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反对民科
我讲三个科学史上的民科故事，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牌的民科阵容：霍布斯、伏尔泰、马拉。这三个人全上过我国高中世界史课本。以下为三人合影：
这三个故事发生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百年之间，三个民科中，霍布斯和伏尔泰是哲学家、思想家，马拉是革命家，在各自领域都是颇有声望的名家，都为人类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然而三个科学的外行人一旦毫无自知之明地闯进科学界，就会对科学发展产生重大的损害。
三个故事破坏性依次递增，在霍布斯的故事里，民科研究无端地浪费了自己的大量时间精力，毫无所成；在伏尔泰的故事里，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正确的科学思想都遭到压制；在马拉的故事里，真正的科学家想仅以身免都难以做到。在此讲述，以为警戒：
1. 哲学家霍布斯：化圆为方1655年，托马斯·霍布斯与英国数学家沃利斯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
我们的高中世界史课本上，讲到启蒙时代哲学家，总会第一个介绍到霍布斯。他生于十六世纪，本哲学家出身，写出的最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是《利维坦》，那也是启蒙时代第一本影响深远的政治学巨著。十六世纪的欧洲，现代科学还在襁褓之中。哲学和科学的分界非常模糊，霍布斯游历意大利时，还与伽利略结为挚友，有了些许科学方面的兴趣。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也提及科学：“在算术方面，没有经过锻炼的人必然会出错。”然而霍布斯不顾自己的数学功底，坚持插入数学领域。四年后，1655年，霍布斯出版著作《论物体》。在争议最大的第二十章中，霍布斯宣称自己对三千年来困扰历代数学家的几何难题“化圆为方”做出了解答。他以尺规作图，将圆化作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
争论的另一方，约翰·沃利斯，是当时一流的数学家，位列牛津大学萨维尔几何学教授一职。他参与的无形学院，后来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他发明的无穷大符号和小于等于号至今仍在沿用，他对无穷小的研究事实上开创了微积分的先河。沃利斯在任53年，是任期最长的萨维尔几何学教授，如今这个职位依然存在。
沃利斯作为数学专家，当然无法忍受这种业余民科在专业领域的乱入。他直接出版了《关于霍布斯几何学问题的简洁反驳》的小册子，辩才滔滔逻辑缜密，据理力争又不乏挖苦讽刺，全面批判了霍布斯漏洞百出的论证过程。
霍布斯以无知者无畏的气质发动了反击，在后来发行的英文版中增添附录开始对骂，要给“一位几何学教授”上上课，行文完全失去了文化人的体面，连“去你们的吧”这种俚俗语言也都写进了著作本身。
通过两个世纪后德国数学家林德曼的证明，化圆为方事实上并不可能通过尺规得解，想要求得圆的面积，最靠谱的作图法还是西哲毕达哥拉斯以及东方数学家刘徽和祖冲之的割圆术。
而霍布斯当年在附录里写下的粗俗言语，在之后的很多年里都算是对霍布斯无声地嘲笑。
霍布斯此后专研几何学，在九十岁高龄还念念不忘与沃利斯辩驳争论。这场无聊的意气之争持续了二十余年，直到霍布斯于九十一岁去世，也没有人在意他的数学成就。他浪费了大量时间精力，仅有的贡献是通过喋喋不休的争吵推动了沃利斯的数学研究，为后来的微积分奠定了初步基础，等待着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到来。
