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北京大學建校120週年，也是蔡元培先生誕辰150週年，在這樣一個值得紀念和緬懷的日子裡，僅以此文紀念中國現代教育的先驅者和奠基者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海納百川的教育思想和有容乃大的人格魅力至今無人能出其右。
1988年1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發行了《J145蔡元培誕生一百二十週年》一套2枚紀念郵票，以此來紀念蔡元培先生為中華民族所做出的巨大歷史貢獻，中國現代教育可以說是從蔡元培開始的，自蔡元培伊始，中國才逐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現代教育思想體系和現代教育規章制度。
郵票上的蔡元培先生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時，蔡元培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極力主張和推行西方教育制度，廢止祀孔讀經，引進西式學科，實行男女同校等教育改革措施，在全中國推廣和實施新的教育制度，把中國的傳統教育引入到現代教育的軌道上來，與世界先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進行接軌。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孑民，浙江紹興人。4歲入家塾讀書，17歲時考取秀才，22歲中舉人，25歲中進士，經歷了非常完整的清朝科舉考試流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之後，蔡元培開始接觸西學，1898年9月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由此開啟其提倡新學的一生。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澄衷學堂替代首任校長劉樹屏代理校長，澄衷學堂是由中國近代實業家、慈善家葉澄衷投資現銀10萬兩興建的中國第一所私立新式學校，也是當時上海最負盛名的由中國人創辦的民辦學校之一，於1899年在上海虹口開始興建，1900年建成並投入使用，學校培養了四萬多名學子，李四光、胡適、竺可楨、豐子愷、夏衍等一大批著名人士都曾在這所新式學堂讀書，這所新式學堂曾使用過一本《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的課本，也是中國早期的圖文並茂的啟蒙讀本。
1901年9月，蔡元培又被聘為南洋公學總教習，南洋公學是由素有“中國實業之父”之稱的盛宣懷於1896年在上海徐家彙創辦的，是中國最早兼有師範、小學、中學、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的學校，這是模仿日本教育模式的產物，南洋公學也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
1902年11月14日，因師生對立而發生了退學風潮，蔡元培因同情學生，與校方據理力爭，因未能改變校方的態度憤而辭職，隨即在上海創辦了中國教育會，引起清政府的警覺和通緝，蔡元培被迫流亡，輾轉青島、日本、紹興、上海等地，一方面學習德語，準備赴德國留學以避風頭，一方面仍然從事教育和革命活動。
1904年，蔡元培與魏蘭、陶成章等志同道合者在上海組織建立了光復會，並擔任會長，陶成章擔任副會長，光復會是清末時期著名的革命團體，其宗旨是：“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成員大多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其著名成員有徐錫麟、章太炎、秋瑾、柳亞子等人。1905年，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光復會併入同盟會，孫中山委任蔡元培為中國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
中年蔡元培
1907年5月，已經40歲的蔡元培奔赴德國留學，進入萊比錫大學學習，開始了他在德國四年的留學生活，他潛心學習和研究心理學、美學、哲學等學科，並編著了《中國倫理學史》等學術著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在同盟會元老陳其美來電催促之下，蔡元培取道俄國西伯利亞回到闊別四年之久的祖國，辛亥革命終於推翻了清王朝三百多年的封建統治，也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開啟了民主共和的新紀元，中國的歷史從此走上了共和之路。
1912年1月4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總長，頒佈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並親自主持制定了《大學令》和《中學令》等教育制度，強調把學校辦成全國民的學校，積極推廣和普及現代學校教育，建立現代教育體制和教育制度。
1913年3月20日晚，素有中國“憲政之父”之稱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不治身亡，而由此引發的“二次革命”討袁失敗之後，許多革命黨人被迫流亡國外，蔡元培也再一次攜家眷前往法國。
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向中國招募了大量華工，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蔡元培與李石曾、吳稚暉、吳玉章、汪精衛等人在法國創辦了留法勤工儉學會，號召中國青年以“勤於做工，儉以求學”為目的去法國半工半讀，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用自己的勞動收入來維持生活和學業。
