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上海曾有一所著名的私立光华大学，这所学校纪律严明，学风尤佳，特别注重国文、外文和数理等基本科目的教学，教师也大都使用英语授课，在当时社会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其办学的26年中，共经历了张寿镛、朱经农、廖世承三位校长，其中著名教育家、藏书家和文献学家张寿镛出任首任校长，并且掌校时间长达20余载，可谓是光华大学的灵魂人物。
张寿镛
张寿镛（1876—1945）字伯颂，号咏霓，别号约园，浙江鄞县人，为汉留侯张良之七十二代孙，唐代宰相张九龄、宋代宰相张知白以及明末抗清的民族英雄张苍水都是其历代先祖。
其父亲张嘉禄为光绪三年进士，曾先后在山东、云南等地为官，历任编修、御史、兵科掌英、巡视知府（道）、乡试主考等职，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张嘉禄曾慷慨上书参奏李鸿章、丁汝昌等人失机失策、纵敌误国。
张寿镛出生于这样一个官宦世家，家史之留存，家教之脉承，对其人生成长和人生经历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张嘉禄将自己的治学经历和切身体会传授给子女，并以“养家、砥品、齐家、砺学”八个字鞭策和激励后人，也堪称国人家教和修身之范例。
1903年，张寿镛中举之后，开始步入仕途，而在此之前，他都是在谋职、读书、应试相互交替中度过的。初入仕途的张寿镛曾在江苏省工作了八年，先后出任江苏巡防营点名发饷、上海货捐局重征坑商案的查核、江苏海运漕粮的会办、江苏警察局提调、淞沪捐厘局提调兼海运沪局会办、江苏番薯总文案兼新政文案等官职，尽管官职都不是很高，却锻炼了张寿镛的经营和管理能力，由于这些事务大多与财政有关，这为其以后在中华民国财界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1年冬，张寿镛回到家乡宁波，出任宁波法政学堂第三任监督（校长），这所学堂是依据1905年清朝学部颁布《法政学堂章程》之规定建立的，目的在于培养佐理新政、实施新律的法政人才，课程设有人伦道德、政治学、法学通论、理财原论、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商法、裁判所构成法、国际公法、大清律、世界地理、算学、格致、日文、体操等，属高等教育范畴，是浙江省第一所法政学堂，也是全国第一所私立法政学堂，毕业生多在法政界、金融界任职或从事律师。
张寿镛
宁波著名的效实中学就是由张寿镛当时阅读《天演论》，以“物竞天择，效实储能，其以‘效实’名可呼？”题出校名的，此后张寿镛还曾短暂出任杭州关监督、苏州知府等职。
1912年，张寿镛被宁波旅沪同乡会推举为董事，不久又出任上海货物税所所长，以其杰出的才能，内重廊清吏治，外重为民请命，在扫除旧习、革新税政、保护工商、稳定市场等方面颇有作为，成为令人瞩目的财界新秀。
1915年，张寿镛调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他以撤换四分之三人员力度进行整顿，使湖北省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但因地方政要的腐败和军阀之间的混战，而张寿镛又不肯附和湖北督军王占元，遂于1918年辞职返京赋闲。
1920年，张寿镛又被北洋政府派任江苏省财政厅厅长，但因为张寿镛不是时任江苏督军李纯的亲信而被拒绝赴任，此任命成为一纸空文。北洋政府只得改任张寿镛出任山东省财政厅长，但山东省府也以鲁人治鲁之名挡驾，北洋政府的两次任命都因地方割据而至张寿镛未能履职施政。
张寿镛仕途无端受挫，只好留在北洋政府供职，他先后出任财政部秘书、总务厅长、库藏司长以及执政府秘书、上海南北议和秘书等职，还一度在北京筹办了劝业银行。
1923年，张寿镛再次出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但此时浙江的经济已经远不如从前，甚至积债数百万，百姓负担如同回到十年之前，但张寿镛还是办了两件颇有影响的大事，一是襄助创办了杭州大学，二是开征了烟捐特税，此举缓解了浙江财政的紧张，但终因军阀混战过于频繁，在履职两年后回京赋闲。
1925年5月下旬，张寿镛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沪海道道尹，但未及赴任即发生了“五卅惨案”，张寿镛闻讯后连夜南下赴任，与英日驻上海领事处当局言词相争，磋商释放在押学生、惩办开枪巡捕、偿恤被害学生等事宜，并表态支持“五卅运动”是一次爱国运动。
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以非常强硬之手段阻止学生在校园内挂国旗、罢课等一些爱国之举，从而导致上海圣约翰大学553名学生和19名华裔教师愤然离校，共商自办大学，得到了张寿镛、王丰镐、许秋帆等社会各界贤达的大力支持。
张寿镛还应邀加入离校学生善后委员会，他个人捐助3000元，并在其亲自撰写的《募捐启》中写道：“教育本社会事业，当世贤达，必乐相与有成。况值此人心坚固之秋，振我国民精神，尤在教育一途。”
私立光华大学很快就成立了校董会，由王丰镐、朱吟江、余日章、张寿镛、赵晋卿、吴蕴斋、黄炎培、虞洽卿等人为校董，推举王丰镐出任董事长，王丰镐个人捐出90亩地产作为校园建设用地，校董会还聘请王正廷、王宠惠、马相伯、熊希龄、顾维钧等社会贤达担任名誉董事，学校以《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光明”为校名，仅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建立起了私立光华大学。
光华大学开学典礼
年富力强的张寿镛被董事会推举为私立光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张寿镛不负众望，即刻交卸沪海道尹之职，淡出仕途而专心致力于教育，“以学校为家庭，视青年为子弟”，竭力延聘著名教授到校执教，许多教授也非常愿意到光华大学执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这所爱国大学的诞生，当时汇聚在光华大学的人才可谓极一时之盛。
张寿镛聘请著名的教育行政专家朱经农为教务长，诸如中国文学系主任钱基博，政治学系主任罗隆基、教育系主任廖世承、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等人，皆是当时各学科领域的佼佼者。
