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動不動就辭官回鄉,靠什麼生活?

鄉野趣談

首先要明白一個事實,當官的不會動不動就辭官回鄉。因為這樣會對他的仕途有影響,人走茶涼是常態。

如果一個人長期不在官場,慢慢就會有新勢力出來。過去的關係就會慢慢淡化,當你再回到官場的時候發現官場已不是那個官場,後臺也不是那個後臺了。

當然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官員會辭職還鄉。這種現象是存在的,因為當官基本上是賠錢的。皇帝給發的俸祿非常低,並且只發給正職官員。大量的吏員必須有正職官員來供養,否則就沒人幹活。

在歷史上碰到一下幾種情況,官員會辭職回鄉。

第一種情況,父母死了。按照儒家思想要求,必須以孝道治天下。父母死了,就要回家守孝三年。

第二種情況,大臣給皇帝提建議,被皇帝駁回。大臣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於是大臣們就回家了,不跟你玩了。

第三種情況,官場超級黑暗,一些正直的官員不願意同流合汙。官員們又擔心被其他勢力打壓,會有其他不好的後果,最終選擇辭職還鄉。

回到題目上,如果辭職還鄉,他能靠什麼吃飯?

上邊已經說了,當官如果不貪汙的話,根本賺不到什麼錢,說不定還要往裡面貼錢。所以不能說當官才有飯吃,畢竟天底下當官的人是少數,其他人也沒餓死。

另一方面,在中國歷史上,生產力低下,很多人都吃不飽飯,更不要說讀書。甚至一些中等收入的人,也讀不起書。在中國古代讀書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除非是名門望族,當地的權貴才讀得起書。只有讀得起書,才有可能做官,也就是說,當官的人都是有錢人。

既然當官的人都是有錢人,自然也就會有飯吃。家中差不多都有花不完的錢和種不完的地,大量的房產。

況且敢辭職還鄉的的官員,大部分心中還是有底氣的,要不然怎麼敢辭官呢!


新知傳習閣

這個問題是偽問題,根本不能成立。總體來說,所謂古代官員動不動就辭官回鄉,都是憑空臆想,就算有一些,也是很少的。絕大部分情況下,官員們都是捨不得辭官,因為在古代很長一段時間內,官員退休之後滾回家鄉,都是沒有退休金的,除非皇帝專門下詔給予優待,才會特別發放一段時間的退休金(終身發放的情況當然也有)。所以,只要不是跟錢有仇,誰肯辭官,喪失一大筆收入呢?當然,在古代早期,有些高官被封為列侯,保有封地,封地的百姓按時給他們納稅,也算是有固定豐厚的收入,這些收入比當官的薪水還高得多,但是,除了吃飽喝足,人大多有權力慾望。做官時可以坐堂、撒籤、打人,可以武斷鄉曲,魚肉鄉民,退休了在家,則除了打自己幾個奴僕,沒有權力打更多的人,遠沒有當官時的威風。在這種情況下,誰願意棄官不做?春秋時候,有個魯國國君非常老實地承認:“當國君也沒有什麼快樂的,唯一快樂的就是,說一句話,沒有人敢隨便不聽。”所以,這種快樂還是很厲害的,大多數人,是不會主動辭官不做的。當然,我們也不可否定,古代有不少官員,骨子裡是文學家、藝術家、學者,他們確實不很愛做官,比如陶淵明、嵇康、李密、袁枚等等等等,但這樣的人是非常少的,不可當成常態。


梁惠王

古代農耕社會,人們發家致富的途徑實在單一得很,既非商品經濟社會,商人自是不多的,故他們要麼務農,要麼當官。而務農在“苛政猛於虎”的殘酷政策之下,溫飽都難,致富根本就不可能,因此,要致富,須當官,成了當時的主流。然而,在古代也有很多人動不動就辭官,他們辭官之後,難道再次由官員變成農民,不是以最快的速度返貧麼,那他們靠什麼生活呢?

