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死回生的人們
孫開元/譯
全身發青的男孩
剛到家一小時，在他的爸爸傑米的眼皮底下，里斯開始劇烈咳嗽起來，而且臉色發青。
取石鉗，成功地將異物夾了出來。
莫斯特克一家人正在心急如焚地等待著，薩穆特醫生走進了候診室，向他們豎起了一個大指示意大功告成。一個小塑料瓶裡裝著幾乎要了里斯生命的東西：一小塊堵在他左肺裡的爆米花硬核。
幾個月前，里斯把這塊爆米花硬核吸進了氣管，它卡在了他的右肺裡，引起了肺感染和呼吸問題，包括肺炎。那天他的劇烈咳嗽把它從右肺裡擠了出來，又把它推進了左肺，堵住了氣道。
現在，里斯的肺功能棒極了，大腦也沒因缺氧留下後遺症。插呼吸管在他脖子旁邊留下的一個小傷疤，是他曾經經歷生死大難的唯一“紀念物”。里斯的媽媽布蘭達說：“每當看到有大人在給小孩子爆米花吃，又沒小心照看時，我就會警告他們要留意孩子！”（梅爾芭·紐瑟姆）
“我的腿裡在進出手術鉗”
加利福尼亞州61歲的大衛·比伯在手術檯上接受手術時，覺察到膝蓋裡有什麼東西在動。他感覺到了戴在臉上的氧氣罩。他看了看胳膊，上面插著針頭，連著一個輸血袋。他又掃了一眼膝蓋，醫生正在給他的膝蓋做手術。“我看到手術鉗和其它一些東西正從我的大腿裡進進出出，”大衛後來回憶說。“這讓我很害怕。”
他有了逃跑的衝動。他扯掉了氧氣罩，又把手伸向了紮在胳膊上的針頭，想把它拔下來。“我坐了起來，看了看四周，”大衛說。“我記得手術醫生像個站在車燈前的小鹿似的不知所措。”
2005年，大衛在做這次手術之前告訴醫生，他經常在手術過程中醒過來。“如果我做了半截手術就站起來下地溜達，你們的手術可就白做了，”他警告說。
大衛最初發覺麻藥對自己不起作用，是在1972年，當時大衛剛剛經歷了一場險些要命的車禍，需要做好幾次手術。在其中一次手術進行到中途時，大衛模糊地聽到了一句醫生的對話。在另外兩次結腸手術和白內障手術中也是這樣，醫生以為他已經處在無知覺狀態，而他卻是清醒著。
好在像大衛這樣的例子很少，據估計，每1000個患者中只會有一個人經歷“術中知曉”的痛苦，而且大多數有這種經歷的患者只是對手術過程有個模糊的記憶。但是一次對19位有過術中知曉經歷的患者的調查發現，其中有7個人在手術中感覺到了刀口處和呼吸管帶來的疼痛。
美國麻醉師學會成員、醫學博士丹尼爾·科爾說，有些人出現術中知曉的機率較高，這些人包括對麻藥有先天抗性者（比如有基因變種的紅髮人，對疼痛更敏感），也有後天獲得性抗性者（由長期飲酒、服用止疼藥、或者在之前的手術中使用鎮靜劑而形成）。大衛也許永遠也無法確定自己為何會在手術中醒過來，但是他有兩個因素符合上述條件：1.他天生紅髮；2.他在此前做過多次手術。
大衛現在有意識地抵制醫生為自己使用深度鎮靜麻醉。幾年前，他在接受一次移除眼眉部位的傷疤組織（車禍後遺留下的傷害）時，他選擇了局部麻醉。（辛西婭·蘭姆納瑞斯）
樹枝扎進了他的眼和大腦
喬德瑞醫生讓杜彼做了個頭部CT檢查，他在CT照片上看到，那根樹枝一直插進了杜彼的腦腔中！“這是要命的！”他說。
下午兩點，喬德瑞和蒂瓦里、坦頓三位醫生開始了一次漫長而又艱難的手術。杜彼的腦腔裡有一個血塊，樹枝上帶有真菌和細菌，杜彼有受感染的危險。他的左眼保不住不了。
喬德瑞醫生把杜彼的左眼球撥到一旁，切斷了連接眼球和大腦的視神經，然後輕巧地拔出了一截樹枝。
與此同時，兩位神經外科醫生移去了杜彼的一塊頭骨，以使他腫起的大腦不會受壓迫。他們還清除了血塊，並且止住了出血。接下來，他們拔出了另外兩塊更大的木片，一根在顳葉裡，另一根從顳葉延伸至了枕葉，除此之外，他們還清除了散落進杜彼腦腔裡的幾個碎木塊。醫生們從杜彼腦腔裡取出來的這三截樹枝加在一起，總共有25釐米長。
醫生們最擔心的還在後頭，因為帶菌樹枝和杜彼的腦組織接觸了幾個小時，他們不知道他留下多嚴重的後遺症。“我擔心他在手術後大腦會因為感染而壞死，”蒂瓦里醫生說。“但是儘管情況複雜，他沒過幾個星期就完全康復了。”後來，杜彼安了一隻假眼。
“我們翻遍了國際醫學期刊，沒發現一個象我們遇到的這樣罕見、這樣嚴重的病例，”蒂瓦里醫生說。（德文·加內爾）
射釘槍噩夢
