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永萍
01
近几年在各地农村调研，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在结婚之后的一段时间要暂时性地回归家庭。
年轻女性回归家庭主要是为了照顾小孩，其回归家庭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回老家陪读；二是将小孩带到丈夫打工的地方照顾，丈夫打工，年轻女性照顾小孩。
中国传统的家庭分工以性别分工为主，即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家庭之中度过，她们要负责操持家务、照顾小孩、照料老人，而外出挣钱则是男性的职责。传统时期年轻女性以家庭为中心，一方面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打工机会有限相关。
从打工经济兴起以来，尤其是9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外出务工机会越来越多，年轻女性也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市场”，此时的家庭分工是以代际分工为主，即年轻的子代家庭外出务工，年老的父代在家务农和照顾孙代。
而近年来，开始出现年轻女性在结婚之后的某个特定阶段暂时性回归家庭的现象，这一现象虽然在各地农村还不是特别普遍，但仅仅是这个现象的出现，就表明农民家庭在面对市场时开始出现新的分工模式。
因此，总体来看，年轻女性经历了“以家庭为中心——走出家庭、进入市场——暂时性回归家庭”这一过程。
02
调研发现，年轻女性回归家庭主要是照顾小孩，为了孩子的教育。
近年来，农村家庭对小孩教育确实越来越重视，陪读现象在各地农村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部分地区（如湖北巴东、秭归）中小学生的陪读率达到80%以上。
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自然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即家庭中谁来作为教育的主体？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到2010年左右，打工经济进入高潮期。这一阶段，一般农村家庭的家计模式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此时，照顾孙代的任务主要是由爷爷奶奶完成，“留守儿童”问题也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潮。
但近年来，随着农村家庭对教育越来越重视，以及爷爷奶奶带孙代所带来的弊端不断凸显，有条件的家庭都倾向于由年轻的父母自己带小孩。这一任务主要是由年轻女性来完成，爷爷奶奶有时是作为辅助力量，帮助媳妇一起带小孩。当然，年轻女性能够回归家庭也与家庭子女数量减少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直接相关。
例如，在武汉黄陂农村调研时，当地一位中年女性提到：
现在的小孩一般都是父母自己带，爷爷奶奶带的少，爷爷奶奶最多带到上幼儿园，一旦上学就是由父母自己带。现在都是把小孩带到身边，没有完全把孩子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的。现在的小孩，爷爷奶奶都管不了，父母该管的时候会管，爷爷奶奶永远都是溺爱，顺着孩子。80后的年轻父母都不喜欢爷爷奶奶带小孩，一般是爷爷奶奶打工，年轻媳妇带小孩。现在（年轻的）女的蛮讲究，讲究卫生，一般都是自己带，20几岁的都是自己带孩子。小孩教育是最关键的，老人教育不一样，以前的思想不一样。
因此，可以看到，对小孩教育的重视成为年轻女性回归家庭的主要动力。
当然，如果从区域比较的视野来看，年轻女性回归家庭的具体机制和逻辑则又有所不同。
03
最近在武汉黄陂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的年轻女性也有回归家庭的趋势。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基本都是自己带小孩，而中老年父母有的是辅助媳妇带小孩（如到城里接送小孩上下学）、有的则是自己打工。当地年轻人主要在武汉市内（汉口较多）务工，因此年轻女性一般是将小孩带到城市，丈夫打工，自己带小孩。有的女性在带小孩的间隙还能打一些零工。很少有年轻女性在村子里单独带小孩，这主要是由于乡村中小学教育质量相对较差，农民都想把小孩送到城镇接受更好的教育。
