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說，潮汕人在家是蟲，出門是龍。確實，外出打拼的潮汕人，出了不少的企業家。比如說大家所熟知的華人首富李嘉誠、泰國首富謝國明、華人置業的劉鑾雄、騰訊的馬化騰等等人。
但或許很少有人會知曉，在新加坡還有一位威震南洋的潮商佘有進，他從一位一開始一無所有的“豬仔客”，到後來成為人稱道的“甘密王”，“佘皇帝”。
19世紀初，大量的華人漂洋過海去到新加坡，大多數人來自福建、海南、潮州等地區。潮州人的經商能力是出了名的，漸漸地，部分人擺脫了苦力的身份，成為了當地著名華商。其中就有義安公司的創始人——佘有進。
佘有進(1805—1883年)，系澄海縣玉浦村（今汕頭岐山月浦鄉）人，新加坡華僑，著名商人，甘密和胡椒種植園者，有“甘密王”之稱。佘有進幼承庭訓，能詩文，18歲隻身赴新加坡謀生，25歲時成為船舶業的代理人，不數年發達致富，為星洲種植胡椒、甘密之首創人，是當時潮人最大的甘密園主。他還兼營棉織品及茶葉，與歐洲商人交易，信譽卓著，商號為“有進公司”。1863年，佘有進作為華人唯一代表參加新加坡各籍僑領討論殖民地轉歸英皇直轄問題，翌年，被政府任命為高級陪審員。1870年，海峽殖民地轉為英皇直轄後，佘有進為第一任太平局紳士之—，後為名譽推事，助理司法行政。佘氏貢獻突出，且在當地擁有相當大的權勢，當時流行有“陳天蔡地佘皇帝”的諺語，其中的“佘皇帝”，指的就是佘有進。
“甘密大王”佘有進
長期以來，在惡劣環境下從事海上貿易讓潮人鍛造了堅韌不拔的性格和精明的商業嗅覺，不但牢牢掌控了新加坡-泰國-香港-汕頭這條重要的海上絲綢之路貿易通道，還在新加坡等地紮根下來，開闢出新的事業。
新加坡甘密種植園有90%的園主都是潮人。起先他們被「豬仔客」以出口的方式販賣到新加坡做勞工，後來1860年鴉片戰爭之後，因汕頭開埠而自發前來的潮人達到了上百萬。這樣一來，從勞工到園主，潮人基本上控制了甘密和胡椒這兩種經濟作物的生產加工甚至貿易往來，不少潮人藉著甘密園發了大財。佘有進（Seah Eu Chin）就是因為種植甘密而大發其財的佼佼者，是當時潮人中最大的甘密園主，被冠以 “甘密大王”之稱。
新加坡十九世紀的“陳天，蔡地，佘皇帝”
話說當時新加坡陳姓商人眾多，人多勢大，富甲一方。前有陳送，其傳奇生涯，為人所津津樂道。後有陳成寶，其父陳亞漢為霹靂甲必丹，是新加坡橋領佘有進之岳父。陳成寶於一八七五年連任市政委員主席三屆，續委為太平局紳，名譽推事，為人所推崇。陳旭年，亦為僑領，他與柔佛蘇丹稱兄道地，在柔佛開港，影響力之大，普通人難以想象。再加上陳篤生，陳金聲等人，陳姓之人高高在上，似乎擁有了整個天空，故有《陳天》之說。
蔡長戍為當時新加坡私會黨義興之首領。義興乃洪門會組織，在一八七二年危險社團法令頒佈以後，為避政令拘禁，改為義興公司，以私營企業形式存在。在私會黨猖獗時期，低層人等多聽其指揮。當地人對蔡長茂具有地方潛勢力，稱之為《蔡地》。
佘有進年輕南來，從事甘密，胡椒種植起家，為新加坡橋領，也被英殖民地政府所器重。一八五四年五月五日，廣東福建兩幫私會黨徒大械鬥，造成恐怖局勢。翌晨，白德孚斯(Butterworth)總督巡視時局至諧街(High Street)附近，忽被飛磚擊落其帽，情勢益趨嚴重，軍警全體出動，爆亂數十日，終於在佘有進與陳金聲等人出面調停，暴亂才平息。其子佘連城曾任新加坡立法議員，佘柏城，佘石城及孫佘應忠均任太平局紳，一門鼎盛，富可敵國，故有《佘皇帝》之稱。
因為這樣，這句“陳天，蔡地，佘皇帝”的諺語，便流傳於民間。
佘有進在新加坡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潮商，然而他的一生，卻不僅僅侷限於艱苦創業；在他白手起家、事業有成以後，也將自己的部分財務捐獻於社會，樹立起“大商善天下”的典範；並且，他在退休後餘下的時間裡從事中國文史的研究工作，成為了一名突出的學者。