中國大批有志青年紛紛赴法勤工儉學，西方的先進與中國的落後所形成的強烈對比，給這些留法學生以強烈的思想和觀念上的衝擊， 讓這些留法學生變革中國社會的願望更加強烈了，其中許多人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由法國馬賽港乘船回到上海，蔡元培此前收到北洋政府段祺瑞內閣教育總長範源濂的電報，電文曰：“國事漸平，教育宜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師表群倫。海內人士，鹹探景仰。特專電敦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鑑允。早日回國，以慰瞻望。啟行在即，先祈電告。”這封懇請蔡元培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電報，讓蔡元培思忖良久，他與範源濂是老相識，中華民國元年，蔡元培在南京出任教育總長時，範源濂是教育次長，蔡元培最終決定赴任。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北洋政府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一個與北洋政府政見完全不同的老同盟會員，能被北洋政府委以重任，由此也表明了北洋政府政治上的開明，而開明的政治環境，是可以容納不同的聲音。
北京大學校長任命狀
北洋政府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解除黨禁、報禁的時期，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辦報自由，極大促進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各類思潮和主義在中國的大地和上空風行一時，文化理念呈現多元化，在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之下，各種思潮自由傳播，各種學說百家爭鳴，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科學、文化和教育事業的興起和進步，也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人的個性和思想解放，中國近現代幾乎所有的大師級人物都湧現於這個時期，也是中國民主政治、思想解放，踏入國際社會的開端。
1917年1月4日 蔡元培接替胡仁源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自己的就職演說中，開明宗義地闡述了大學的性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並向學生提出三點希望和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長。”即學生進入大學應為求學，而非僅僅達到做官發財的目的，在研究學問之時也要砥礪自己的德行，提高自身的素質和修養也是大學生所必需的，作為學校主體的師生應該建立一種互敬互愛、互相勸勉的關係。
蔡元培的這篇就職演說，為北京大學開啟了一個新的紀元，為“學術自由，兼容幷包”北京大學精神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為中國高等教育的辦學方向指明瞭道路，直至今天仍具有非常深刻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不久，就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也隨即遷址北京，李大釗因章士釗的推薦，也被聘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蔡元培還相繼聘用了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等人為文科教授，為當時保守的北京大學注入了新鮮血液。這些人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參與者，除周作人之外，其他人還是《新青年》的編委，這些人以《新青年》為平臺和載體，積極傳播西方各種文化和哲學思潮，形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強大陣營，為推動新文化運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蔡元培與陳獨秀合影
蔡元培還以“學術自由，兼容幷包”的辦學思想，留聘和新聘了一批學術造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諸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等教授，這些人在北大形成了一個保守教授的營壘，北京大學以寬容的胸懷，容納了各種思想和學術才俊，由此也奠定了北京大學在中國教育界開風氣之先的領袖地位。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設立了校評議會制度，這是一種教授治校制度，它是歐美大學普遍採用的大學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教授治校制度最早起源於中世紀的巴黎大學。
蔡元培在民國元年出任教育總長之時，就曾在其主持頒佈的《大學令》中明確規定，“評議會由校長、學長及各科教授代表組成。”但直到蔡元培自己擔任了校長之後，才有了實踐的機會。
校評議會由評議員組成，而評議員只能在教授中產生，並由教授互選產生，人數不多，每年改選一次，能夠被教授們推薦為評議員，都是本校一些德高望重且有影響力的教授，共同參與重要校務的討論、決策和實施。在評議會之中，還有一個聘用教授委員會，學校所聘用的教授，都由該委員會進行評審並決定聘用與否，校長也無權干涉。
北京大學還在各學科設立教授會，每一位教員，無論是本科或預科的教授、講師及外國教員都是教授會會員，教授會的職權主要是：一是學術性事務的決策權，即決定學科內教授法，選擇教科書和編纂學科課程表；二是行政性事務的參與權，即參與討論學科的增設及廢止，應用書籍及儀器的添置。評議會和教授會都在北京大學歷史上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蔡元培一生當中，幾乎都是在辭職中度過的，但凡是涉及個人信仰、價值和操守方面，他都毫不妥協，也從未懈怠，辭職成了他謀求其訴求的利器，也充分體現了他的人格尊嚴和道德操守，當然也取決於他的地位、聲望和影響力。
蔡元培僅在北京大學任職期間，就曾數次提出過辭職，當他在北大就職僅半年的時間，就因抗議張勳復辟，向黎元洪提出過辭職。“五四運動”爆發時，北大部分學生被捕，蔡元培每日四處奔波營救被捕學生，為此向徐世昌遞送過辭去北大校長的信，甚至還在媒體發表《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同年底，北京學界教職工要求北洋政府以現金髮薪而罷課，蔡元培與北京各大院校校長聯名辭職，直到訴求得到以實現才又復職。