其實,這個結論,是因為我們被“辭官”二字誤導了而已,因為辭官並不簡單的由官員變農民,其中有很多其他因素,使辭職的官員不會瞬間一貧如洗,並不會瞬間從寶貴之家失落至赤貧之地的。

一、家財殷實。大家知道,古代讀書人大多是有殷實的家境的,一般貧苦農民家庭出身的人,鑑於養家餬口的艱辛,大多是沒有餘力或餘財送孩子讀書,傾家蕩產支持孩子走科舉道路的。有此貧苦家庭,哪怕真的傾家蕩產,也籌集不了讓孩子十年寒窗、進京趕考的資費的,古代金榜題名的人,極少是真正的窮人家出身的。比如,那些曾經以苦讀感動過我們的人,翻翻他們的家庭介紹,就會知道並非沒有來頭。比如,以“劃粥斷齏”苦讀出名的范仲淹,他雖然讀書時,每天的飲食僅僅只有一碗稀粥,但他的親生父親是節度掌書記,繼父是縣令,而那位“以荻畫地”苦讀的歐陽修,其父也是軍事推官。他們都是官宦子弟,而古代的官宦,家裡都是有餘財、有田產的,一旦辭官,回來不至於返貧。

二、辭官卻保留待遇。古代所謂辭官,其實還有一種是辭去現職,保留待遇。比如,某高官因故向皇帝辭官,皇帝應允了,往往只是去掉現任要職,皇帝同時還會給他掛一個不那麼重要的宮觀職務,有待遇,但不用管事,時謂“奉祠”。比如南宋朱熹,歷任著作郎、吏部郎、知南康軍、提典江西刑獄公事、秘閣修撰等職,卻因不滿朝廷投降乞和政策,老在皇帝宋孝宗面前提出辭官,有一次宋孝宗不高興了,便對朱熹說“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處清要,就是讓他“奉祠”之意,雖然不在高位,但待遇還是相當優厚的,不至於讓朱熹生計沒了著落。

三、本身就是大地主。古代很多辭官的人,大都是在朝做官很多年,因皇帝的政策與自己的想法有較大差距,生氣而辭官。這些人通過多年的官宦經歷,積累了大量的田產和資財,即便全身而退,也是一個資財豐厚的大地主,小小生計更不成問題。比如司馬光,他在熙寧年間,因為不滿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變法,在仕途高峰和盛年之時,就辭官到洛陽,半退半隱。他退隱期間,除了寫他的《資治通鑑》之外,經常與富弼、韓琦這些退休宰相在一起聚飲,一個窮漢是沒有機會與老宰相們在一起交往喝酒的。而且,司馬光還與這些人一起,給當時的學者邵雍建了一座面積碩大的莊園,莊園內小橋流水,田連阡陌,單住房就有三十多間。本身沒有豐厚資財的人,是不可能為別人建別墅的。

所以,這些人辭官十次、二十次、上百次,在衣食上來說,依然滋潤,並無人們所想像的生計之憂,真正憂生計的,還是那些出身貧寒之家的貧困農民,生下貧困,永遠貧困,開始即決定結局,如是而已。


帝國的臉譜

官員辭官回鄉,也要分主動的和被動的,大多數不作死的話,生活還是有保證的。

辭官的原因各有不同:

父母去世,官員丁憂,需要三年守孝,主動回家;

官場不好混,才華不得發揮,參考李白,來場大唐全國遊;

在歸隱和做官之間來回猶豫,例如陶淵明,最後回家種豆南山下;

父母在,不遠遊,如包拯辭職不當縣令,回家照顧父母了;

犯錯了,罷免了,給個面子,辭職回家,比如韓愈,以後還啟用的;

再比如,花木蘭辭官回家,因為戰爭打完了,女子身份被發現。帶著大筆賞賜回家了。



一般能做官的,家境都不錯,畢竟讀書是件特別花錢的事情。即使家裡差,考上秀才了,家裡可以免稅一定數目,一步步往上考,收益更多,比如范進中舉了,商人官紳立馬送來各種財物。