一、勤奮拼搏事業矚目
佘有進於1805年出生在汕頭澄海縣玉浦村。他的父親佘慶烈，曾為普寧縣吏。佘有進自幼受家教，入學堂唸書，詩學涵養極深。1823年，佘有進乘坐一艘中國帆船前往新加坡，成為早期南來新加坡華僑中的重要一員，當時的他年僅18歲。由於他知書識字能算，在船上主動協助船長抄寫文書兼理賬務，得到賞識，船到新加坡後，船長為他介紹了幾家商船當書記。他被派至馬六甲、檳城、廖內、蘇門答臘、馬來半島一帶帆行。在五年海上飄泊生活裡，他同馬來人從事物物交換生意，從而摸透他們的心理脾氣，並熟悉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對他日後事業的發展大有幫助。稍後，他受聘一家大商行瑞金號當司賬。
1830年，佘有進在新加坡吉寧街和沙球路開商行，做代理商，凡航行於廖內、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的帆船所載的貨物都由他代為銷售，而各帆船所需的貨物則由他代辦，他從中賺取佣金。佘有進克勤克儉，奮發圖強，不到幾年時間生意就做得有聲有色。事業大振，無往不利，於是，他廣置地產，大肆收購地皮，成為當時的大地主。買地之後，即從事種植，先是試種茶葉、豆蔻和其他熱帶作物，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從而，他決意放棄，改種甘密。當時，新加坡的市區建設大致完成，公路東有實籠崗路、芽籠路，至北有武吉馬路，以前在實利己山、蘇菲山、皇家山、珍珠山、和豐山等地都成了住宅區和商業區，不再種植甘密了，而甘密（主要分佈在東南亞和巴西,廣用於木材,香料和調味品，其次生代謝產物還具有重要的植化價值。）在這時正是療治赤痢的特效藥物，也是必需的染料，在當時是土產中的暢銷貨。抓住有利時機的佘有進大量種植甘密，再次大獲成功，步入富翁行列。
1839年，佘有進的甘密園遍佈裡裡巴巴路上段，包括爾衛民路中間一部分到武吉知馬路及湯申路一帶，大約9英里，都是他種植甘密和胡椒的地區。他是新加坡大規模種植甘密和胡椒的第一人。他除了種植和經營甘密和胡椒外，同時，也是一個經營棉織品和茶葉的雜貨商，而且與歐洲的商行有大宗的貿易往來，在歐洲商人中甚為聞名，受到他們的尊敬。1840年，他成為商會會員，當時的商會主要由歐洲商人和新加坡商人所組成的。
1848年是新加坡甘密最旺盛時期，有800個園丘，面積躍至26834畝，產量30922擔，佔新加坡農作物的75%。佔90%的種植甘密和胡椒者為潮籍人士，而以佘有進為主，他的甘密和胡椒種植園經營得很成功，因而有“甘密王”之稱。
由於全面開發墾荒種植甘密和胡椒的緣故，新加坡也由此獲得開發，在新加坡的歷史里程碑上叫做“甘密時代”，這個時代的主人翁是佘有進。毫無疑問，佘有進為早期新加坡作出重大貢獻，他無愧是當時新加坡潮汕人的領袖。
二、奉獻社會屢獲殊榮
佘有進白手起家，靠自我奮鬥成功，事業有成之後，將其部分財物捐獻於社會慈善與公益事業。
當佘有進在新加坡建立起“甘密帝國”的時候，那些為他效力的潮汕老鄉們除了為生計奔波，還要操心“身後事”——為死後的軀體找一個容身之所。佘有進非常渴望給老鄉們一些回報，無論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於是在1830年，佘有進召集潮汕籍的12姓氏代表開會，協商捐資合建一所潮人機構，負責潮人祭祀、聯絡鄉僑感情，以及集資購置墳地安葬潮人等事宜。因為潮州古名義安郡，這一機構便取名“義安公司”。義安公司在1845年正式成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新加坡第一個潮州人廟宇——粵海清廟所在的地塊買了下來，並接管古廟。其後，以佘有進為首的鄉賢們多次集資，在各地購買山頭作為潮人去世後安葬之所，這些就是所謂的“義山”。公司除了接管粵海清廟，建造潮州殯儀館、潮州公墓之外，還捐建小學、中學、大學和中醫藥中心，甚至每月固定向潮籍老人發放補貼金。
