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二三事
文/刘文华
母亲不识字，连自己的姓名也不会写。父亲当大队书记，办扫盲班，母亲想参加，父亲不同意。扫盲班就办在我们小学，三间教室，三位老师，一位是苏南下放知青，两位是高中刚毕业的代课生。扫盲班都是晚上上课，社员们每人自带马灯，人满为患，把三间教室要挤爆了，很多人就坐在教室外面的地上听课。报不上名的社员向父亲抗议，父亲答复说，等下期，等下期。大队书记不能搞特殊，就让母亲带头把名额让给别的社员，母亲默不作声。
我那时读三年级，认识一些字，就对母亲说:扫盲班报不上，我教你识字。母亲先一愣，后笑着说:我儿子有出息了，能教妈妈识字了。我就这么一说，并没有当真，说过也就忘了。
每天早上六点，母亲把我叫起来，热腾腾的稀饭，滚烫的烤红薯，一碟咸菜或萝卜干，让我吃饱了上学校。上学母亲不送，我自己步行。家离学校不远，不到三里路，步行也就十几分钟。晚上放学回来，依然是热腾腾的稀饭，有时有面皮或水饼，有时还有咸鸭蛋、煮鸡蛋。母亲一丝不苟，粗茶淡饭也准备得很妥帖。我吃过晚饭，就在煤油灯下做作业。作业不多，时间不长，我就做完睡觉了。
一天晚上，母亲说要陪我做作业。我有点意外，以前做作业，母亲从没陪过。我在煤油灯下写字，母亲就在一旁守着，手里还拿个小本本。我做完作业，想睡觉了。母亲还拿着小本本，像个小学生，怯生生对我说:儿子，你说教我识字，今晚行吗？我把这话已经忘了，母亲突然提出，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再看看母亲手中的小本本，是用父亲作废的文件纸的反面，自己用针线装订成的。我对母亲说，今晚我想睡觉了，明天晚上教你吧。
就这样，我教母亲识字的承诺一拖再拖，母亲见我没有教她意思，也就不再提及。后来，我书越读越多，学校也离家越来越远，直到在县城分配工作，我也没有教母亲识一个字。母亲去世，我整理遗物。当年母亲让我教她识字的小本本，还静静躺在小箱子里。小本本已经发黄，装订的棉线已经断落。我将小本本捧在手上，母亲那晚让我教她识字的怯生生的形象，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母亲六十多岁时，开始抽烟。我问母亲，这么大年纪怎么学上抽烟的？母亲说，年纪大了，农活干不动了，闲下来心里发慌，抽烟解解闷。于是，每年春节，我都买几条硬中华回去。母亲见我带香烟给她，喜出望外。她把我买的香烟藏在柜子里，并不拆封，继续抽自己随身带的低价香烟。我说:“妈，抽烟对身体不好，还是少抽一点，抽好一些的。”妈说:“妈妈想你的时候，才抽你买的烟。”我以为妈妈说的是玩笑话，并没有太当回事。
春节后时间不长，清明节，我又回去，看妈妈抽的还是那个低价香烟，就问:“怎么不抽我买的香烟？最近没有想我？”妈妈沉默。烧过纸钱，吃过午饭，我乘车回去，在公路边的商店等车。店老板和我同学，我边等车边与他闲聊，谈到了我母亲。店老板说，你妈身体不错，就是太节省、太抠门。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她经常拿硬中华到我店里来换低价烟，你妈虽然不识字，但算账精，一条能换几条，清清楚楚，我一点也揩不到油。听了店老板的玩笑话，我一点也笑不出来，眼睛一阵酸楚，所有的话都哽咽在喉。
95年，我装了一部住宅电话，不久，父亲在老家也装了一部电话，原以为有了电话，会经常与父母通话，嘘寒问暖，情况却并非如此。我很少主动打电话问候父母，基本都是父母打给我。父母电话过来，我接电话，也聊不了几句，无非问我最近忙不忙，家里怎样，孩子学习怎样，每一次都重复类似的内容。我这头支支吾吾，哼哼哈哈，没有太多的话。父母就挂了电话，后来，来电越来越少。
一天上午，我在会议室开会，办公室同事过来说，我邻居有急事电话找你。邻居能有什么急事？我回到办公室，邻居在电话里说，你母亲来了，现在正在我家里等你，好像很着急。我请假赶了回去，在邻居家见到母亲。母亲手里拎着篮子，一脸焦急的神色。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反问我，你没事吧？我说，我能有什么事？我很好啊。母亲这才叹了一口气，放下心来。
我把母亲带回家。母亲说，你平时不打电话回去，我和你爸白天打你家电话，没人接，晚上又打不进，你父亲很不放心，天天催我来看看，你没事就好，我们就放心了。母亲还带来了鸡蛋和炒瓜子，乘汽车挤坏了几个，把篮子都弄脏了。母亲把鸡蛋一个个从篮子拾到盘子里，洗净了放到我的冰箱。我知道母亲喜欢吃红烧肉，就到菜市场买了二斤五花肉，亲自下厨，烧给母亲吃。母亲那天特别高兴，我们边吃边谈。我感到，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和母亲说过这么多话。
刘文华，男，法律硕士，律师，英语翻译，盐城市诗词协会会员，当代诗刊特约评论员，现代新派诗刊华东区编委，在太湖诗刊、首都文学、蓝天文苑、长江诗歌、现代新派诗刊、当代诗刊、陕北诗刊、边塞诗刊、地狱天堂诗刊、仲夏诗刊、蓝星诗刊、甘肃文学诗刊、桃源诗刊、海诗刊、崂山文学、北极光文学、沿海文学、散文网、新锐散文等发表诗歌、散文，代表作《与你携手》获陕北诗刊十人诗选诗赛最佳实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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