辭官回鄉的官員,土地是第一位的,大部分都會從置地開始,這也是老習慣,在田地上經營,地主官紳是不錯的選擇。

還有一部分是二代,不愁吃喝,比如陶淵明家世不錯,李白和包拯家的父親都做過官,有家業在,不愁生活。

還有一批迴家榮養的,皇帝也會給一些賞賜,本地的商人等也會有孝敬。寫字作畫不錯的,賺錢是大大的。

只要官員本身不是太糟糕,一般是不愁吃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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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看朝代和個人,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官員有不同的活法。在秦漢時期官員們還有爵位,高等級的爵位有驚人的經濟收益。秦始皇的“老爹”呂不韋在辭官後還有侯爺爵位,還有洛陽10萬戶的賦稅收益,也就是享受整個洛陽地區的全部財政收入。

蕭何除了丞相的萬石收入,還有一萬五千戶的賦稅收益,即使辭官也是頂級富豪。漢代的張安世先後被封1萬多戶,年入是1000多萬錢。這些都是頂級官員的標配,一般官員的爵位只能免役,這已經是很實惠的特權了,在別人家族被勞役、兵役折騰的青黃不接時,這些官員的家族就可以擴大再生產,處於競爭優勢地位。

在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官員還有永業田收入,“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或散官五品以上,按等級分授永業田,子孫世襲,皆免課役”,只要官當的大,有政府給的幾千畝地當鐵飯碗。在宋朝官員退休後還有豐厚的退休金,高官撂挑子後兩宋朝廷都會給他們加行政級別,多給退休金。

元朝皇帝其實比趙家人還大方,元朝財政收入的近四分之一都是交給宗親、功臣分配的,元朝皇帝每年的賞賜佔到全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到七分之一,最多時全年財政收入的近四成都歸了宗親、大臣們了。元朝高官退休時一般都佔有了大量土地,元朝法律只管收稅,並不在意小民死活,所以他們在地方上自由的很。

明朝官員的一大經濟特權是免稅,他們在故鄉的家人濫用這種職權,大肆收納“投充”產業。明朝政府稅收每畝一兩,他們收取“投充”人每畝七八分銀子就有大量人攜帶產業投奔,這是明朝士紳的“合法”收入。徐階家族就靠著這種方式弄到了幾十萬畝上海的地產,而徐階壓根就沒有貪腐的名聲。清代官員有“火耗”等合法的灰色收入,退休後也不愁。

(清官徐階家有幾十萬畝土地)

這些都使用於歷代廳級以上的實缺幹部,歷代還是有大量的苦逼公務員。這些高級官員最大的實權在於資源分配和免稅等經濟特權以及積累的關係網,所以他們有的是退休後“悠哉”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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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是古代大多數人的夢想,即便到了現在,也仍舊有相當一部分人具有官僚主義,比如,一個小鄉鎮的公務員在一些中年人看來,就比得過一個上市公司的經理,這是一種十分扭曲的思維。

古代科舉是文人成才的唯一方式,尤其是寒門弟子,這也與中國古代重官、農,輕商、藝有關,寒門弟子不當官,就種地。而大多數人在千辛萬苦過了獨木橋,求得一官半職之後,是不會主動辭官的。他們千辛萬苦過來的目的就是當官,怎麼會輕易放棄。



春秋時期的介之推,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年輕時幫助重耳成功上位,在重耳功成名就後介之推選擇歸隱山林,靠與母親一起種地為生,但是重耳知道後,專門去找他,誰知介之推根本不想見他,無奈之下,重耳燒了山,想引出介之推,沒想到,一把火把他們母子燒死了,國君十分後悔,於是把放火燒山這一天定為“寒食”,舉國不能動煙火。


還有一個人,那就是陶淵明,陶淵明本身就是晉朝的名門之後,雖然家道中落,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即使陶淵明很窮,他家還有僕人。入朝為官的他,工作很不順心,於是乾脆辭官回去採菊東籬下了。當然,採菊只不過是他的業餘愛好,他認識許多名人,幾幅畫,幾首詩就夠他吃一陣子了,何況,他雖窮,卻也本來就不愁吃喝,不必為生活奔波。


歷史密探

你想知道人家是怎麼過的,有詩為證: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暖暖遠人林,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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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怎麼說呢,生活一定要靠當官來保證嗎?辭官回鄉,從此過上普通人家的生活,那生活照樣是可以保證的,只不過可能生活質量不似從前罷了。

一、

首先說明一點,古代官員動不動就辭官回鄉,這只是極少數。因為當官有權力啊,有國家俸祿啊。不然為什麼十年寒窗苦讀?還不是等待金榜題名那一刻?