值得一提的是，位於烏節路的義安城，是目前新加坡最大的商業購物中心之一，每年為大業主義安公司帶來的租金收入超過2000萬新加坡元（約1億元人民幣）。而在開發之前，義安城所在的地皮，只是義安公司所擁有的某個山頭中很小的一部分。而無論是佘有進本人還是其他捐款者，他們絕對想象不到，當年用微薄成本買來的山頭，有朝一日會貴如金礦，給義安公司帶來源源不斷的鉅額收入。或許，這就是“恩恩相報”的最好詮釋。
佘有進也幫助殖民地政府維持和平與秩序。1854年，閩潮兩幫私會黨因米糧問題，雙方爭執不下，而致以械鬥，由城市蔓延到鄉村，政府無法維持秩序，只得央請佘有進與閩籍陳金聲出面調解，才得以平息爭鬥。
19世紀，華人、華僑領袖時常和殖民地政府有往來，這是他們的本身生意興盛與安全保證的重要條件。殖民地政府為了酬謝華人華僑服務於社會的貢獻，也授予他們種種的銜頭和勳章。佘有進以其對社會的卓越貢獻，獲得了多個銜頭和勳章。1851年，佘有進被政府授予特別陪審員，1864年受委為首席高級陪審官，加上1854年平息閩潮兩幫私會黨的爭鬥，因而擁有相當大的權勢，有“佘皇帝”的美稱。1872年，佘有進受封為太平局紳。是獲得此項榮譽的少數華人之一，並獲得名譽推事的銜頭。
據悉，新加坡共有八條以華人姓名命名的街道，其中的中峇魯“有進街”(EuChinSreet)，就是根據佘有進命名的。
三、潛心學術後世留芳
1864年，佘有進退休。他用他的餘年從事中國文史的研究工作，成為一名突出的學者，著有《新加坡華僑社會史》。
1847年與1848年，佘有進撰寫了兩篇論文：《華人贍養父母的匯款》和《新加坡華人的人口、邦群和職業》。第一篇文章，是討論華人各階層僑民匯回中國的匯款問題。文中他提到，每年商人與苦力匯回中國總額差別很大，商人匯百元，而苦力只匯一兩元至數十元，有幾年每年匯款總額高達7萬元，有幾年每年匯款總額降至三四萬元。
第二篇文章，是評述新加坡華人的人數、方言群和職業的概況。依照佘有進的估計，華人人口為4萬人。但警察局1847年的人口調查華人只有2.47萬人。他把華人居民分為不同的六個群體，即：1、從福建來的福建人，2、在馬六甲出生的華人，3、從廣東省潮安府來的潮州人，4、從廣州來的廣府人，5.從福建和廣東來的客家人，6、從廣東省所轄的海南島來的海南人。佘有進一直對工人階層關心有加，在文章中作出如下評述：“他們多半是很貧窮的，他們原來打算在這裡逗留三四年就返回他們的故鄉去，但是居住三四年後能夠返回故鄉的十人中只有一兩人……有很多人在這裡住上十年二十年仍未能回去，最後死了把他們的遺骸安歇在這殖民地……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們染上了當時流行的抽鴉片煙的惡習，後來就‘上’癮了，許多華人勞力者賺到一點錢以後就把錢消耗在抽鴉片煙或消費在賭博上，雖經過許多年勞苦，卻仍毫無積蓄，所以他們一天比一天更難返回故鄉了。”
1883年9月23日，佘有進逝世於新加坡，享年七十有八。
19世紀的新加坡，財富是衡量個人社會地位的標準，在華人、華僑中的領袖也不例外。而在擁有鉅額財富的同時，具備高尚、謙虛、克勤克儉、精明能幹、熱心慈善等優良品德和素質的人，則更為後人立下了好榜樣。毋庸置疑，潮商佘有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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