，負責保管兵部“行印”的書吏俞輝庭，因在賬中熟睡，以致“行印”被人偷走。俞輝庭當時並未報告，反而給備用印匣加封，冒充真印匣。回京後，俞輝庭賄賂兵部吏員鮑幹，把備用印匣當作真印接收。兵部值班人官也沒有開匣驗視，糊里糊塗就入了庫。半年後要用行印，鮑幹又買通人員，在庫房製造一些痕跡，做成“行印”被竊的樣子。
嘉慶皇帝得知案件真相後，派人在上一年“木蘭秋獮”的路上明察暗訪，最終還是一無所獲。無奈之下，只得讓兵部重新鑄一枚“行印”，與丟失的那枚有所區別，以防造成更嚴重的後果。鑄造費用由兵部尚書和兵部侍郎承擔。兵部的官員，分別受到降級、枷號、流放等處理。
這一次兵部大印失竊案，主審官員推諉拖沓、不願擔責，涉案人員編造謊言、串通作弊。作為九五之尊的嘉慶皇帝也只能草草處理。這充分暴露了清朝官僚機器的鏽蝕程度，這個王朝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參考文獻：
卜鍵：《國之大臣 王鼎與嘉道兩朝政治》，陝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諸葛文編著：《細說清代十二朝》下，京華出版社2009年版
圖片來自網絡
歷史研習社
兵部大印分為兩種：第一是堂印，用於日常軍務處理；第二是行印，用於軍隊調動，任免將領，茲事體大。1820年，嘉慶皇帝在祭掃東陵路上，接到了大印丟失的奏本。
兵部丟失的是行印。但這個事件史料記載並不明確，而且有很多種說法。據昭璉《嘯亭雜錄》中記載，兵部大印丟失與造反起事有關：有人重金收買管大印的鮑幹，把兵部大印盜走，並相約造反，但不小心丟印案事發了，於是就編造了謊言欺騙嘉慶皇帝。
當然，這種說法頗有捕風捉影的嫌疑。首先，在清代，大印固然重要，但軍隊調動中兵部印信只是其中一個環節。其次，既然有人買通鮑幹偷竊印信，那麼為何不造反，而是事發後捏造謊言。第三，根據幾次堂審證言，前後邏輯矛盾。可見，很多人是酷刑之下的被迫招供，或給領導背鍋行為。
甚至有人說，大印丟失三年了，上次“木蘭秋彌”期間已經找不到了。很明顯，造反與大印丟失無關，沒有人會提前三年偷印，三年後再造反，這不是明顯的打草驚蛇嗎？！可見此論的荒謬性。
自然，皇帝對此震怒異常，一度罷免了一批相關人員。提審官員莊親王綿善等人，也被處罰。但最終結果是大印仍然不知去向，最後只能把曾經與大印相關的官員大面積降級，敷衍了事。軍機處與朝廷秘密組織粘杆處也明查暗訪，一無所得，只能重新鑄造了一枚印信。
嘉慶在他的視野範圍內，其實已經算是一位兢兢業業的皇帝——雖然略顯平庸。有人藉此發揮，說這證明了清代的衰落。其實，大印丟失是一個偶然事件，最多說明了兵部運作體制有漏洞，拿這旁證政治如何無能低效，是不怎麼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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