二、

雖說辭官回鄉的少,但也是存在的。官場不順,得不到重用,心灰意冷、亦或是厭倦了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再或是滿腹聖賢書,不甘於一幫銅臭共事的清高自傲。

總而言之,辭官的理由千差萬別,但結果都是一個,老子不幹了。無論是回鄉,或者是歸隱山林,再不濟來個四處漂泊,遊遍祖國大好河山,抒發心中的豪情,那也是人生一大樂事。

三、

回鄉,因為有當官的背景,地位自然比街坊鄰居要高,也會受到鄉里人的擁戴。倘若心境夠平靜,種他個二畝田地,養幾頭雞鴨羊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倒也活得瀟灑。雖說日子不算富裕,但生活卻也足夠了。

最後送上陶淵明的一首詩,來結束筆者的問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淵明《飲酒·其五》

奇點歷史

古代官員並不是動不動就辭官回鄉

中國古代是一個很長的時間跨度,就從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到清朝溥儀遜位也有兩千多年。

中間更是跨越了很多朝代,每一個朝代的官場生態都不一樣,比如在清朝,動不動就辭官的,縱橫估計他離掉腦袋就不遠了!

因為清朝是到六十歲才允許退休,即使是到了六十歲,也要向朝廷上書,請辭,說一些當今皇上聖明,千古一帝,然而自己歲數大了,身體也不太好,想要回家享受天倫之樂。這樣,皇帝開恩,官員才能告老還鄉!

當然,在清朝之前,比如宋、明兩朝,比較重孝道,如果官員父母去世,這個就要守孝三年,一般官員都會主動辭官回鄉,到後來甚至演變成,父母去世,官員不請辭反而給人落下話柄。比如明朝的輔臣,張居正,就因為這事,後來還被人彈劾過。

宋朝的時候還鼓勵那些歲數大的官員辭職,比如趙匡胤為了解除武將和削弱相權,甚至還來了一次“杯酒釋兵權”。像宋朝著名的大臣兼文學家的王安石,因為主持變法,最高官至宰相,後來變法失敗,心灰意冷,託病請求辭職,當然,官員裡面真正敢稱得上是多次請辭的,估計也就是王安石了。

讀書人的夢想其實就是當官,怎麼會輕易辭官呢?

唐朝李白“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其實李白一輩子都想當官,結果總是鬱郁不得志,李白可能因為已經成名,所以沒有參加科舉(考不上的話,太磕磣,也可能是因為什麼原因不能考)。

另外一個鬱郁不得志的名人是宋朝的蘇軾,蘇軾其實也想當官,因為蘇軾和王安石政見不和,也是一貶再貶。好不容易熬到王安石倒了,司馬光這些保守派起來了,結果蘇軾因為替王安石的變法說了幾句話,結果又被一貶再貶。

讀書人的夢想,就是當官,根本不可能動不動就辭官,動不動就辭官的,那是電視劇裡面演的!

讀書人其實就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十年寒窗苦讀,一朝金榜題名”“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後的目的無非就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他們為了當官付出多少,如果不是因為一些外在的因素,怎麼會去辭官。

辭職的官員或者退休的官員,不當官的話,靠什麼生活?

在我國古代,能讀起書的,首先就是有錢人,能夠參加科舉的家庭條件肯定不會差,古代參加科舉首先要不是賤民不是奴隸,得有人身自由,一般還需要人舉薦,這個我估計沒有一定身份地位或者花錢,也沒人舉薦你。

所以,有錢人不一定讀書(隋唐時期的商人參加不了科舉),但是能讀起書的,差不多都是有錢人。

當然,我說的這個有錢不一定就是真金白銀,而是那種地主豪紳,在我國古代,只有四種職業“士農工商”,工商都排在後面,社會地位低,而士其實不單單是官員,更是大地主,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

在《紅樓夢》中對明清的社會生活有一定的瞭解,賈政本身就是一個小官,每個月的俸祿其實也不多,而榮國公府那麼大一家子,還要奢靡的生活,俸祿是絕對養活不了的。他們家的來源,明面上是靠收租,實際則是靠王熙鳳放高利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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