1922年10月，北大少數學生反對徵收講義費而肆意喧鬧，甚至圍攻蔡元培，蔡元培自己因痛感“平日訓練無方，良深愧慚”而辭職。1923年1月，蔡元培為抗議時任教育總長彭允彝干涉司法獨立，而辭去北大校長，並發表《關於不合作宣言》。
蔡元培從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將這所舊式學堂逐漸改造成一所現代新式大學，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所大學能夠與北京大學比肩，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發生過如此重要的作用，北大的精神魅力及其對國家民族的深遠影響，即使是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也是獨樹一幟的。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
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讚譽蔡元培時說：“拿世界各國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大學，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人。”北京大學儼然成為一種圖騰和象徵，是一個民族值得珍惜的精神家園。
1927年4月，著名教育家、故宮博物院創建人之一的李石曾在南京提出創建國家級中央研究院，經過籌委會近一年的籌備，蔡元培於1928年4月正式出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長，一直到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他擔任這一職務長達12年之久，比其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時間還要長。
國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中華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其宗旨為：“實行科學研究，並指導、聯絡、獎勵全國研究事業，以謀科學之進步，人類之光明。”研究範圍包括數學、天文學與氣象學、物理學、化學、地質與地理學、生物科學、人類學與考古學、社會科學、工程學、農林學、醫學等11組科學，下設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國文學、考古學、心理學、教育、社會科學、動物、植物等十四個所。這十四個研究所彙集了當時中國所有學科的精英，並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學術研究成果，湧現了一大批大師級的傑出人物。
1936年1月11日是蔡元培七十誕辰之日，著名畫家劉海粟基於蔡元培先生過往的資助和其美育思想的影響，在上海國際飯店舉辦了蔡元培七旬壽辰祝壽活動，蔡元培一生推崇恬淡雅靜，不願如此張揚，曾極力推辭，但又拗不過眾人盛意，只得欣然到場，這是一次盛大的慶祝活動，參加者多達千餘人，當時在上海的社會名流，達官貴人，尤其是科學、教育和文化界名人，幾乎都盡數出席，但蔡元培畢竟已是古稀之年，過後大病了一場，身體也開始日漸衰弱。
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
“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南京、上海等地岌岌可危，病體孱弱，心力不支的蔡元培決定前往香港避難養病。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後不久，蔡元培於11月27日在上海租借碼頭乘法國郵輪“珂拉密司”號抵達香港，他在離開之前，一生兼職無數的蔡元培辭去所有兼職，如釋重負的他，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晚年的生活，他在好友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伍的安排之下，開始了在香港的寓居生活。
蔡元培逝世之後，國內各主要黨派和團體以及要人名流紛紛致電弔唁，國民政府發佈褒獎令，稱其為“高年碩學”、“萬流景仰”，而中共中央在唁電中稱其“老成碩望”、“勳勞卓著”，在所有的唁電中，以毛澤東的“學界泰斗，人世楷模”最為人們所熟知，也流傳最廣。
一位港臺學者曾經說過：“在新舊中西價值衝突且是非複雜的十九世紀中葉與二十世紀初葉，在這段歷史時期中，蔡元培先生可以說是最少爭議性的人物，也是最普遍受人敬仰的人物，頌揚他的文字何止千百萬言。但他名揚天下，謗則未隨之，這不能不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偉人中極少數例外之。”
蔡元培一身兼有東西方兩大文化之長，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是西方自由平等博愛之理念。他對西方理性精神的執著追求和對中國讀書人刻意修身養性傳統的誠心恪守，造就了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因素。
蔡元培的靈柩被安葬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由其生前好友葉恭綽書碑刻：“蔡孑民先生之墓。”這裡是一個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的墓園，蔡元培已經在這裡默默沉眠了78年了，期間也只是將小石碑更換為墨綠色大理石墓碑，但仍然顯得過於樸素，一如先生一生的言行、道德與追求。
也曾有人動議，將蔡元培的墓地移至北京大學校園內安葬，讓其靈魂迴歸和安息，並藉以恢復和重振蔡元培倡導的“學術自由，兼容幷包”之北大精神，讓蔡元培的靈魂和思想始終飄蕩在燕園之中，但這一理想和願望時至今日也未曾實現。
蔡元培半身雕像
如今的北京大學校園內，除了一座1977級和1978級學生捐建的蔡元培半身銅像之外，也是很難尋覓蔡元培的任何蹤跡，至於蔡元培所提出的“自由思想，兼容幷包”的北大精神，是否還能被今日之北京大學師生所傳承和弘揚，並能成為引領中國高等教育的精神領袖，那就只能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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