新澤西州的丹尼斯·漢尼斯打算修理一下屋頂，看起來這個活兒很好乾，可是丹尼斯有些不耐煩。他的兒子幹起活兒來磨磨蹭蹭。“等你幹完活兒，我就得53歲了，”丹尼斯說。當時是2012年3月，他剛慶祝完52歲生日。
丹尼斯一把抓過射釘槍，要為兒子演示一下怎樣提高效率。但是射釘槍卡了殼，丹尼斯想修理一下。他忘了一個重要步驟：先卸下射釘彈。“我忙中出錯，把那傢伙掉轉槍口朝向了自己，我聽到胸口處‘呯’地一聲，”丹尼爾說。“我知道那裡是心臟。我在心裡對自己說：‘吸一支菸吧，這是你最後一支菸。”
救護車趕到時，丹尼斯正一隻手握著射進自己胸膛的9釐米長槍釘的釘頭，另一隻手拿著一隻煙。他最初本能地想拔出那根釘子，但是他又停了下來。作為一名熟悉作業危險的房產承包商，他知道要是現在拔出這根釘子，他就會流血而死。
心臟外科醫生米歇爾·羅森布魯姆已經裝備就緒，但是在他打開丹尼斯的胸腔、取出了釘子、縫合了傷口之後，丹尼斯出人意料地出現了心臟驟停。“我們對他實施了電除顫，但是幾次電擊仍沒能讓他的心率恢復正常，”羅森布魯姆醫生說。
他們還沒出手術室，醫生們迅速地給丹尼斯使用了心肺機，希望用它給丹尼斯恢復血液循環、平穩心率。“大約搶救了45分鐘，丹尼斯的心臟才恢復了正常工作，”羅森布魯姆說。“我們把他送到了療養病房。”
丹尼斯可以說是因禍得福，一些多年沒有聯繫過的親朋好友陸續來病房看望他——有他曾經最喜歡的侄子，還有失去聯繫的堂兄弟。“假如我是躺在棺材裡，我不會知道他們那麼喜歡我，”丹尼斯說。“先是我的心臟扎進了一根釘子，緊接著愛的潮水就把我淹沒了。”
體內流失255升血液
女兒要降生本來是一件大喜事，但是醫生診斷31歲並且已經生過兩個孩子的吉娜這次長成的是植入性胎盤，一種危及生命的症狀，不能自然分娩。
正常情況下，嬰兒降生後，為其供給營養的胎盤會自動從子宮剝離。而植入性胎盤會在分娩時牢牢地與子宮結合在一起，無法分離。而吉娜的情況是胎盤已經穿透子宮，與膀胱和骨盆壁粘連在了一起。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將子宮全部切除。
終於，婦產科醫生傑森·帕克從手術室走了出來，通知達斯汀：他們的寶寶艾迪遜順利出生了，雖然只有2公斤重，但還健康。可是當帕克醫生給吉娜做接下來的子宮切除時，他遇到了從沒見過的情況。在正常的孕婦體內，向胎盤輸送血液的血管和一支鉛筆的粗細差不多，而吉娜的這些血管和手指一樣粗，並且延伸進骨盆。
“如果把死亡係數從低到高分成10個等級，我的妻子會在哪一級？”達斯汀問。醫生回答：她的死亡係數是9.
手術室裡站滿了產科醫生、外傷醫生、麻醉師、護士和一個泌尿科救治隊。想把吉娜的子宮和胎盤切除下來而不會對其它臟器造成損害，是一項棘手的任務。當胎盤入侵到子宮以外的器官，它就如同一個腫瘤一樣會滋生新血管，提高了大出血的危險。醫生做好了所有的準備工作，但吉娜的失血量仍然是巨大的。一般手術病人平均需要輸血1.4升，一個車禍受傷者可能需要輸47升，而吉娜需要的輸血量總共達到了255升。
8個小時後，醫生們終於止住了吉娜的出血，並且允許達斯汀進手術室去見他的妻子。“要不是醫生們指給我，我都認不出她了，”達斯汀說。吉娜身材纖弱，1.74米的身高，懷孕前體重54公斤，而現在因為輸血、輸液，躺在手術檯上的她顯得臃腫了。“她的兩肩幾乎和床一樣寬，臉也寬了不少，我都不敢看，”達斯汀說。
兩天後，吉娜又接受了幾處手術，止住了殘餘出血。達斯汀再一次等待著。這次，4個小時的手術結束後，醫生們微笑著走出了手術室。吉娜的恢復還有很多未知數，但總的情況良好。象吉娜這樣的大量出血，會導致大腦和心臟受傷，甚至有導致中風的可能。吉娜的腎臟也可能受到了影響，至於她的膀胱是否能完全恢復功能，只有時間能知道。
吉娜出院回家，慢慢地恢復著。10個月後，她需要做一次腹壁修復手術，幫助體內臟腑恢復原位，但是副作用是一隻眼睛的視力受損。現在，親身體會了生育艱辛的吉娜加入了一個慈善機構，以每年一次獻血等方式，專門幫助那些希望獲得子宮健康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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