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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質上來說，嘉慶誅滅和珅，還是傳統的權力鬥爭，雖然在客觀上或許可以部分遏制當時大清官員貪腐的狂潮，但效果並不明顯。
嘉慶在即位後，的確有心扭轉清王朝國運下滑的趨勢，打出了“鹹與維新”的旗號，將那個時代常規的內政革新手段也幾乎用了個遍：比如打擊前朝權臣集團，廣開言路下詔求治國直言，為乾隆朝有冤屈的官員平反，打擊官場粉飾太平及懶政怠惰之風，崇尚節儉。那些史書上記錄的傳統治國良方，那些充滿道德主義的對策，嘉慶都在努力嘗試，試圖扭轉乾坤，創出“嘉慶盛世”。
但問題是，道理就是那些道理，如果你只是按著大道理辦，按照儒家那些道德說教辦就能治好國，那治國也太簡單了吧？
你嘉慶不去犯那些顯而易見的錯誤，節制自己的物語，這當然是對的，但這隻能保證你的天下不會發生急速的墜落，不會驟然出現民不聊生的亂世之香，想依靠這些大道理和常規手段就想再創盛世，也太想當然了。
打造盛世需要皇帝的才具。而偏偏嘉慶皇帝就是一個才具平庸的“好人”，他固然不是那種昏君更不是暴君，但你要指望嘉慶能夠以驚世之才來力挽狂瀾，就太難為嘉慶了。從個人才能上而言，嘉慶根本就是不是和康雍乾三代君主一個層次的。
面對一籌莫展的國事，嘉慶曾在避暑山莊讀到父皇生前寫的那些洋溢著盛世範的御製詩云，不禁觸景生情的寫下兩句負能量的詩句： “瞻題蘊精奧，守位重仔肩”（父親的詩真是深奧，而我這個做兒子的卻實在覺得肩上的擔子太重了！）。
除了個人才具之外，打造盛世更需要“天時”，偏偏這一點嘉慶運氣也很不好。從本質上而言，到了乾隆時代末期，盛世已經缺乏繼續運行下去的基本面了，乾隆時代人口劇增，成倍增長到了4億，人口眾多本來倒是也體現了一個時代的安穩繁盛，但大清朝缺乏足夠的土地來養活這些龐大的人口啊。在乾隆末期，即使大力鼓勵開墾荒地，但劇增的人口抵消了一切努力，據說人均土地佔有量已經達到了歷史新低，在那個農業為本的時代，沒有了土地，還談什麼盛世。
在帝制時代，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往往是充滿自然律的殘忍：大亂之後，人口大幅減少，方有下一次盛世的條件。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嘉慶能苦撐住國勢，將矛盾的爆發推遲到下一個時代，已經算是表現不錯了。個人才具的缺乏，註定了他難以找到一攬子解決的好辦法。但話說回來，這樣的局勢，拿給乾隆，他又能如何，他就一定能比嘉慶做得好很多麼？
眼睜睜的看著無法逆轉的大亂，這既算是大清朝的悲劇，也算是嘉慶個人的悲劇吧。
張明揚不說話
王朝的衰亡絕不是一個兩個人的人頭落地能左右的。道理也很簡單，百姓不關心官員政府一頓幾菜幾湯，他們追求的是自己能吃幾菜幾湯，或者起碼不捱餓。清朝後期的衰落第一是自身腐敗和外患頻仍，但最關鍵的還是當時整個民族思想意識的落後，關門過日子咱們在行，開門做生意咱不行。生意做不明白還自高自大，自然就被列強一頓抽，然後等被列強瓜分了中國，再想做生意已經來不及瞭然後就淪為人家的殖民地了。
其實清朝的皇帝還是很勤政的，但是不幸的是還在用老祖宗的東西老辦法的統治者卻趕上了日新月異 的工業革命，海外掠奪。不然就是清朝衰落也不至於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