莫佩尔第是法国科学家，约翰·伯努利的弟子，欧拉的师弟。1746年正式成为柏林科学院院长。当年，莫佩尔蒂当时与正与同门师弟数学家凯尼格（Samuel König）发生一段过节。凯尼格在一篇论文里质疑过莫佩尔蒂的学术成果，遭到后者打压。“欧洲的良心”伏尔泰随即为凯尼格出头，开展了针对莫佩尔蒂猛烈的抨击。
本次出头，当然不仅是因为伏尔泰的正义感驱使。此前伏尔泰和有有夫之妇爱米莉结成了情人关系，而爱米莉因工作与莫佩尔蒂接触后，对莫佩尔蒂萌生好感。现如今私怨之上，又添公仇。
伏尔泰的手段不算高明，莫佩尔蒂在此前的研究中提出过许多奇思妙想，包括炸开金字塔探索其中奥秘，向地心打孔向地层深处一探究竟，聚集一堆面粉看看上面是否会自然长出鳗鱼等等。伏尔泰以充满讽刺的语气狠狠地嘲弄着院长这些奇怪的想法。将其包装为欧洲学界的笑柄，在疾病与伏尔泰的双重打击下，莫佩尔蒂的身体迅速衰朽，1759年夏天，莫佩尔蒂病逝，柏林科学院院长至此陨落。
伏尔泰的火气还没有完全消散，在伏尔泰讽刺莫佩尔第“用面粉生产鳗鱼”的可笑之时，另一位生物学家尼达姆被伏尔泰顺手一击，无端中枪。
英国人约翰•尼达姆比伏尔泰年轻十五岁，在微生物研究领域颇有所长，“以面粉生产鳗鱼”一说事实上出自尼达姆的首创。
科学界票友伏尔泰无意之间就此乱入了当时生物领域“渐成论”与“预成论”两大阵营的对战，在十八世纪，在哲学领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的发问引爆了生物学领域“渐成论”与“预成论”两大派系的争执。——生命从何而来？是自然界的自然孕育，还是真如《圣经》所言出自造物主的创造？
“预成论”认为，从上帝造物的一刹那起，便已经创造了全部当时以及未来在地球上出现的生物。每一个器官都预先成型，只是极其微小，在后来的发育中按比例放大而成熟。人的生殖细胞中各个胚胎层层嵌套，每一个胚胎发育成人之后，又在生育年龄激活肚子里的下一级胚胎成为子辈。换而言之，如果有人找到在伊甸园里首次偷食禁果的亚当令夏娃受孕的第一颗精细胞，用显微镜去观察，他可以看到层层包含之下的全部人类未来的模样。这样的观点在我们今日看来荒谬之至，在当时却风靡一时。
“渐成论”则又称“自然发生论”（abiogenesis），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居民发现尼罗河泛滥之后，潮湿的土地上遍布蹦跳的青蛙，便认为湿润的土壤自然可以长出青蛙；而欧洲的农夫发现将粮食储存进粮仓后会滋生鼠患，便以为潮湿的粮食自然可以变成老鼠。到了莫佩尔第与尼达姆这一代，人们知道大型动物不会自然产生，但相信微生物可以无中生有。
尼达姆以实验进行论证。他把煮沸杀菌的羊肉汁放入消过毒的玻璃烧瓶，用软木塞塞住密封，结果数日后羊肉汤中蠕动着大量微生物。他把这些生物描述为细小的鳗鱼，也正是这一点引来了伏尔泰的攻击。这些结果直接宣告了生命似可从非生命物质中诞生。
伏尔泰作为“预成说”的信徒，生物学造诣平平，只能通过抹黑尼达姆的名声来达成目的，他先是在作品中把后者歪曲成用羊肉汁和腐烂小麦生产“鳗鱼”的可怕怪人，又说尼达姆是同性恋者，并诬指尼达姆是爱尔兰人，又信仰耶稣会——在当时的法国，爱尔兰人、耶稣会会士、同性恋者全都不受社会欢迎。
尼达姆则不落下风，列举伏尔泰的风流韵事讽刺，还说伏尔泰和他外甥女有着暧昧关系，连伏尔泰牙齿脱落，罗圈腿的生理缺陷也被提上台面。
最后这场闹剧以伏尔泰更胜一筹的手段告终，尼达姆因信仰耶稣会和欺诈双重罪名被一度投入监狱，他的著作也登上了天主教的禁书名录。伏尔泰领导预成论扳回局面。
科学议题的争端终归要回归科学领域，在尼达姆实验二十年后，生物学家拉扎罗•斯帕兰札尼（Lazzaro Spallanzani）解决了这一争端。
1765年，斯帕兰札尼重复了尼达姆的实验。他发现，尼达姆实验中最大的漏洞在于消毒不够彻底，只要将肉汤及器皿煮沸超过45分钟彻底消毒，再把尼达姆不靠谱的软木塞改为用融化的玻璃封锁瓶口，则瓶中再也不会有所谓“鳗鱼”出现，微生物根本不可能从无到有。