因此，总体来看，当地年轻女性之所以回归家庭，最主要就是考虑到小孩的教育问题。并且，与一般中西部农村有所不同，武汉黄陂农村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对家庭收入影响不大，这主要是源于当地处于大城市近郊农村的区位优势，就业机会丰富，能够吸纳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劳动者就业。尤其重要的是，中年妇女在附近工业园或蔬菜种植基地也有就业机会。因此，在年轻女性回归家庭之后，家庭劳动力形成了新的配置，即年轻的男性和中年的父母都在城市务工，年轻的媳妇以带小孩为主。充分的就业机会以及新的家庭分工模式的形成，使得当地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稳定性，并且对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关系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湖北巴东农村，年轻女性回归家庭除了对教育的重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当地的中年父代不愿意带孙代。巴东农村属于原子化地区，与川渝农村类似，代际关系相对独立，代际责任相对有限。父代对子代的责任只限于抚育和帮助子代结婚，甚至结婚都主要是子代自己的事情而非父代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带孙子更不是父代的任务，虽然当地也有很多父代要帮助子代带小孩，但他们很清楚这并不是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并且，带孙子所花费的费用都是由子代自己承担，这一点也与其他农村有所不同。
笔者在湖北巴东县官渡口镇赵村调研时遇到过很多爷爷奶奶不愿意带孙子的案例。
其中一个案例很典型。
赵村6组的赵叔，今年62岁，老伴60岁。有一个儿子，今年36岁，已婚。目前儿子在四川成都打工，媳妇与儿子一起在成都，但并没有打工，而是在那边带小孩，小孩9岁，正在上小学。
当问及为何不把孙子带回家里时，赵叔说，
我不愿意，因为接送不行。星期天要送去学校，周五要接回来，我没有车。儿子倒是希望我带回来，儿子肯定有点不高兴，但不高兴也没办法。我们这里的小孩50%以上都是父母带出去自己带，留在家的很少。
赵叔儿子每个月的打工收入三四千元，刚好够一家三口在成都的消费，几乎没有结余。
因此，在巴东农村，年轻女性回归家庭的直接原因是对子代教育的重视，当地农村大多数家庭的小孩都有人陪读，但问题在于，为何不是由爷爷奶奶陪读？
陪读，就意味着爷爷奶奶中至少要有一个人基本完全脱离生产，周一到周五都要到乡镇陪孙子读书，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因此，爷爷奶奶陪读直接影响了他们自己的收入来源。对于年纪较轻的爷爷奶奶来说，他们还有机会在县城或乡镇附近务工；而对于年纪较大的爷爷奶奶来说，他们在村里都要种地和养猪，养猪需要花费很多人力，一旦有一个人陪孙子读书，那么另一个人很难单独完成务农和家务工作。
以前不用陪读时，爷爷奶奶照顾孙子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少，对自己的农业生产和收入影响不大，因此问题还不凸显；而当前陪读现象兴起之后，很多爷爷奶奶都表示不愿意带孙子，因为带孙子就意味着要去陪读，陪读就意味着要影响自己的家庭生产和家庭收入。因此，在有限的代际责任之下，巴东农村的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回归。
在山西忻州农村，同样也出现了年轻女性回归家庭的现象，并且也是以陪读表现出来。山西农村的年轻女性陪读，表面上也是为了小孩的教育，但实际上是由于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的稀缺，导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带小孩成为其躲避劳动、不工作的“正当借口”。而男性及其家庭都不能对此提出异议，否则年轻媳妇很可能提出离婚，这对于男方及其家庭而言将是致命的打击。因此，山西农村年轻女性回归家庭更多是为了个体的享受。
对比武汉、巴东、山西忻州这三个地区，可以发现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对家庭收入影响不同。在武汉黄陂农村，由于就业机会较多，因此可以吸纳家庭内部几乎所有的劳动力就业，在此情况下，虽然年轻的媳妇没有打工，但可以通过婆婆打工来弥补。因此从家庭整体而言，家庭收入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巴东农村和山西农村则有所不同，当地属于一般的农业型村庄，中老年人就业机会有限，年轻女性不打工就直接减少了家庭的现金收入来源。
04
当前，农村部分年轻女性回到家庭，但并不是回到家庭的僻静港湾。
除了在一些女性地位被突然抬高的地方以外（如山西忻州），大部分地区的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并不是为了个体的享受。
现代化背景下家庭的功能化维度越加凸显，家庭成员要通过“合力”的方式共同应对现代化给家庭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完成家庭的顺利再生产以及家庭流动与发展的目标，因此，家庭的功能化意味着年轻女性向家庭的回归也不可能是生活性和享受性的。
回归是为了更好地走出，是另一种形式的付出。
大部分年轻女性回归家庭的目的是为了以更好的方式来支持家庭再生产，促进家庭发展和流动。
因此，当前女性主义理论所争论的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的角色分配和角色冲突问题，在中国的家庭逻辑中实际上是不那么明显的。
这些女性看似在家庭中，但何尝不是在酝酿和培育家庭积累的资本呢？
当中国农民将家庭的希望和重托都寄希望于子代身上时，女性的家庭生活本身就成为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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