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小站稻
“而今盘中小站稻，岂知当年发展史”。小站稻的发展是经过几度沧桑和后来南移定位而发展起来的。明代末年，大科学家徐光启等人的科学培育和清代光绪年间提督周盛传大兴水利，后来逐年经过广大农民群众不断筛选，反复实验才发展到今天。但愿您吃到小站稻别忘了当年创始人。这段历史资料，是学生从津南文艺档案馆搜集来的。
世界植稻，中国为先。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培植稻谷的国家。有据可考的实物例证，可追溯到七仟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碳化稻粒。在气候比较寒冷的华北地区，稻谷的种植较晚，不过就天津市而言，种植水稻依然有着古老的历史。
明朝末年的巡抚汪应蛟、御使左光斗、科学家徐光启以及清朝时期的总兵兰理、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都先后在小站以北，海河河畔的葛沽、双港、白塘口一带屯垦荒原，栽种水稻，并有所成效。特别是科学家徐光启当年四下南郊，先沿海河踏堪荒地直到葛沽，经三年科学实验，由颗粒无收发展到每亩净收米一石五斗，直至第三年大获其利。后来，因排灌不力或因水患频繁、或因主办人调离、或因经验技术的不足，以至时屯时废，仅有极少数围田（如葛沽）保留下来。并经过劳动人民的多年实践经验培育良种，俗称葛沽稻。这葛沽稻稻粒长，称之为细腰米。至清中叶几乎与南方的良种“白玉塘”齐名。又因其饭熟之后香气浓郁，被誉为香粳。这实际上就是后来著名的小站稻的前身。葛沽稻延续到了近代，劳动人民在前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筛选良种，同时水稻垦区由葛沽、咸水沽逐渐南移，终于在小站地区得到了稳固的发展和提高。
津门小站位于天津市东南七十里处，东濒渤海，古为退海之地。二百多年前的小站地区是一片盐碱荒野、沼泽遍地，芦苇丛生，地旷民稀，荒凉偏僻。直到光绪年间淮军盛字营部屯兵小站，开挖引河，大兴水利，充分利用海河水源与南运河水源垦田植稻，并招民领种水稻建立村镇，由此小站地区才得到正式开发。特别是以盛字营所部淮军作为主力，开通了马厂减河，引来了南运河水，致使小站地区得以去碱留淤，渐成沃壤。南运河水又黄又浑浊，但味极甘甜，即可食用又宜灌田，其水质远远超过因潮汐倒灌而发咸的海河水。尤其是它又汇入有石水斗泥之称的漳河浊流，从上游黄土高原随水夹带而来大量泥沙，灌溉之后不仅冲涤了小站地区粘性盐渍土质中的盐卤，而且又等于上了一层含有大量氮磷钾的棕红色肥料，所以极宜稻谷种植。对这得天独厚的运河水至今小站地区人民仍有口皆碑，称之为
御河水。运河水育出的优良品种的粳稻，较之原葛沽稻在米质上更别具特色，其米晶莹透明如玉似冰，蒸熟之后银珠粒粒，芬芳四溢满院飘香。被誉为小站稻，成为天津农业的传统产品。后人有诗赞：“银芳香稻传千里，水源三百是宝珠。”由于小站稻闻名遐迩久负盛名，以至北方不分品种的粳稻，也习惯地称之谓小站稻。而小站稻种植自光绪初年算起，至今不过百年历史。所谓小站地区即是以小站为中心，东至杨家岑子、邓家岑子，北至葛沽、咸水沽以南，西至杨松口韩姓碱场（今西正河），南至港边潦水套，（亦称老鼠套，今名为坨字地），这一方圆百里地区。
小站位于津静之交，南洼水乡之中，又地处津沽之间，北接天津卫所，东濒大沽要塞，南抵岐口海港，可谓津城东南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加之土地空旷平坦，人烟稀少，多为荒野，便于开拓规划管理，所以宜于屯垦。特别是在此设防驻军又可与新城遥连一片，以张远势，有利于海防。所以在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提督周盛传奉旨屯兵植稻于小站，称为盛军。周盛传部大兴水利，大力栽培小站稻的丰功伟绩使后人世难忘怀。至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小站一带经过盛军与乡民数年辛勤劳动，垦田熟田，总数已达到六万余亩，亩产水稻近三百斤。一八九六年，清廷在小站设立营田管理局，接管小站地区拓植稻田事务。并招来附近乡民及遣散士兵继续种植并有扩展。
小站稻发展到现代，有三件事应着重提及。
一是张学良在津期间（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交谊很深，对南大教育多有赞助。当张学良之弟张学铭任天津市长时，（一九三零年）天津警备司令部营田管房管理局，曾将小站稻田赠送给天津南开大学做为校产，直至七七事变为日寇霸占为止。南开大学为屯专设校田管理处，征收地租作为教育辅助费。小站人民通过小站稻的生产曾为发展天津高等教育事业做出具体的贡献。
其二，是七七事变后日寇铁蹄踏入小站，他们不但肆无忌惮烧杀，而且疯狂地掠夺小站稻，给小站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日寇沿渤海湾建立了侵华军粮基地，小站就是其中之一。侵略军先后在小站建立米谷统制会，成立军垦公司，掠夺民田，垄断小站稻的生产、销售。并低于玉米、高粱价格强行收购农民生产的全部稻谷，任何藏匿贩运乃至食用，均定为弥天大罪，招致杀身大祸。他们猖狂地叫嚣：“谁吃一粒稻米，就要吃一粒子弹”。因此家败人亡者大有人在。例如：咸水沽农民李家聚到小站贩运稻米，不幸被日寇勤政队捉住。日寇为杀一儆百，在小站街小红楼对面减河岸上设下刑场，先放出两条狼狗对李家聚疯狂撕咬，被咬的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李家聚疼痛难忍跳入河中，又被日寇拖上岸来用刺刀挑死。被驱赶来看行刑的人们无不气愤填膺。稻农吃稻米何罪之有？贩运稻米又犯哪家王法？这本是普通百姓天经地义的权利！又为何导致杀身之祸？但是在那旧中国，在那些豺狼成性的侵略者看来，中国人民只不过是任人宰割的牛羊。谁想到，祖辈们历尽千辛万苦培植出来的小站稻竟成了日寇凌辱残害小站人民的口实，这是历史上多么不幸的时代啊！
其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小站人民获得彻底解放，昔日的奴隶成为国家的主人。无论是政治、经济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建立了合作农场，并专门派人从事研究小站稻的科学种植工作，大力宣传普及先进耕作与施肥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实行电化排灌，从而使小站稻大为发展。平均每亩产量由解放前的四百五十斤，到一九五三年迅速提高到七百斤。此后，无论是播种面积还是单产、总产量均成倍提高两至三倍，大大超过解放前的水平。上亿斤的小站稻商品粮从这里车载船运至四面八方，行销海内外。小站稻的高潮迭起进入黄金时代。直到文革前夕，真是“五谷丰登从人愿，收得家家喜气洋”。处于鱼米之乡的小站农民生活水平并不低于当时的城市居民。回顾历史，首先奠基于盛军的屯垦周盛传部，周武壮公周盛传能在这块不毛之地开发科学植稻，精心测搞水利工程与海防军建设的丰功伟绩，实乃利国利民之举，致使天津九百万人民永世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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