曾经在光华大学担任教授的名师硕儒就有：张东荪、张歆海、王造时、蒋维乔、吕思勉、孟宪承、章乃器、徐志摩、胡适、田汉、何炳松、李石岑、萧公权、梁实秋、黄炎培、钱钟书、周有光、吴梅等人。
而在光华大学兼职讲课的知名学者就更多了，其中就包括鲁迅、茅盾、郑振铎、马寅初、陈布雷、邵力子、陈立夫、马叙伦、陈鹤琴、钱穆、林语堂、胡刚复等人，当时社会舆论普遍的认为，上海各大学文科的师资力量当以光华大学的师资为首，可谓名家大师云集，蔚为壮观。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张寿镛相继出任江苏省政务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中央银行副行长、财政部代理次长、江浙皖三省蚕捐督办等职。
1927年10月，张寿镛又正式兼任财政部次长，在其任内相继协助部长孙科、宋子文主持或直接主持了全国经济会议、财政会议、裁厘会议，提出了裁兵、裁厘、改税、改制等“裁七留三”之举措。
1930年至1931年，张寿镛先后辞去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和财政部次长之职后，开始弃政从教，将主要精力放在办好光华大学和编制《四明丛书》上，尽管如此，张寿镛在社会上的兼职仍达十几项，主要分布在金融、教育、民生、慈善、社团等诸多领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光华大学校园内反日浪潮日益高涨，停课、罢课、演讲、集会、示威、游行、募捐等关乎抗日的活动此起彼伏。
1932年，光华大学被推选为各大学联合会执行委员，说明当时光华大学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已经非同一般，张寿镛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共宣国难，同反国敌，甚至亲自担任师生集会主席或亲自演讲，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人脉，商请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和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营救被捕的教授罗隆基、学生周而复等师生，并以“政治信仰不能一刀切”为由，为一些爱国进步学生进行保释。
1935年6月，光华大学举行建校十周年暨张寿镛校长60寿辰庆典，由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热心教育人士募集巨款建设的大礼堂、科学馆、健身房也正式竣工，大礼堂被命名为“丰寿堂”，藉此纪念王丰镐和张寿镛对光华大学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张寿镛在校庆典礼上再三强调光华大学之精神：“一在为革命而先导之义勇；二在顺世界潮流之科学；三在具王阳明致良知之心理；四在拥精神毅力之团结。”
丰寿堂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光华大学校园惨遭日军炮火焚毁，财产损失达30亿元，张寿镛闻讯言曰：“我校为抗战而牺牲，自当随抗战胜利而复兴也。”并继续坚持在租界租房上课，校务未曾间断，张寿镛也积极参与和支持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春，张寿镛与校董会磋商，决定将学校部分迁入四川成都，并委托光华大学商学院院长谢霖筹办和主持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校务，而上海本部不再招生。光华大学在成都占地150亩，仍设大学部和中学部，并曾免费接收内地流亡学生就读。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为了避免向日伪政府登记，张寿镛审时度势，为应变时局，对外宣称光华大学停办，而实际上将原文学院设为诚正文学社，将原理学院和商学院设为格致理商学社，将原附属中学设为壬午补习班，租借场地继续上课，以维持光华大学的教育命脉。
自上海沦陷之后，张寿镛拒绝汪伪政府的威逼利诱，开始闭门谢客，专门从事藏书文献的整理和撰述，并全面介入文献古籍的抢救工作，以抵抗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掠夺，张寿镛与著名藏书家张元济、郑振铎、何炳松、徐鸿宝等人为国家和民族抢救了各种珍贵典籍上万余种。
1945年7月8日，光华大学为已担任光华大学校长20载的张寿镛举办了七十大寿，张寿镛因积劳成疾已经病卧在床，但仍以“复兴中华、复兴光华”嘱托光华大学师生共勉，1945年7月15日，张寿镛在上海病逝，享年70岁。
抗战胜利后不久，光华大学在上海宣告复校，其成都校址现为西南财经大学。1951年，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合并组建了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育家孟宪承被任命为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
私立光华大学在其26年办学历史中，入校学生达14000余人，毕业生4000余人，涌现出许多杰出校友，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光华大学何时归来呢？还是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张寿镛在校园中留影
张寿镛先生家学渊源，在其父亲张嘉禄藏书中获益匪浅，使他从小就在典籍词章中积淀了深厚而广博的文献功力，但直到不惑之年才开始将精力投入到藏书和整理之中，并手书“藏书万卷”高悬明志自勉，其所藏图书达16万卷之多，设11间藏书室分类典藏，后被其夫人蔡瑛女士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其中许多善本、孤本、精抄本被收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其主持编刻的《四明丛书》八集178种，1000余卷，搜采之广、卷帙之繁，为近现代编纂丛书中所罕见，可谓是居功至伟，当在中国文献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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