预成论就此翻盘成功，伏尔泰向斯帕兰札尼专程发函以为祝贺。他们更加坚信，人类现在所处的世界与上帝创造之时全然相同。当时，科学家已经在阿尔卑斯山上发现了海洋生物化石，而伏尔泰宣称，那不过是过路的旅人吃剩的鱼骨。预成论再下一城，神创论宣告获胜。
这一场争论复杂微妙，预成论者使用正确的实验现象支持了错误的神创观点，尼达姆们支持学说无误却选错了实验。这是宗教神学对科学的又一次漂亮压制，生物学发展的步伐就此大大拖缓。渐成论则要等到进化论、胚胎学甚至DNA理论提出之后，才会重归应有的历史地位。
3. 人民之友让·保尔·马拉：《关于火质的研究》1779年，巴黎皇家科学院迎来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医生。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作为深受启蒙思想熏陶的法医，他也热衷业余科研。这一次，这位业余研究的学者带来了自己最得意的几篇论文，在科学院进行展示，希望以此进入主流学界，就此开始学术路途。
马拉的论文研究极广，表现出了标准的民科特色。他的论文同时涉猎火、热、光、电四大板块，当时富兰克林研究电、拉瓦锡研究火和热，早先的牛顿研究光，即使这些大宗师也没有哪一位敢同时涉猎火、热、光、电四大领域，而马拉却不以为意。他最得意的一篇作品为《关于火质的研究》，认为火是一种实体，有着某种叫做火质的东西。
且不说“火质”本身只不过是当时主流学说“热质说”重新包装的产物，根本不是马拉首创。其次，即使是主流的热质说，当时也已经在拉瓦锡对燃烧现象的研究中摇摇欲坠。
这样的民科观点当然没有得到科学院的认可，马拉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论文中甚至连牛顿的著作也不尊重。作为燃烧现象的学术权威拉瓦锡，负责马拉的论文评审，他第一时间给予了糟糕的评价，科学院也拒绝出版马拉的作品，大门在马拉身后砰然关闭。马拉带着愤愤不平离开学院，十年之后，马拉投身政界，成为了法国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
他创建了巴黎最负盛名的报纸《人民之友》。作为雅各宾派领袖，他的观点激进而嗜血，在他广为传播的宣传册里，他向敌人悍然宣战：“砍掉五六百颗头颅，来确保人民的安眠、自由、以及幸福。”
怀恨在心的马拉终于得以腾出手来料理当年和拉瓦锡的旧怨，他在《人民之友》上公开把拉瓦锡塑造成人民公敌，他宣称要“公开揭发这个冒充内行”的拉瓦锡先生，在他笔下，拉瓦锡在包税公司、火药管理局和科学院成员的每一个公职都是在侵夺人民的财富。在马拉的檄文里，他以“愿上帝把他吊死在街灯柱上”作为结语。
为求自保，拉瓦锡公开辞去了包括在贴现银行和包税公司在内的四个公职的薪水，然而报纸用更加辛辣的语气嘲讽了他，说若是出任公职的这些富人连薪水都可以不要，那么穷人就更没法做官。时局不断收紧，拉瓦锡的小心谨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的的寓所很快遭到搜查，文件均被封禁，最终被投入牢狱。
他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匆匆审理之后，被当场宣判死刑，翌日执行。羁押期间多位学者冒着生命危险向当局求情，被一一驳回。他的学生闯入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会场，为老师请愿。激昂的陈词回荡在宽阔的大厅里，无人敢于应声，主席台上，马拉的继任、雅各宾首领罗伯茨比尔沉默地安坐，未置一词。
安托万·洛朗·拉瓦锡最终于1794年5月被送上断头台，享年五十岁。引用一句科学院同僚拉格朗日对此事的评价：“砍下这颗头颅只要一瞬间，可长出这么一颗却需要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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